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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信息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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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对扩散理论的最初表述中，哈格斯特朗认为创新取决于信息。然而，“信息”这个概念具有非常严格的含义，因为他主要关注的是信号的传输，而不是消息的意义：换言之，这个模型本质上是句法的而非语义的。(68)信息流被认为是同质的和未失真的，因此扩散理论依赖于布劳特（Blaut）所谓的”认知纯粹主义”（cognitive purism）。他用这一术语指一种方法论的悬搁（epoché），它悬置了所有结构不对称并且推测出一种“统一的认知领域”。在布劳特看来，这一程序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是被容许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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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格斯特朗所研究的地区（瑞典农村的核心地区）具有文化上统一的空间，那里有大量潜在的采纳者，他们普遍拥有技术和经济的采纳方法，并且那里具有一套已经显然具有实用性的创新。信息本质上是唯一的缺失变量，是开始扩散过程所需要的唯一要素。(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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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张，我们对于这些表述的经验有效性切勿急于下判断，但是许多著作者依据更为一般的理论已经对“信息公理”（布劳特语）提出了异议。这个公理的最基本形式包含了两个主张：“一是地理过程起源于决策；二是决策者能够利用的信息的存在或缺失决定了决策。”这一对假设界定了一种简单的唯意志论，这种唯意志论圈定了一个“柏拉图领域”（Platonic realm），在这个领域中，知识被赋予了“自身的空间”并且得到保护以免受任何结构规定性的干扰。(70)就哈格斯特朗而言，我所认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强化了这些协定的效力：虽然考克斯认为沟通网络使得”社会”对于这个模型至关重要，但是“两两讲述”在仅仅被“几何空间的制约因素”构建的扩散过程中具有首要地位表明情况并非如此。(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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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行为演算法是一种普通演算法——其实，布劳特认为这是“现代地理学的颠倒范式之一”——可是，从芝加哥学派到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者们都试图将沟通、权力和社会秩序联系起来。(72)这些著述合在一起描述了一个宽广的知识弧（intellectual arc），并且它们之间的差异不应该被最小化；但是这些著述都证实了嵌入在甚至最简单的“信息”分类过程中的社会关系。这些著述已经远远超出了含义结构中的“意义”建构（尽管意义建构无疑是哈格斯特朗模型中的一个主要空白），并且福柯尤其表明信息的流通必定会转变成合法性和支配权的生产和再生产。(73)当布罗代尔（Braudel）探头从腓力普二世背后凝视送至其官员办公桌上的信件时，他是在提醒我们注意“消息的速度和信件的传输”标示出了“一场针对距离障碍的不懈斗争”的前线，并且他（同哈格斯特朗一样）重构了“沟通波”，迷向曲面（isotropic surface）在这种沟通波中被转变成了“弹性”信息网络；但他认为这些对距离的不可预期的胜利是维持整个地中海世界政治和商业霸权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16世纪和17世纪中的“六十天长”（sixty days long）。(74)如同这个例子所暗示，在监控和国家之间有一系列的战略调解，因为国家使“信息”这一范畴所受到的指摘超出哈格斯特朗所允许的程度：实际上，这使得吉登斯将二者视为时空距离化的主要来源，并因此认为二者从根本上牵涉到权力的生产。(75)布莱基（Blaikie）提出的那种二元论几乎没有注意到这种结构关联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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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阶级（露骨地控制着国家制度为自身的利益服务），尤其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社会形态中的统治阶级雇佣了一个等级化、空间跳跃且相对有效的、敌视被剥削阶级的沟通渠道系统，而被剥削阶级不得不使用迟钝的、易受干扰的沟通结构，这种结构不能可靠地传送和接受复杂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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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二元论在几个方面是不令人满意的，并且布莱基设定的信息流通和剩余价值流通之间的一致性包含了一种本质主义，这种本质主义认为空间配置直接源自一种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76)但是，承认那些超出认识主体能力之外的异质规定性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哈格斯特朗的早期著述中明显缺乏任何局面的（宏观）结构，并且如我所论证过的，这严重限制了其扩散理论解释历史转变的能力。布劳特对此也有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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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格斯特朗的景观中，结构单位是个体的、微观地理的企业决策者。有关这种颗粒状地区的结构变化的理论可以说与这种地区内部的空间扩散理论相一致。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罕见的情形；纯粹的案例原本是一种亚当？斯密式的景观，这种景观完全没有宏观结构。例如，我们可以将这与农民的状况进行对比……农民的决策权力在宏观地理层面上受到一般剥削结构的限制。(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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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更为有力和敏锐地表述这一观点：一切社会生活都在结构规定性中推进，但是我们不能够根据简单的微观与宏观的区分来理解这些结构规定性。因此，虽然雅帕（Yapa）要求一种偏置创新（biased innovation）模式——这种模式中的不采纳（non-adoption）并非那种“距离阻力”阻止了创新的消极状态，而可以说是“一种产生于社会结构安排的积极状态”(78)——并没有错，但是这些“安排”不应该被设想成结构的等级化集成（hierarchical ensemble），后者的地形学标示出获取生产和再生产资料的不同途径。我们不应该认为这一模式暗含了一种阿尔都塞式的“层面”三部曲，并且我已经拒斥了其中蕴涵的本质主义。我们也不应该设定，这些集成独立于人类能动性，因为我认为它们的组成结构拥有的“因果力”将会通过社会斗争发挥作用，而社会斗争的结果绝不会被完全决定。如果社会结构既是通过这些结构维持自身的社会实践的条件，也是这种社会实践的结果，那么这些结构的对称性总是偶然性的。如同雅帕所指明，“技术创新通常很可能会加剧最初的收入不平等，因为这种创新会导致过多的经济剩余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并且这是一个不断循环和累积的过程”；但是这些“条件和结果”的解释说明并不要求用结构本体论（ontology of structures）代替事件本体论（ontology of events）。(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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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形式的阶级标记法（class notations）都不适合于哈格斯特朗的扩散理论，但就其时间地理学被认为吸收了一个“资源维度”而言，它应当能够回应某些这类批评。当然，哈格斯特朗继续坚持认为“任何计划最有问题的方面之一是及时获取合适的信息”。但他也承认：“将扩散过程首先看做一个沟通问题”，这是采纳了一种“有限视角”。(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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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关注“制约因素的时空机制”时，哈格斯特朗似乎认识到了差异接入（differential access）的重要性——按照布莱基的观点，差异接入对于扩散理论的任何重述都“至关重要”(81)——并且拒斥了他先前的框架，在这一框架中，“如果经济或技术因素明显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阻止创新扩散，那么创新就被避免了”。(82)但是，事态并非如此简单明了。如同我现在所必须表明，哈格斯特朗的“制约因素”并非等同于布劳特的“宏观结构”或雅帕的“结构安排”，甚至不必然与二者相似；这些因素的理论来源与政治经济学完全不同，它们也没有真正给出布莱基所设想的“基于资源的创新扩散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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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哈格斯特朗在很大程度上断言，参与者必须在“初始境遇给定的紧邻区域中”利用计划所需要的资源。这是因为运动具有秩序破坏效应：任何计划“在瓦解之前所能够包含的只不过是一定量的运动”。此外，“空间容纳轨线的有限能力同时意味着每一个参与者周围的每一片邻近区域总是具有某些稀缺性特征”，以至时空竞技场变成了“计划间的战场”。域综合（mosaic of domains）划定了这一战场的前线，并且正是通过前线的调解，“秩序问题”被断然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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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机构的出现是为了处理计划间这种重叠所产生的冲突……这些冲突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障碍系统，而后者阻止轨线转向，并使其朝别的方向前进。(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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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机构”是网状模型的能力制约因素、耦合性制约因素和操控性制约因素的具体化，哈格斯特朗将这三组制约因素简单地描述为“直接呈现自身的”“大集合”。(84)因此，虽然这些制约因素的机缘性接合会形成“结构”，但是它们本身并没有提供一个与社会理论通常的系统化相符合的有序概念系统。其实，哈格斯特朗几乎没有谈及这些制约因素的生产和再生产，而我认为在其最初的计划书中可以找到对这种明显贬低历史性的做法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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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的计划书中，哈格斯特朗区分了恒常性制约因素（“任何政策和计划都无法改变的环境”）与权变性制约因素（这些因素至少原则上可以被有意识地改变）。第一组制约因素为范帕森（Van Paassen）所谓的哈格斯特朗“存在人类学”（existential anthropology）提供了基础，后者建基于这些限定了人类状况本身的“基本制约因素”。它们包括日常生活进行中时空“包容”的不可分割性、有限性和必然性。第二组制约因素可以呈现出许多具有历史具体性的形态，但是其不变的功能被认为是为维持一种至关重要的时空连贯性提供集合调控：这一主张显然与结构功能主义有很多共同点。(85)这两组制约因素都强调结构连续性，因此可以被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结构设计——在这种结构设计中，研究重点指向了不断变化的“时空机制”而非其无所不包的“制约因素”。实际上，哈格斯特朗自己的著述表明其主要目的是确认出计划组织过程中的“秩序”：具体说明常规化互动系统中的“结构”并且将这种结构的力矩直接列入时空轨线的几何结构中，而不是列入任何与常规社会理论范畴相一致的结构领域中。我们时常听人说起的那些“境遇”“在一个并非没有结构的复杂网络中相互联结起来”。(86)当哈格斯特朗将地理学作为“对于有界地区内部并行过程的研究”来谈论，并且将自己的情境原理与传统的组构理论并置时，他是在用一种与标准的科学语汇相去甚远的语言谈论“结构”。(87)他自己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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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一个地理学家基本上会领会到，当观察表明事件聚集在一个时空区块中时，这些事件就必定会暴露一些关系，而一旦我们用范畴整理这些事件并使其脱离该时空区块，我们就不再能够追溯这些关系。(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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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网状模型的“资源维度”不应该根据卡尔斯泰英几乎摒弃的所谓传统计算程序的“金钱偏差”（pecuniary bias）来测定——这种偏差恰恰是大多数对哈格斯特朗扩散理论的批评所需要的——而应该用一种根据将时空表述为“一切人类活动的统一资源投入”的公制来测定。(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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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根本问题显然是如何将情境与组构关联起来，也就是表明路径、计划和域的时空配置如何源自不断发展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实践体系并且对它们作出反馈。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哈维早期在一项对于“地理学”想象和“社会学”想象的讨论中所面临的问题，并且他在向历史唯物主义迈进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这一问题并非是一个独特的语言学问题；这一问题也是吉登斯的一个分析领域——吉登斯在这个领域中通过批判历史唯物主义试图将时间地理学和结构化理论结合起来。(90)斯瑞夫特把这两种运动融合起来从而将劳动过程确定为“组构与情境之间可能的主要连接环节”。(91)劳动过程之所以能够作为汤普森（Thompson）所谓的“连接项”（junction term）发挥这样的作用，是因为如同哈维所强调，“劳动过程对于任何生产方式的运作而言都是基础性的过程，并且对于解释空间分工而言至关重要，而通过空间分工，劳动过程转而与当代区位理论的重新构建和再社会化衔接起来”(92)；虽然吉登斯尖锐地批判了马克思的著述，但他自己对时空商品化进行了分析并且坚持认为这种商品化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焦点”，也是其中日常生活进行的焦点，他的这种立场以一种关于劳动过程和劳动契约的观点为基础，而这种观点并非与马克思最初的表述完全相抵触。(93)然而，哈格斯特朗并不试图阐明这个内涵丰富的概念纽带，并且其所谓的“编织舞”忽视了自身“舞蹈编排”的组构内涵。例如，图13.3中所显示的向一系列“容器”的投入因此被认为是依赖于时空的，并且这些投入的可用性同样“完全取决于转移和储存事先如何分配潜在的投入”。(94)但是，对于这些分配的研究并没有持续下去；可是——据哈格斯特朗自己承认——这些“舞台上的安排”并非是自然形成的。占有或不占有生产资料为阶级关系的构成提供了一个基础，因此阶级关系的确定需要分析“容器”间的关系，也就是它们的包含计划和更大的生产条件分配体系。(95)正是由于诸如此类的原因，布莱基说“差异接入”具有一种战略（和结构）重要性无疑是正确的，并且如果不用这类包容性术语将劳动过程理论化——这些术语与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化和时空周期性的紧急争论交织在一起(96)——那么技术变化就仍然是一件解围事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哈格斯特朗的“首要动力”结果被排斥在他自己的模型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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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反抗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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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格斯特朗最初的扩散理论没有或几乎没有考虑竞争和冲突。在这一理论的甚至最完善的表述形式中，“反抗水平”也被认定最终会降低，并且反抗水平被认为取决于不充分的信息——无知（ignorance）——而不是取决于自觉的集体行动。有一个强假设是：创新是为了公众利益，因此创新的采纳既是没有问题的，同样也是不会引起争议的。这个假设成立与否取决于对“公众”的定义，可是哈格斯特朗的分析局限于既定的“潜在采纳者”群体，因此并没有探究这个阶级的构成及其与其他阶级的不断变化的关系。(97)这实际上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因为，如果创新理论打算探讨历史转型问题，那么这一理论就必须扩大其可理解范围（circle of intelligibility）以便包含社会的时空构成，而不是仅仅包含社会内部片段的时空引导；并且在这样做时，这一理论将不得不承认斗争对于结构化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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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哈格斯特朗在某种程度上试图通过其对“境遇生态学”（situational ecology）的发展将这些过程置入人文地理学领域中，而境遇生态学的存在依赖于不断认识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凸显的竞争和冲突。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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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项计划在运作过程中自始至终似乎都试图将其各个部分（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容纳进其他计划留下的或通过与它们竞争获得的、自由路径和开放时空的迷宫中……等级上下的以及等级间的、具有不同生命期的计划如何相互连接是一个有待分析的中心问题。(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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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我现在所必须表明，“斗争”在非常特定的意义上被处理了。计划的相互连接被设想成一种争夺稀缺资源的、“达尔文式的”竞争，这种竞争确保了“主导性”计划能够保存下来。(99)即便如此，这并非是想表达一种狭隘的生态学观点，并且哈格斯特朗自己明确将这些表述与吉登斯重构的社会理论关联起来：“当我们试图理解……‘结构化’时，研究竞争中计划的相对力量就成了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100)但是，这些连接的问题并非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简单。有两个问题尤为突出。首先，吉登斯将冲突概念与矛盾概念对立起来。冲突是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对立，但矛盾是“结构原则”的脱节，因此与上文中确认出的遗漏有关。只有卡尔斯泰英曾经真正试图从时间地理学的角度描述结构矛盾，但是如同我在别处所论证，他的方案蕴涵了一种隐蔽的功能主义。这些方案依赖于一个源自弗里德曼和戈德利尔著述的“结构因果性”概念。这个概念将“需要”归因于结构和系统，而这却“不被参与者自己承认”，因此这个概念有了瑕疵。(101)第二个问题直接与这最后一点有关。因为吉登斯坚持认为，知识型主体具有完备性。他的结构化理论的全部目的就在于阐述一种能够恢复主体而不陷入主观主义的非功能主义社会理论。(102)虽然哈格斯特朗认可了布蒂默（Anne Buttimer）的“存在主义”纲要（并且我注意到了他自己的“存在主义人类学”），但是他承认“和其他人的思想保持稍微远一点儿的距离会感到更安全”。他继而说，在布蒂默“首先关注个人和群体”的地方，“我的思想更加专注于如何理解个人和群体置身其中的背景环境”。(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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