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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第十五章 苍蝇和细菌：一种知识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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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杰尔·斯瑞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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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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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我们得把玻璃门关上，宝贝，这样苍蝇就进不来了。苍蝇会把身上的细菌带进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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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当后来被问及细菌是什么时）：苍蝇玩的东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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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小品文中，孩子运用他能够利用的知识来解释了妈妈的禁止。该文显示了本章的中心论题，也就是我们之所知是我们之所思和所为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该文还显示了由这个中心主题派生出且又回归到该论题的两个重要论题。第一，知识具有历史具体性。因此，在1872年以前，关于“细菌”的知识并不存在。(2)妈妈不可能知道细菌的存在，因而孩子原本不必回答向自己询问的人。第二，知识具有地理具体性。即便现在，关于细菌的知识也没有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因而在这些没有相关知识的地区，妈妈不必告诉孩子自己不可能知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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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章构成了建立境遇性社会行动（situatedsocialaction）理论的持续尝试的一部分。这一理论必定既不断同社会结构的在场和不在场交织在一起(3)，也不断同复杂的“结构化”过程中相互冲突的社会群体的频繁骚乱交织在一起(4)，但是我想说，这一理论仍然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关注点。(5)我在别处已经概述了这项计划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人格形成过程研究、社交组织化研究以及知识可得性研究（知识在此被最宽泛地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信息）。(6)由于知识可得性仅仅构成了这项计划的一部分，并且必定关系到其他部分，因此其解释必然涉及某些关于人格形成问题和社交性问题的思考。但在下文中，我的主要关注点是“知识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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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分为四节。第一节非常概括地探讨了“知识库”如何逐步建立起来，而第二节描述了历史上构造的知识库内的知识类型；第三节探讨了三个有关知识空间可得性（spatial availability）的案例；而最后一节通过一个政治知识案例研究分析了知识可得性与社会行动之间的关联。大多数例证取自16世纪至19世纪的欧洲并且局限于通过印刷媒介传播的知识。如此限制考察范围显然有弊端，但是我希望这样做带来的连贯性使得利大于弊。当然，由此必然得出的结论是，任何例证说明都是启发性的而非无遗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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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两个限定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我对于境遇性社会行动理论的强调意味着，相比对知识可得性的探讨，我对知识生产、分配和流通的探讨非常少。(7)这样做并非是要贬低后者的重要性，而仅仅是要顺应我业已选择的重点：我在此感兴趣的主要是，行动者具有什么知识任其使用。第二个限定与此有密切关联，即知识完全可得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人们依据知识行动，也不意味着知识毋庸置疑或毫无争议。这蕴涵了有关“意识形态”和“霸权”的重要问题，不过在这里我几乎不会触及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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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社会识知（social knowing）与社会无知（social unkn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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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社会识知这一术语来指一个社会中知识库(8)的持续创造过程，而一直作为各种社会群体成员的行动者可以在生产、生活以及再生产和改造社会群体 (自己的群体和他人的群体)的生活形式从而最终再生产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利用这些知识库。(9)我将这一创造过程视为一个本质上递归的过程，也就是那些既提供社会结构媒介又提供社会结构结果的实践的产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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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从行动者的视角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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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行动者群体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洞察”(11)行动和结构的往复流（reciprocal flow）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而这些行动者群体在这一往复流中既是被建构的也是建构性的。但是，无论一种知识是话语建构的产物，还是实践纲要的未被认识的再运用，这些行动者群体运用这种知识的能力都同时受到两个因素限制：第一个正是对实践之生产（production of practices）的经验；第二个是根据后续事件对这种经验的不断检验和重释。这至少涉及四个相互紧密交织的限制。第一，一切行动者的知识都建基于他们各自关于践行一种特定社会系统的独特经验，而理性的力量只能够相对地独立于这种经验基础。交织在这个系统模式中的支配结构、表义（signification）结构和合法化结构阻碍了某些知识的发现，并且能够在可得的知识中形成未被认识的行动条件。第二，一切知识都是用以生产实践并检验、解释、重构从而最终证实实践的特定习性的结果。(12)而这又为后续的经验和经验概念提供了一个特定的视域，这样就设定了一个限制。第三，有一个基本事实是，一切实践都发生在时间和空间中。人类身体和社会既有的基本物理结构的制约使得知识必须从一系列有限的实践（以及有关这些实践的经验）中生产出来，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不可逆且重复的引导，这种引导通常在分配给每个行动者的历史时期内为思考内容——以及可以获得的思考时间——设置了严格的限制。第四，由于上述三个限制，任何两个行动者都不能够完全地交流知识，而这又设置了第四个限制。如果这两个行动者的经验（例如，都是同一个家庭成员的经验）、习性（例如，都是同一个社会阶级成员）和时空中的位置（例如，都是同一个地区的居民）没有不同，那么交流就会相对容易，而如果这些因素中任何一个存在不同，那么知识传播的可能性就会变小（图15.1）。(13)总之，就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或社会内部可以获得的知识而言，行动者通常只具有这些知识中的一小部分或只有很少的机会获得这些知识，遑论生产和加工这些概念货物（conceptualgoods）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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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1 知识和交流（修改自Kreckel, M., “Communicative Acts and Extralinguisti9c Knowledge” in von Cranach, M. and Harré, R., eds., The Analysis of Action：Recen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dvances, London, 1982, Figure2, p.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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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从社会的视角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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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社会都具有一个综合知识库，并且其中某些知识是全体社会成员都可以获得的，但是有一些知识在各种社会群中的分布是有差异的：因此存在一种知识的社会分布。这种分布取决于社会群体结构化的全部为数众多的维度(14)，例如生物差异（性别、年龄、种族等）、阶级（劳资关系）、国家、地区及它们的所有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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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社会以及其中的每一个社会群体都对自身生存条件有“洞察”，而洞察程度取决于其可以获得的知识库。我们可以将这种洞察编排整理为五种“无知”（unknowing）（图15.2）。(15)第一种无知是未知的（unknown）“知识”。这是那种因其历史和空间位置而完全不可能为一个社会的成员所具有的知识。(16)如同卡斯托里亚迪（Castoriadis）所指出：将一种历史经验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就是存在于更多历史（more history）之中并成为它的一部分以及存在于社会之中并成为它的一部分。这必然意味着根据一个人自己时代和社会的范畴（这些范畴本身就是历史演化的产物）来思考历史。这也意味着联系某个目标来思考历史，而这个目标就是历史本身。(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