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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实践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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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知识可以定义为那种非正式的 (但并不因此是非建构的)知识，这种知识从观察和行事的经验中习得，而后两者发生在非常具体的情境里和直接的互动中。这种知识还构成了许多社会思想史著述中没有记录的“人类思想的大核心”。(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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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知识有四个主要的构成部分。第一，这种知识是未阐明的（unarticulated），也就是说它以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归化的实践为基础，因此这种知识的许多内容现在占据了未探讨的知识——当然也是非编码化知识——的领域。一定要探究实践知识反而就必定不能把握实践知识的要义。(28)第二，实践知识是一种连续且重复的行为流 (flow of conduct)的一部分，后者发生在有限时间内并且以行事为导向。在这个领域中，“我思”与“我能”不可分割，并且长期目标淹没于短期目标之中。第三，实践知识是地方性的，也就是说这种知识在依赖于他人在场的、面对面的直接互动中进行生产和再生产。(29)这种知识深深浸透着历史具体性和地理具体性，从带有特定实践和相关语言用法的地方语境中汲取了资源。那些包含了描述过去实践（及相关实践经验）的名词术语的、关于地方社群的历史解释最清楚地表明这一点。这些解释不仅描述了特定实践的属性，而且也初步呈现了与在具体自然场景中体验一组社会关系相联系的全部实践语言（language of practice）和语言实践（practice of language）的一丝痕迹。最后，实践知识倾向于以有机类比或比喻为基础，并且由于第三个构成部分，这些类比或比喻通常以接近程度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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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和比喻在实践知识体系中的重要性不应该因二者作为例示社会关系的身体行动模式和互动模式的相关物发挥作用而被低估。例如，在下面这段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比喻在一个非洲村落中如何被用以确定经济合作模式和交易模式，而后者构成了当地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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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拉利昂的库兰科人（Kuranko）用kile一词（“路径”或“道路”）比喻社会关系。例如，nyendan bin to kile a wa ta an segi这句格言描述了这样一种状况：当你沿路前行经过路上一种特殊的青草（用作盖茅屋）时，它会折弯回一边，而当你沿路返回经过它时，它又会折弯回另一边。一条道路上的青草的这种来回运动被用来比喻一个社群中人、货物和服务的运动；这是在比喻一种互惠互利。因此，在库兰科语中，人们常用kile ka na faga亦即“以便道路畅通”这一习语来解释赠与礼物（特别是向姻亲）的原因。但是，如果姻亲或邻里间关系紧张，人们就常常说“他们之间的道路不好”（kilenyuma sante ma），而如果一个人让他的朋友失望，人们就会评论说a ma kile nyuma tama a boma（“他和其朋友没有走上一条好的道路”）。(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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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知识体系常常是极其复杂的。(31)但是，在这些体系中，各种现象间建立的关联必须以已知世界为基础，以便对知识的限制能够发挥作用。查普曼（Chapman）给出了如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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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特（Dutt）列出了比哈尔人（Bihar）持有的一些信念或认为的一些征兆，这些信念和征兆与害虫对农作物的侵害有关。他特别指出，有许多农民相信某些毛虫随雨水从天而降，因此整治这类病虫害的措施通常是宗教性的。他们之所以会持有这种信念是因为毛虫在多云和有雨的天气里从虫卵中孵化出来，而他们并不明白毛虫的生命周期。众所周知，人是女人生的，牛犊是母牛生的，但是那里没有人明白飞蛾产下了虫卵，虫卵孵化出了幼虫，幼虫变成蛹，而蛹又变成了飞蛾，这是一个生命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的过程。将害虫与天气状况联系起来是明智的，一个人只有拥有可以拒斥这个解释的“平衡框架”才会对这个解释不满意。(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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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经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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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知识库的逐步建立是知识总体合理化过程的结果(33)，这一合理化过程有一种双重解读：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并以系统的方式组织知识。经验知识同实践知识 (二者有很多类似之处)一样致力于了解掌握生存条件，但是这种知识的运用却发生在一个学习过程中，而这一过程不仅是积累性的，而且在广大的空间维度和较长的时间维度上 (特别是被现代国家和经济机构)系统化和协调化了。现代国家建基于与人口监测 (也就是，收集人口信息，监督人口以及刻画人口特征以便对其进行监督)相联系的各种实践，因而一开始组建正规的工作队伍并系统登记出生和死亡人口，经由人口普查和指纹识别，最后建立现代计算机数据库。同样，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建基于劳动过程的协调和复杂的商品交换，而二者都需要广泛地收集系统知识，因而一开始进行复式记账，经由现代会计核算，最后同样建立计算机数据库。在这两种情况下，相关实践产生的机构都形成了一个储存、接收和传播知识的时空存储位置网络。学校体系形成了这个网络中的一组至关重要的节点。(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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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经验知识的重要特征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经验知识具有异动性（heterodynamic）(35)，也就是说这种知识是凭借行动者的阶级身份以及其他社会群体获得的；并且经验知识会被距离化（distanciated）(36)，也就是说这种知识已经同其描述的经验和事件在时空上分离了。就获得过程而言，经验知识并不依赖于人们的直接在场，但是这种知识的传播所借助的机构和技术使得人身接触可以被回避或专门针对特定的信息“包”。这两个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经验知识的同质化和客观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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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经验知识的首要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书写语词（written word）(37)，但是也并且尤其依赖于印刷术的发明（和现代图书）所产生的实践。大多数评论者都低估了这一媒介的重要性，因此我打算对此进行详细讨论。印刷术的发明对可得知识库以及知识类型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点可以通过探究实践素养（practical literacy）系统得到表明，后者历史上一度是实践知识系统和经验知识系统之间（以及口述文化和读写文化之间）的过渡形式。(38)在印刷术发明之前，这些实践素养系统——通常与一个扩张国家的新兴官僚机构收集统计数据和传达命令有关——必定因抄写员的使用而受到严格的限制。(39)“如同地理空间的延伸因赫拉克勒斯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而受阻，知识本身的传播也因抄写数据库容量有限而受阻。”(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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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的发明改变了这一切。(41)第一且最为显著的是，可得知识库迅速扩大，这不仅体现在知识的绝对量上，而且体现在任一地点的可得知识量上。第二，知识的编码成为可能并且因知识的膨胀变得十分必要。第三，对于许多人而言，不同知识项目之间的参照、比较和选择第一次成为可能且变得可行。例如，许多文本不必抄写就可以会聚在同一地点。第四，知识变得更为准确。知识的编码和比较加上连续抄写导致的错误被消灭使得知识变得更为准确。第五，文献资料库也开始逐步建立起来，这使得人们能够通过阅读学习，也就是学习远处的技能，而不是在互动中学习。这几点都是经验知识的关键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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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经验知识能够作进一步的划分，因而我现在将根据与实践知识的接近性（propinquity）确认经验知识的三个主要子集。第一个子集是现在渗透到经验知识出现之前已经进行的全部实践中的那种经验知识（并且这些实践无须这种知识原则上也可以进行）。这些实践已经通过经验知识的运用以及借助经验知识对它们的学习被系统化了。这种知识涉及的范围很广，可从园艺和厨艺书籍中的知识一直延伸到通过媒体传播的关于政治和时事的知识。第二个子集是以直接致力于再生产国家和经济的全部实践为导向的那种知识，这些实践的存在与经验知识的存在密不可分。这个子集将涉及对某些具体实践——例如，法律、城市规划和工程技术——知识的收集和编码。这种经验知识构成了大多数“职业”的基础，而这几乎丝毫不令人奇怪，因为从历史上看，专业是最早用以将一种知识体系从实践知识中区分出来的手段之一，并因此使专业人员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尊重和经济与社会承认。(42)第三个子集是自然科学的限制经验模型（这实际上是一组关于实践进行方式的指令）产生的知识。许多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以及大多数自然科学都会产生这种知识，并且这种知识源自完全以实用性为导向的实践。这种知识正是“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实践产生的那种知识：(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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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科学是科学事业的关键；常规科学是知识不断生成和积累的途径。但是常规科学绝不是一种根本的创新活动。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既定科学生活形式的日常运作，按照公认标准指示的方法运用公认的程序，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设定了既有知识的正确性。(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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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自然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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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知识类型（经验知识）与从“自然哲学”中搜集的知识相互有重叠。我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使用“自然哲学”这一概念，指试图把许多不同的知识体系统一为一个整体——关于知识的知识整体——的知识。(45)它至少具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特征。首先，自然哲学需要大量时间吸收不同的知识体系并将它们综合起来。(46)如同祁克果（Kierkegaard）所指出，“生活只有在事后才能被理解，但是生活却必定向前延续”。其次，尽管自然哲学可能是一项实践的一部分，但是它与眼下的实践需要仅具有间接的关系。再次，自然哲学的内容与思考可以借助何种知识（无论是实践知识、经验知识还是自然哲学）进行有关。例如，随着可以借以进行思考的对象变得更为复杂，知识可以建基其上的类比或比喻类型也变得更为复杂。因此，“据说，亚里士多德根据马匹牵引运货车来思考因果效应，而伽利略则认为天体类似于在没有摩擦力的海洋里航行的船只”。(47)但是，蒸汽机（机器）、显微镜（无限小）和望远镜（无限大）的类比以及其他许多类比现在已经可以使用。(48)严格来说，我们的世界图像已经机械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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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知识类型与知识可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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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可得性对于自然哲学的形式和内容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并且实际上对知识类型也有同样重要的影响。我们有必要具体地确定这种可得性。我将通过探讨魔法的基础来完成这项任务，因为既然魔法涉及“弥补技术限制留下的鸿沟”(49)，那么魔法就完全可以视作控制生存条件的一种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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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生活方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于其最简单的“魔法”。这是一种实践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在这个体系中，对于魔法的解释和社群生活方式交织在一起，二者相互证实对方，从而实现共赢。(50)实践就是语词，而语词也就是实践。这种魔法在17世纪的英国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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