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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经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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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知识库的逐步建立是知识总体合理化过程的结果(33)，这一合理化过程有一种双重解读：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并以系统的方式组织知识。经验知识同实践知识 (二者有很多类似之处)一样致力于了解掌握生存条件，但是这种知识的运用却发生在一个学习过程中，而这一过程不仅是积累性的，而且在广大的空间维度和较长的时间维度上 (特别是被现代国家和经济机构)系统化和协调化了。现代国家建基于与人口监测 (也就是，收集人口信息，监督人口以及刻画人口特征以便对其进行监督)相联系的各种实践，因而一开始组建正规的工作队伍并系统登记出生和死亡人口，经由人口普查和指纹识别，最后建立现代计算机数据库。同样，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建基于劳动过程的协调和复杂的商品交换，而二者都需要广泛地收集系统知识，因而一开始进行复式记账，经由现代会计核算，最后同样建立计算机数据库。在这两种情况下，相关实践产生的机构都形成了一个储存、接收和传播知识的时空存储位置网络。学校体系形成了这个网络中的一组至关重要的节点。(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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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经验知识的重要特征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经验知识具有异动性（heterodynamic）(35)，也就是说这种知识是凭借行动者的阶级身份以及其他社会群体获得的；并且经验知识会被距离化（distanciated）(36)，也就是说这种知识已经同其描述的经验和事件在时空上分离了。就获得过程而言，经验知识并不依赖于人们的直接在场，但是这种知识的传播所借助的机构和技术使得人身接触可以被回避或专门针对特定的信息“包”。这两个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经验知识的同质化和客观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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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经验知识的首要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书写语词（written word）(37)，但是也并且尤其依赖于印刷术的发明（和现代图书）所产生的实践。大多数评论者都低估了这一媒介的重要性，因此我打算对此进行详细讨论。印刷术的发明对可得知识库以及知识类型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点可以通过探究实践素养（practical literacy）系统得到表明，后者历史上一度是实践知识系统和经验知识系统之间（以及口述文化和读写文化之间）的过渡形式。(38)在印刷术发明之前，这些实践素养系统——通常与一个扩张国家的新兴官僚机构收集统计数据和传达命令有关——必定因抄写员的使用而受到严格的限制。(39)“如同地理空间的延伸因赫拉克勒斯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而受阻，知识本身的传播也因抄写数据库容量有限而受阻。”(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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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的发明改变了这一切。(41)第一且最为显著的是，可得知识库迅速扩大，这不仅体现在知识的绝对量上，而且体现在任一地点的可得知识量上。第二，知识的编码成为可能并且因知识的膨胀变得十分必要。第三，对于许多人而言，不同知识项目之间的参照、比较和选择第一次成为可能且变得可行。例如，许多文本不必抄写就可以会聚在同一地点。第四，知识变得更为准确。知识的编码和比较加上连续抄写导致的错误被消灭使得知识变得更为准确。第五，文献资料库也开始逐步建立起来，这使得人们能够通过阅读学习，也就是学习远处的技能，而不是在互动中学习。这几点都是经验知识的关键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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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经验知识能够作进一步的划分，因而我现在将根据与实践知识的接近性（propinquity）确认经验知识的三个主要子集。第一个子集是现在渗透到经验知识出现之前已经进行的全部实践中的那种经验知识（并且这些实践无须这种知识原则上也可以进行）。这些实践已经通过经验知识的运用以及借助经验知识对它们的学习被系统化了。这种知识涉及的范围很广，可从园艺和厨艺书籍中的知识一直延伸到通过媒体传播的关于政治和时事的知识。第二个子集是以直接致力于再生产国家和经济的全部实践为导向的那种知识，这些实践的存在与经验知识的存在密不可分。这个子集将涉及对某些具体实践——例如，法律、城市规划和工程技术——知识的收集和编码。这种经验知识构成了大多数“职业”的基础，而这几乎丝毫不令人奇怪，因为从历史上看，专业是最早用以将一种知识体系从实践知识中区分出来的手段之一，并因此使专业人员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尊重和经济与社会承认。(42)第三个子集是自然科学的限制经验模型（这实际上是一组关于实践进行方式的指令）产生的知识。许多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以及大多数自然科学都会产生这种知识，并且这种知识源自完全以实用性为导向的实践。这种知识正是“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实践产生的那种知识：(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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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科学是科学事业的关键；常规科学是知识不断生成和积累的途径。但是常规科学绝不是一种根本的创新活动。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既定科学生活形式的日常运作，按照公认标准指示的方法运用公认的程序，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设定了既有知识的正确性。(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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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自然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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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知识类型（经验知识）与从“自然哲学”中搜集的知识相互有重叠。我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使用“自然哲学”这一概念，指试图把许多不同的知识体系统一为一个整体——关于知识的知识整体——的知识。(45)它至少具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特征。首先，自然哲学需要大量时间吸收不同的知识体系并将它们综合起来。(46)如同祁克果（Kierkegaard）所指出，“生活只有在事后才能被理解，但是生活却必定向前延续”。其次，尽管自然哲学可能是一项实践的一部分，但是它与眼下的实践需要仅具有间接的关系。再次，自然哲学的内容与思考可以借助何种知识（无论是实践知识、经验知识还是自然哲学）进行有关。例如，随着可以借以进行思考的对象变得更为复杂，知识可以建基其上的类比或比喻类型也变得更为复杂。因此，“据说，亚里士多德根据马匹牵引运货车来思考因果效应，而伽利略则认为天体类似于在没有摩擦力的海洋里航行的船只”。(47)但是，蒸汽机（机器）、显微镜（无限小）和望远镜（无限大）的类比以及其他许多类比现在已经可以使用。(48)严格来说，我们的世界图像已经机械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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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知识类型与知识可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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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可得性对于自然哲学的形式和内容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并且实际上对知识类型也有同样重要的影响。我们有必要具体地确定这种可得性。我将通过探讨魔法的基础来完成这项任务，因为既然魔法涉及“弥补技术限制留下的鸿沟”(49)，那么魔法就完全可以视作控制生存条件的一种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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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生活方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于其最简单的“魔法”。这是一种实践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在这个体系中，对于魔法的解释和社群生活方式交织在一起，二者相互证实对方，从而实现共赢。(50)实践就是语词，而语词也就是实践。这种魔法在17世纪的英国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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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一个英国村落都有自身的“巫师”，也就是白魔法师，他告诉那些被抢劫的人如何拿回自己的财物，告诫人们什么时间或季节适于旅行并且预言未来。持有这种信念的人并不局限于没有受过教育的村民。(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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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此同时，在英国还存在另一种魔法，这种魔法因被认为出自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Hermes Trismegistus）之手的文献于15世纪被发现而在大学和宫廷得到了“复兴”。(52)这种被认为建基于埃及人的魔法宗教的赫尔墨斯传统（Hermetic tradition）异常迅速地传播开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新的印刷媒介）。那些以占星术和炼金术广为人知的知识体系也随之更加兴盛起来。(53)这三种知识体系和“科学”体系的划分界限是不明确的。一边是将科学发现吸收进其著作的魔法师：布鲁诺，他将哥白尼的发现视为赫尔墨斯主义（Hermetism）的证明；托马索·康帕内拉（Tomaso Campanella），他愿意承认一类“真正的人工魔法”（例如，机械雕像）存在(54)；占星家和药草师尼古拉斯·卡尔佩珀（Nicholas Culpeper），他利用当时发明不久的对数辅助计算工作；以及对数的发明者约翰·纳皮尔（John Napier），据说他最重视对数是因为后者加快了他对神秘数字666的计算，这个数字是《新约·启示录》中兽的数目。(55)另一边是艾萨克·牛顿，他并非被描述成“理性时代的第一人”，而是被描述成“最后一个魔法师”；并且他留下了数百页关于炼金术的未发表手稿，而他研究数学是为了理解占星术。(56)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大量收集观察资料以便重新绘制夜晚天空图，这主要是出于占星的需要；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罗伯特·波尔（Robert Boyle）运用占星计算来发现“最适于种植牡丹的”时间(57)。这些关联已经足以表明“实践科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从人们对魔法的重新关注中发展起来的”。(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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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占星术和炼金术消亡的原因是复杂的。一个原因是，它们在英国遭到一种宗教反对，这种宗教自身具有一种与之竞争的世界体系，并且总是与一种不同的“合理性”联系起来；另一个原因是，当与其他体系（这些体系此前并不存在）比较时，魔法越来越不能够发挥作用了；还有一个原因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实践和经验知识体系逐渐运用自如，这开始证实了这种世界观而不是以“魔法”为基础的世界观。但是我们可以合理地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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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机械论哲学的环境是否从一开始就允许将意识形态因素吸收进这种哲学，而这些因素现在已经成了这种哲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完全拒斥魔法师的方法是否也许已经关闭了某些原本可以敞开且对科学有利的大门。用贝纳尔（Bernal）的话说，科学不仅是“有序的技术”，而且也是“合理化的神话”。(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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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兴衰的案例说明了两个主要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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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实践知识、自然哲学以及经验知识之间的关联绝不是单向的：从自然哲学到经验知识等知识类型，最终到老百姓。例如，实践知识能够介入到经验知识或自然哲学的构建，并且这可能以最意外的方式出现。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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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加拉以及中国，都存在用手指蘸墨水或焦油在信件和文件上按手印的习俗：这可能是源自占卜实践的知识所致。1860年，孟加拉胡格利（Hooghly）的地区行政长官威廉·赫歇尔（William Herschel）爵士偶然遭遇这种在当地人当中常见的习俗，看到了它的用途，于是想利用这个习俗来改善英国行政管理运作……但实际上……对某些这类识别手段的需求却大量存在：在印度以及其他英国殖民地，原住民都不识字，好争论，很狡猾，不诚实，在欧洲人看来没有什么区别。1880年，赫歇尔在《自然》杂志发表论文宣布，经过17年的试验，指纹识别正式被官方引入胡格利地区，并且已经使用了三年，取得了最佳效果。帝国行政官员已经接收了孟加拉人的……知识并利用这种知识来对付他们。(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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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看到了赫歇尔在《自然》上发表的文章，将其与普契尼（Purkyné）的理论工作结合起来，从而把指纹识别引入了英国和世界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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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魔法的案例表明，包括“科学家”和自然哲学家在内的一切行动者只能够用他们所具有的知识工作，并且这些知识影响了他们对“合理性”的认识和塑造。如同托马斯（Thomas）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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