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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自然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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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知识类型（经验知识）与从“自然哲学”中搜集的知识相互有重叠。我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使用“自然哲学”这一概念，指试图把许多不同的知识体系统一为一个整体——关于知识的知识整体——的知识。(45)它至少具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特征。首先，自然哲学需要大量时间吸收不同的知识体系并将它们综合起来。(46)如同祁克果（Kierkegaard）所指出，“生活只有在事后才能被理解，但是生活却必定向前延续”。其次，尽管自然哲学可能是一项实践的一部分，但是它与眼下的实践需要仅具有间接的关系。再次，自然哲学的内容与思考可以借助何种知识（无论是实践知识、经验知识还是自然哲学）进行有关。例如，随着可以借以进行思考的对象变得更为复杂，知识可以建基其上的类比或比喻类型也变得更为复杂。因此，“据说，亚里士多德根据马匹牵引运货车来思考因果效应，而伽利略则认为天体类似于在没有摩擦力的海洋里航行的船只”。(47)但是，蒸汽机（机器）、显微镜（无限小）和望远镜（无限大）的类比以及其他许多类比现在已经可以使用。(48)严格来说，我们的世界图像已经机械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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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知识类型与知识可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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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可得性对于自然哲学的形式和内容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并且实际上对知识类型也有同样重要的影响。我们有必要具体地确定这种可得性。我将通过探讨魔法的基础来完成这项任务，因为既然魔法涉及“弥补技术限制留下的鸿沟”(49)，那么魔法就完全可以视作控制生存条件的一种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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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生活方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于其最简单的“魔法”。这是一种实践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在这个体系中，对于魔法的解释和社群生活方式交织在一起，二者相互证实对方，从而实现共赢。(50)实践就是语词，而语词也就是实践。这种魔法在17世纪的英国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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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一个英国村落都有自身的“巫师”，也就是白魔法师，他告诉那些被抢劫的人如何拿回自己的财物，告诫人们什么时间或季节适于旅行并且预言未来。持有这种信念的人并不局限于没有受过教育的村民。(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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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此同时，在英国还存在另一种魔法，这种魔法因被认为出自赫尔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Hermes Trismegistus）之手的文献于15世纪被发现而在大学和宫廷得到了“复兴”。(52)这种被认为建基于埃及人的魔法宗教的赫尔墨斯传统（Hermetic tradition）异常迅速地传播开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新的印刷媒介）。那些以占星术和炼金术广为人知的知识体系也随之更加兴盛起来。(53)这三种知识体系和“科学”体系的划分界限是不明确的。一边是将科学发现吸收进其著作的魔法师：布鲁诺，他将哥白尼的发现视为赫尔墨斯主义（Hermetism）的证明；托马索·康帕内拉（Tomaso Campanella），他愿意承认一类“真正的人工魔法”（例如，机械雕像）存在(54)；占星家和药草师尼古拉斯·卡尔佩珀（Nicholas Culpeper），他利用当时发明不久的对数辅助计算工作；以及对数的发明者约翰·纳皮尔（John Napier），据说他最重视对数是因为后者加快了他对神秘数字666的计算，这个数字是《新约·启示录》中兽的数目。(55)另一边是艾萨克·牛顿，他并非被描述成“理性时代的第一人”，而是被描述成“最后一个魔法师”；并且他留下了数百页关于炼金术的未发表手稿，而他研究数学是为了理解占星术。(56)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大量收集观察资料以便重新绘制夜晚天空图，这主要是出于占星的需要；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罗伯特·波尔（Robert Boyle）运用占星计算来发现“最适于种植牡丹的”时间(57)。这些关联已经足以表明“实践科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从人们对魔法的重新关注中发展起来的”。(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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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占星术和炼金术消亡的原因是复杂的。一个原因是，它们在英国遭到一种宗教反对，这种宗教自身具有一种与之竞争的世界体系，并且总是与一种不同的“合理性”联系起来；另一个原因是，当与其他体系（这些体系此前并不存在）比较时，魔法越来越不能够发挥作用了；还有一个原因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实践和经验知识体系逐渐运用自如，这开始证实了这种世界观而不是以“魔法”为基础的世界观。但是我们可以合理地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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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机械论哲学的环境是否从一开始就允许将意识形态因素吸收进这种哲学，而这些因素现在已经成了这种哲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完全拒斥魔法师的方法是否也许已经关闭了某些原本可以敞开且对科学有利的大门。用贝纳尔（Bernal）的话说，科学不仅是“有序的技术”，而且也是“合理化的神话”。(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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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兴衰的案例说明了两个主要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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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实践知识、自然哲学以及经验知识之间的关联绝不是单向的：从自然哲学到经验知识等知识类型，最终到老百姓。例如，实践知识能够介入到经验知识或自然哲学的构建，并且这可能以最意外的方式出现。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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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加拉以及中国，都存在用手指蘸墨水或焦油在信件和文件上按手印的习俗：这可能是源自占卜实践的知识所致。1860年，孟加拉胡格利（Hooghly）的地区行政长官威廉·赫歇尔（William Herschel）爵士偶然遭遇这种在当地人当中常见的习俗，看到了它的用途，于是想利用这个习俗来改善英国行政管理运作……但实际上……对某些这类识别手段的需求却大量存在：在印度以及其他英国殖民地，原住民都不识字，好争论，很狡猾，不诚实，在欧洲人看来没有什么区别。1880年，赫歇尔在《自然》杂志发表论文宣布，经过17年的试验，指纹识别正式被官方引入胡格利地区，并且已经使用了三年，取得了最佳效果。帝国行政官员已经接收了孟加拉人的……知识并利用这种知识来对付他们。(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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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看到了赫歇尔在《自然》上发表的文章，将其与普契尼（Purkyné）的理论工作结合起来，从而把指纹识别引入了英国和世界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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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魔法的案例表明，包括“科学家”和自然哲学家在内的一切行动者只能够用他们所具有的知识工作，并且这些知识影响了他们对“合理性”的认识和塑造。如同托马斯（Thomas）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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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魔法行为是不起作用的宗教仪式，仅仅是人们在遇事全然无助时的一种不得以之举，那么我们将如何归类那些我们笃信但后来却又显示出无用的“科学”治疗法呢？这就是盖伦派医学（Galenic medicine）的命运，这种医学在16世纪是民间医疗技术的主要竞争对手。但是，这也是现今许多医学的命运。社会学家已经注意到，当代的医师和外科医生从事许多非手术治疗的仪式实践。(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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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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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和17世纪的所有证据都暗示，普通人从来没有系统地区分魔法和医学……那个说自己从来不“相信”医生的现代工人阶级女性承认病人实际上仍然带有一种本质上未定型的忠诚。病人对自身治疗过程基本原理的了解通常并不比委托人对巫师的了解多。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明确区分“科学”与魔法……如果魔法被定义为当不能利用有效技术时运用无效技术来减轻焦虑，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任何社会都从来没有摆脱魔法的影响。(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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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每个行动者通过持续的修修弄弄经常将这些知识类型轻易地拼凑在一起，而这种修修弄弄被封闭在每个人的日常行为之中。然而，这并不是说，这其中没有任何问题；并且印刷知识在空间上和对于社会群体的可得性变化使得问题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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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社会识知和社会无知的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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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节的目的有两个：第一，确定各种类型知识（尤其是经验知识）的分布存在空间变化；第二，确定在那些更为突出的模式的制约下，每个位置上存在的不同社会群体对于组成其知识库的各种知识获取机会不同——简言之，不同类型的知识在空间上具有一种社会分布。我一开始探讨的两个例证源自17世纪和18世纪，那时知识分布仅仅因印刷术和大规模国立学校教育体系兴起而变得复杂，没有受到其他媒体的影响。接着，我将试图表明知识的空间变化在19世纪和20世纪越来越大，这反映出社会的空间组织和知识的社会分布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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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世纪中期，经验知识通过印刷书籍变得可以广泛传播。这种新媒介改变了阅读、书写和学习的技术和特征以及阅读、书写和学习的可能内容。印刷书籍兴起迅速。据估计，甚至在1550年前，欧洲印刷的书籍已经有两千万册；而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印刷书籍增加了一亿五千万到两亿册。(63)这些书籍显然并非专供上流社会消费，尽管只要成本和读写能力（literacy）的限制存在，书籍消费就同样显然会以上流社会为导向。这些书籍本身涉及异常广泛的主题，从祈祷手册和灵修文学到学术文献和教科书，直至祈祷书和改写的中世纪传奇故事。但是到15世纪90年代，廉价书或“通俗读物”已经在法国出现。这些读物在17世纪早期获得了较广大的读者群，当时它们以小蓝纸面书籍的形式出现，大量联合在一起的小商小贩以每本两个苏（sous）的价格出售这种书籍。这些书籍以“蓝皮书库”（Bibliothèque bleue）著称，是法国许多历史研究的主题。(64)近来，一种类似的英国文学开始围绕16世纪、17世纪和18世纪便宜的通俗读物这一主题逐渐兴起，这使得我们有可能就这个时期英国各种知识的空间分布进行一番探讨。(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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