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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1702358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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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社会识知和社会无知的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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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节的目的有两个：第一，确定各种类型知识（尤其是经验知识）的分布存在空间变化；第二，确定在那些更为突出的模式的制约下，每个位置上存在的不同社会群体对于组成其知识库的各种知识获取机会不同——简言之，不同类型的知识在空间上具有一种社会分布。我一开始探讨的两个例证源自17世纪和18世纪，那时知识分布仅仅因印刷术和大规模国立学校教育体系兴起而变得复杂，没有受到其他媒体的影响。接着，我将试图表明知识的空间变化在19世纪和20世纪越来越大，这反映出社会的空间组织和知识的社会分布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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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世纪中期，经验知识通过印刷书籍变得可以广泛传播。这种新媒介改变了阅读、书写和学习的技术和特征以及阅读、书写和学习的可能内容。印刷书籍兴起迅速。据估计，甚至在1550年前，欧洲印刷的书籍已经有两千万册；而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印刷书籍增加了一亿五千万到两亿册。(63)这些书籍显然并非专供上流社会消费，尽管只要成本和读写能力（literacy）的限制存在，书籍消费就同样显然会以上流社会为导向。这些书籍本身涉及异常广泛的主题，从祈祷手册和灵修文学到学术文献和教科书，直至祈祷书和改写的中世纪传奇故事。但是到15世纪90年代，廉价书或“通俗读物”已经在法国出现。这些读物在17世纪早期获得了较广大的读者群，当时它们以小蓝纸面书籍的形式出现，大量联合在一起的小商小贩以每本两个苏（sous）的价格出售这种书籍。这些书籍以“蓝皮书库”（Bibliothèque bleue）著称，是法国许多历史研究的主题。(64)近来，一种类似的英国文学开始围绕16世纪、17世纪和18世纪便宜的通俗读物这一主题逐渐兴起，这使得我们有可能就这个时期英国各种知识的空间分布进行一番探讨。(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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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克斯顿（Caxton）于1476年在英国创立了第一家印刷出版社。到16世纪时，通俗读物已经出版发行；到17世纪时，“关于新闻、宗教宣传、占星预测和忠告、歌谣、轰动事件和色情内容的印刷小册子开始稳定发行”。(66)大众基础教育的快速发展（至少直到王政复辟时代）尤其导致了发行量的增长。因此到17世纪末，英国社会发生了如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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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一个来自相对贫穷家庭的小男孩到六岁或八岁时已经接受了一两年的教育。从历史上看，他几乎不抛头露面的姐姐有时接受教育，学习识字。如果一个小男孩上学上到七岁，他就能够认字；如果他上到八岁或最晚到九岁，他就能写字。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能够弄懂小商贩带来的便宜出版物。在这两种情况下，他的精神状况都经历了巨大而又十分重要的变化。(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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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学作品的影响是双重性的。第一，它表明口述主导的文化开始逐步过渡到印刷文化，而实践学习和实践推断逐步过渡到更为合理、系统和距离化的世界观。但这种过渡是非常缓慢的；必须记住，许多通俗读物旨在服务于大声朗读，而还有许多只不过是将口述传统转录进印刷品。(68)第二，通俗读物是传播新经验知识的一种手段。在这里，年鉴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例子。据估计，到17世纪60年代时，英国每年生产40万本年鉴；每三个家庭中就有一个购买一本年鉴。(69)这种年鉴不仅仅是占星预测和农历的资料来源。它们提供了关于宗教和社会的信息，尤其是提供了关于占星术（包括就建筑工具和罗盘给出的忠告）、数学和医学的信息从而“在新科学的普及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7世纪尤其如此”。(70)这些年鉴也成为通常可获得的政治、历史（通常是关于世界的简要历史）和地理信息的唯一系统来源。例如，“在17世纪下半叶，《白皮书》（White）每年向其读者提供一份简单的英国地图，该地图可以表明英国的边界线”。(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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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图15.3所表明，这种知识的空间分布是不断变化的。(72)一般而言，那些住在大城市外围区域的人不仅更可能缺少学校教育，而且更可能相对缺乏阅读材料。他们进行比较和对比的能力以及摆脱经验世界束缚的能力因此大为受到限制，尽管经由小商贩销售的“通俗读物已经可以为需要它们的读者所获得，即便这些读者身处偏远的地区”。(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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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思考比年鉴所提供的经验知识更为系统且通常可得性较小的经验知识时，阶级作为考虑因素就更有理由进入我们的探讨之中。为了表明这一点，我们必须将目光投向18世纪，投向那个卓越的启蒙出版冒险事业，也就是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74)，这部丛书从1751年出版的第一卷开始就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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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理性单独确定的界限绘制知识世界的地图。如同该书的标题页所宣称，它自封为“科学、艺术和手工艺的理性词典”——也就是说，用理性的标准衡量一切人类活动，从而为重新思考世界提供一个基础。(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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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3 1697—1698英格兰和威尔士特许小商贩的空间分布（Spufford, M., SmallBooksandPleasantHistories: PopularFictionanditsReadershipinSeventeenth-centuryEngland, London, 1981, p．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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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全书》在经验知识库的历史中至关重要，因为它代表了事实上存在的对于传统学习的批判，暗示这种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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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是偏见和迷信。因此，在《百科全书》皇皇二十八卷对开本以及其包罗万象的71818个词条和2885幅插图中隐含着一种认识论的转向，这种转向改变了一切已知事物的面貌。(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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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最初的四个版本是豪华的精装本，只有少数人能买得起，在1789年前总计只占到《百科全书》出版发行量的40％。大部分销售的《百科全书》是1777年至1782年间印刷的减价四开本和八开本。法国出版的《百科全书》中有50％到60％是四开本，并且所有的订购都可以追查，至少可以追查到书商。(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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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以贝桑松市（Besancon）为例，从中可以得出这些图书模式的阶级性质。(78)贝桑松在某些方面看起来并不是《百科全书》最畅销的地区——它是一个主要履行宗教和行政职能的省会，波旁王朝官僚政治的一个真正堡垒；但是它也有一个公共图书馆，一个文学室和四个书商。当地人口识字率很高（男性达到95％，女性达到60％）。结果，《百科全书》在一些群体中卖得不错——包括贵族、军人、国会议员、医生和律师。相反，占贝桑松人口3/4的工匠、小店主、临时工和仆人完全没有出现在订购者之列，而围绕该市的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省的农民和小店主也没有订购。当然，有一些未订购者也许会到当地阅览室查阅《百科全书》，但是大多数未订购者获取该书中知识的机会就——因诸如距离、阶级、实践和阅读能力等许多相互密切交织在一起的因素——被大大限制了。其实，就法国总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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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可以确定中下层社会中不可能有很多读者购买了《百科全书》，但是该书的主要吸引力是针对传统精英阶层——也就是那些主导省会和小城镇行政和文化生活的人。(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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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百科全书》的扩散记录了知识的空间分化，这种分化（至少在法国）明确是以城市系统的阶级构成为基础的。《百科全书》对经验知识的储存从一开始就明显是“颠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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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和18世纪，知识的获取（对于除某些中上层社会成员之外的所有人而言）仍然取决于出生（和生活）地点以及学校、书商和其他经验知识传播手段在当地的相应可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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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19世纪和20世纪可以说是经验知识可得性的空间变化程度快速同质化的时期。至少有三种趋势导致了这一事态。第一，大规模学校教育体系和义务教育制度的出现意味着出现了共同的知识水平。第二，交通运输系统速度和效率的提高，也就是“时空收敛”(80)现象意味着有可能获得更多传播知识的机构。第三，大量发行的报纸、广播、电视和如今智能化的家庭信息系统提供了一个容量大且通常可以获得的共有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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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里还存在两种相互对抗的趋势，其源头可以追溯到19世纪之前，但是现在已经成为围绕不同的专业化知识库动员社会群体的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阶级和其他社会分群（social groupings）明显将各种大众媒体的“客户”区分开来，以至于所有社会群体真正共享的（并且可能在空间上同质的）知识库很可能非常小；就大规模学校教育体系而言，情况也是一样。(81)第一，由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各种科学——这些科学领域有精通特定知识库的专家——的发展，总知识库在19世纪呈现出爆炸趋势。第二，各种社会群体趋向于争抢这一不断增长的知识体系（所有人或大多数人都具有的知识除外），将其用作丰富的“文化资本”资源(82)，并借助这一资源将自身与其他社会群体区分开来从而获得经济和社会的优势（因此，教育体系既提供了同质性的根据，也提供了异质性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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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经验知识分布的空间变化仍然存在，甚至比过去更大了，但是这种变化日益依托于隔离生活空间（sequestered life-spaces）模式中经验知识的社会分布。(83)因此，经验（和实践）知识的社会分布与诸如家庭、中小学校、大学或办公室等机构节点联系起来，而后者形成了一组端点，这组端点根据行动者作为特定社会群体成员的身份有选择地引导了其生活路径。(84)这种引导使得特定种类的共享知识被获取（并且对这种知识施加了限制），而这又最终确保了该群体作为社会空间实体的再生产。此外，这些节点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都被组织成独特的隔离生活空间。工人阶级的生活空间即便现在也主要是局限在当地；在当地上学，然后在当地工作。中产阶级的生活空间则更为广大：在当地上学后可能进入异地的大学，然后又在别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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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通过取自18世纪的另一例子，也就是对詹姆斯·克雷格（James Clegg, 1679—1756）和理查德·凯（Richard Kay）两位医生的研究更加具体地表述这些观点。(85)这两位医生是同一社会群体的成员，一直是长老会教徒和中产阶级；虽然生活地点相距几公里，但是他们有共同的兴趣和朋友(86)，并且他们聆听同一些人的布道。其实，他们甚至可能碰过面。我们用时间地理学的方式描述了他们在1745年7月的一星期内各自的生活路径和日常路径。这个特定社会群体生活形式的共同关节点立刻就凸显了出来——家庭、学校和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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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克雷格和凯所利用的知识库能够得出哪些观点呢？第一，他们具有一个共享的自然哲学知识库。二者接受的教育都基本源自一些宗教学校和不信奉国教的学院。第二，他们拥有一个共享的实践知识库，也就是一种封闭的同动态准则（homodynamic code），它建基于家庭、农场和教堂的地方化常规并被其吸纳。第三，他们都有机会获取大致相同的经验知识来源——学校、书会（Book Society）会议、哲学讲座以及各种图书和杂志。(87)当然，他们尤其具有许多相同的医学知识，这些知识虽然原始但随着生理学和解剖学的缓慢发展也逐渐变得更加系统。(88)他们的日记显示，他们精通抽血、使用医蛭和灌肠剂、断肢再接和切除肿瘤。但是，克雷格的生活路径与凯的生活路径之间有一个重要差别。克雷格本身是一个拥有小农场的长老会牧师，他行医是为了维持生计，这种行医常见于英国偏远农村地区，但他已经很少干这一行了。他的医学知识是通过自学以及跟麦克莱斯菲尔德（Macclesfield）的另一名医生做学徒获得的。经其他（长老会）医生推荐，他在缺席的情况下获得了阿伯丁（Aberdeen）大学的医学学位，这使得他没有执照也可以行医。克雷格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业余”医生，其生活路径形成的地方化生活空间反映了这一点。相反，凯在伦敦的盖氏医院（Guy’s Hospital）接受了一年的正规训练，而他的日记清楚地表明，从医是他的第一志向，他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行医济世。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医生职业开始形成，看到了部分新职业中产阶级开始形成，看到了经验知识的社会分布开始形成，而从业资格开始充当文化资本。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较之克雷格，凯的生活空间发生了相应变化——也许在伦敦接受正式训练仅一年，但很快就演变成了长期的正式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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