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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政治知识的物理可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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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毫无疑问的是，知识的空间分布具有其效应。尤其显著的是，空间封闭限制了人们能够了解什么事物。这一点可以从一个有些令人悲伤的例子中得到说明。这个例子就是1817年的潘里吉村“起义”，当时两三百人聚集在潘里吉村和戴尔比峰（Derby Peak）脚下的其他村落，期待聚集在其他中心的同伴与他们一起揭竿而起。(90)这种对同伴行动的预测在一定程度上是根据臭名昭著的奸细“奥利弗”（Oliver）提供的错误信息作出的。奥利弗之所以能够成功行骗是因为这些村落很封闭，没有外界消息，而这与他们没有机会接触伦敦以及地区中心的政治组织有很大关系。但是，我们不应该把失败原因过多地归结于封闭因素。封闭具有增进社群凝聚力、培育政治传统以及使村落避开当局监管这三重逆效应（counter-effect）。此外，取自19世纪早期和中期英国的证据表明，政治知识确实常常出人意料地传播到一些原本看起来封闭的农村社群。例如，在19世纪早期，许多濒临破产的小商贩不仅兜售一系列临终之言（dying speeches）和通俗读物，而且兜售政治小册子和年鉴。(91)后者刊载有对政治事件的解释，而这些解释中常常掺杂尖锐的政治评论。其他“掮客”（link men）也会提供政治新闻和评论(92)，尤其是那些邮递员和马车夫，他们不仅带来了报纸、期刊和激进书籍，而且充当了政治观点的传播者和真实事件的见证人。(93)当然，激进报刊和普通报纸的扩散加上诸如潘恩（Paine）的《人权论》（RightsofMan）等出版物史无前例的成功极大地提高了英国可得政治知识的水平。汤普森（Thompson）很好地概述了19世纪早期和中期的相关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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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贝特（Cobbett）的第二份《政治记事周报》（Register）在其全盛时期也就是1816年10月至1817年2月期间，发行量大约达到每周40000至60000份，超过其他任何与之竞争的刊物发行量许多倍。《黑侏儒》（BlackDwarf）在1819年的周发行量是12000份，虽然这个数字在彼得卢事件（Peterloo）后可能被超越了。此后，印花税（和运动的衰退）使得发行量锐减，尽管卡莱尔（Carlile）的期刊在二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发行量都维持在几千本。在改革法案的鼓动下，激进报刊的发行量再一次剧增：多赫提（Doherty）的《人民之声》（Voiceofthepeople）以及《先锋》（ThePioneer）的发行量都达到了一万多本……而许多小期刊例如《毁灭》（Destructive）发行量只有几千本。昂贵的周刊（售价7便士至1先令不等）在印花税实施的十年间销量急剧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因廉价书籍和单行本的销量增长得到弥补……在同一时期，大多数中心地区都至少有一种（伦敦有很多种）日刊或周刊尽管没有公开表明“激进的”立场，但却迎合了大量激进的民众。(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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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交通发展也对政治知识可得性发生了影响，但是这种影响至少最初绝不是完全积极的。例如，在农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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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30年到1870年这段相对沉寂的时期内，有一个影响因素也许是火车出现后长途马车运输网络的瓦解。铁路也许将城市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但是在农村地区却不能够取代原来道路上的掮客所发挥的作用。铁路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一体化，分布非常稀疏并且停靠站点很少。其实，铁路一开始将农村劳动者封闭起来，使他们不能与存在政治激进主义的城市中心和那里的劳动者进行定期和直接的接触。宪章运动几乎没有波及农村地区就不足为怪了。19世纪四五十年代村落的视野较之30年代的村落可能更为狭隘。然而到19世纪60年代，这种视野又开始得到拓宽。便宜的日报、全国性的互济会网络、一便士邮政制……所有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都依赖于一个全国性的铁路网络，并且逐渐有助于恢复最初被铁路切断的村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因此，全国性的农业工联主义运动有可能发展起来。(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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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政治知识同读写能力和教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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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社群要想接收政治知识，那么其成员就需要具备一定的读写能力；其实至19世纪早期，随着至少某些教育的可能性增大，读写能力开始在英国得到普及。据估计，甚至在该世纪初，两个读写能力最低的群体（农业劳动者和仆人）中三分之一人口读写能力不足以签署结婚登记簿，而商人和工匠中读写能力能够签署登记簿的人口比例大约是这两个群体的两倍。(96)读写能力在空间上显然存在变化，并且一般而言，城市人口读写能力最高，而农村读写能力最低。可是即便在农村地区，大多数家庭都有几本书，虽然这些书主要关涉宗教。(97)当然，读写能力并不是获取政治知识的一项必要前提条件。工人阶级中有文化的那些成员（特别是工匠）可以为那些没有文化的同伴充当抄写员，并且常常被指定在酒吧或其他相关场所为大家朗读报纸。詹姆斯·道森·伯恩（James Dawson Burn）提供了众多部类似的自传体回忆录中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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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灵汉有一个名叫乔治·希通（George Seaton）的年轻人，他跟着马具师吉普森（Gibson）先生做学徒。希通这个人认真好学，勤于思考，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公共朗诵者。在《黑侏儒》出现在村落后的一段时期，希通养成了在位于村落中心的老十字路口为几个比较有领悟力的劳动者朗读该期刊的习惯。(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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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政治知识传播的组织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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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知识进行传播的机构框架显然是至关重要的，而这种发端于19世纪早期的组织也显然经历了沧桑巨变。在英国，出现了新的或经过调整的整体知识传播节点网络，这些节点可以提供报纸、期刊和书籍。例如，报纸可以存放在一个有时甚至带有一个小图书馆的新型咖啡店里(99)，或者可以在酒吧或啤酒店被大声朗读给人们听。技工图书馆变得常见。市场上的小摊已经在销售激进文学作品。甚至小作坊的员工也凑钱购买一种期刊或报纸。对于那些有志向的人而言，这些节点当时构成了他们生活路径所穿过的常规化渠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节点引入了一种流行的新社交形式。(100)科切斯特（Colchester）的一位裁缝托马斯·卡特（Thomas Carter，1792）就是这样一个有志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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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缝店雇佣了一个店员、两个学徒、一个领班以及六个熟练工人，这些人足以负担那时激进文学作品的高昂价格并向卡特介绍当时的政治……“他们将零钱收集起来购买一份报纸，并且选择了已故的聪明人威廉·科贝特创办的《政治记事周报》。”后来，他移居伦敦并且利用另外两种方法拓展自己的阅读面。他养成了在咖啡馆吃早餐的习惯，“而咖啡店在当时已经逐渐得到普及”：在上班的路上，他会阅读前一天的报纸，并会将报纸的内容讲给他的伙计们听。他在业余时间发现了一个增加自己阅读量的机会：“在家里，利用一个由我的房东及其几个朋友组成的小型读书会，我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阅读便利。我成了这个读书会的成员，并因此有办法对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工作逐渐稍加了解。”(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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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政治知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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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早期，英国工人阶级显然在许多方面仍然处在由口述文化向印刷文化过渡的过程中，而印刷品仍然仅仅是传播和接收政治知识的途径“之一”而非“主要”途径。对于印刷品的解释是具体且严格的字面解释。这并不令人非常奇怪。在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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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能力仅仅是一项基本技能。处理抽象和连续论证的能力绝不是与生俱来的。这种能力的培养必须克服重重困难——闲暇的缺失、蜡烛（或眼镜）费用支出以及教育的剥夺。在早期的激进运动中有时使用的一些观念和术语对于某些热心的追随者而言所具有的是崇拜价值而非理性价值。某些潘吉里的起义者认为“临时政府”（Provisional Government）将确保更为丰富的“给养”（provisions）供应；而据一篇对于1819年东北部地区矿工的报道，“普选权（Universal Suffrage）被许多矿工理解成普遍受苦（universal suffering）”……“如果一个成员受苦，所有人都必须受苦”。(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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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的政治行动以及政治无为（political inaction）与政治知识可得性的关系必定关涉到这一社会群体机构的内部组织、其他社会群体（常常相互交叉的）机构的组织以及构成可能性基础的客观结构条件。(103)这些关联常常是间接的，并且随着时空变化而不断变化。但是，在19世纪早期和中期的英国许多地方，获取政治知识的机会实际上仍然不仅使行动者对于时事变得敏感，而且无论如何有助于激发他们的行动。例如，在19世纪30年代的“激进的奥德汉姆（Oldham）”，文化领域见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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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且最不可否认的发展——激进书刊有大量读者。虽然我们不可能确切统计出具体数量，但是描述性证据显示，伦敦和兰开夏的工人阶级报纸在奥德汉姆几乎获得了垄断地位。(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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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获取知识的过程常常是累积的过程，因为一个政治传统的一部分就是认识到如何了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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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在政治行动与政治知识可得性之间建立关联的问题在20世纪变得更为复杂，当时不同于印刷品的其他媒体开始发挥作用（每一种媒体都有其传播、分配和偏置知识的独特方式）(105)，大规模学校教育体系确保了印刷文化的存在，并且有组织的政党占据支配地位。这些变化并不在本章的讨论范围内。但是在最一般的层面上，19世纪与20世纪的差异可能并不像最初认为的那样大。在大多数社会群体中，政治义务仍然是松散的，阅读政治书籍的人仍然是少数，而了解政治和政治机构的人相对就更少。(106)我们可以无误地认为，政治识知和政治无知在社会群体中的分布在时空上是有差异的。(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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