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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政治知识传播的组织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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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知识进行传播的机构框架显然是至关重要的，而这种发端于19世纪早期的组织也显然经历了沧桑巨变。在英国，出现了新的或经过调整的整体知识传播节点网络，这些节点可以提供报纸、期刊和书籍。例如，报纸可以存放在一个有时甚至带有一个小图书馆的新型咖啡店里(99)，或者可以在酒吧或啤酒店被大声朗读给人们听。技工图书馆变得常见。市场上的小摊已经在销售激进文学作品。甚至小作坊的员工也凑钱购买一种期刊或报纸。对于那些有志向的人而言，这些节点当时构成了他们生活路径所穿过的常规化渠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节点引入了一种流行的新社交形式。(100)科切斯特（Colchester）的一位裁缝托马斯·卡特（Thomas Carter，1792）就是这样一个有志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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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缝店雇佣了一个店员、两个学徒、一个领班以及六个熟练工人，这些人足以负担那时激进文学作品的高昂价格并向卡特介绍当时的政治……“他们将零钱收集起来购买一份报纸，并且选择了已故的聪明人威廉·科贝特创办的《政治记事周报》。”后来，他移居伦敦并且利用另外两种方法拓展自己的阅读面。他养成了在咖啡馆吃早餐的习惯，“而咖啡店在当时已经逐渐得到普及”：在上班的路上，他会阅读前一天的报纸，并会将报纸的内容讲给他的伙计们听。他在业余时间发现了一个增加自己阅读量的机会：“在家里，利用一个由我的房东及其几个朋友组成的小型读书会，我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阅读便利。我成了这个读书会的成员，并因此有办法对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工作逐渐稍加了解。”(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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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政治知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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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早期，英国工人阶级显然在许多方面仍然处在由口述文化向印刷文化过渡的过程中，而印刷品仍然仅仅是传播和接收政治知识的途径“之一”而非“主要”途径。对于印刷品的解释是具体且严格的字面解释。这并不令人非常奇怪。在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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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能力仅仅是一项基本技能。处理抽象和连续论证的能力绝不是与生俱来的。这种能力的培养必须克服重重困难——闲暇的缺失、蜡烛（或眼镜）费用支出以及教育的剥夺。在早期的激进运动中有时使用的一些观念和术语对于某些热心的追随者而言所具有的是崇拜价值而非理性价值。某些潘吉里的起义者认为“临时政府”（Provisional Government）将确保更为丰富的“给养”（provisions）供应；而据一篇对于1819年东北部地区矿工的报道，“普选权（Universal Suffrage）被许多矿工理解成普遍受苦（universal suffering）”……“如果一个成员受苦，所有人都必须受苦”。(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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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的政治行动以及政治无为（political inaction）与政治知识可得性的关系必定关涉到这一社会群体机构的内部组织、其他社会群体（常常相互交叉的）机构的组织以及构成可能性基础的客观结构条件。(103)这些关联常常是间接的，并且随着时空变化而不断变化。但是，在19世纪早期和中期的英国许多地方，获取政治知识的机会实际上仍然不仅使行动者对于时事变得敏感，而且无论如何有助于激发他们的行动。例如，在19世纪30年代的“激进的奥德汉姆（Oldham）”，文化领域见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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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且最不可否认的发展——激进书刊有大量读者。虽然我们不可能确切统计出具体数量，但是描述性证据显示，伦敦和兰开夏的工人阶级报纸在奥德汉姆几乎获得了垄断地位。(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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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获取知识的过程常常是累积的过程，因为一个政治传统的一部分就是认识到如何了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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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在政治行动与政治知识可得性之间建立关联的问题在20世纪变得更为复杂，当时不同于印刷品的其他媒体开始发挥作用（每一种媒体都有其传播、分配和偏置知识的独特方式）(105)，大规模学校教育体系确保了印刷文化的存在，并且有组织的政党占据支配地位。这些变化并不在本章的讨论范围内。但是在最一般的层面上，19世纪与20世纪的差异可能并不像最初认为的那样大。在大多数社会群体中，政治义务仍然是松散的，阅读政治书籍的人仍然是少数，而了解政治和政治机构的人相对就更少。(106)我们可以无误地认为，政治识知和政治无知在社会群体中的分布在时空上是有差异的。(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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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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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章中可以梳理出四条主要线索。第一，知识可得性在构建境遇性社会行动理论的过程中必须被视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唯一的组成部分；它甚至不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它也不是一个可以再被忽略的组成部分。无知（ignorance）从法律观点看也许完全不能作为理由，但却是一项不能够再被忽视的社会生活事实。第二，知识社会学可以建基于一个更为连贯一致的基础，因为人们现在已经达成一项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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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的关注理智的或理智化的信念是传统知识社会学的一个弊端。意识形态在全部社会群体相对非理论的“生活方式”中呈现和扩散的途径更为重要。我们显然难以给出一种方法确定这些“生活方式”或常识信念，而对它们进行真正的研究……是知识社会学的一项主要任务。(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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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本章能够促使我们开始克服这种困难。第三，必须如实地反映认识论的本来面目。这样一来，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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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并非是“理性”的流溢，而是由本身需要评估的学说和标准组成。一项学说或标准不能因其声称是合理的或科学的就可以免于被评估。在最后的分析中，一个社群联系其总体生活方式而不是参考一组具体的标准评估该社群的所有认知权威。(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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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是在论证一种纯粹的历史主义或顽固的相对主义。(110)但这确实是在论证一种境遇的或情境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承认人类是历史的、地理的和社会的存在物。(111)最后是一个略带讽刺意味的结论。我们对于别人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了解得非常少。我们可以从许多间接的研究中料想，受特定时间和地点制约的各种社会群体可以获得和利用的知识存在系统的变化。可是，对于这些变化的系统了解却局限于几项杂乱的研究。因此，本章充其量只是一项紧迫的经验任务的序幕。它是一种观念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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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自Kreckel, M., “Communicative Acts and Extralinguisti9c Knowledge” in von Cranach, M. and Harré, R., eds., The Analysis of Action：Recen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dvances, London, 1982, p.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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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照《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现代意义上作为微生物的“细菌”直到这一年才出现（虽然像“天花的细菌”这样作为疾病种子的细菌在1803年已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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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iddens, A.,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London and Berkeley, 1979; Giddens, A.,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Berkeley,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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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会群体（包括阶级）可以看做是“结构化”过程中社会结构与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中介点。如果不思考社会群体形成和再形成的连续过程，就不能够理解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再形成，也不能够理解个人的形成和再形成。因此，一种有关人类行动的境遇性理论必须建基于对某些因素的理解并与这种理解相互交织，例如这样一些因素：社会群体如何在相互的冲突（和联合）中连续地组织化和再组织化；社会群体的独特时空互动结构如何（Layder，D., Structure，Interation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1981）在各种规模上生成独特的力量和弱点；以及社会群体如何被个人行动生产、再生产和转变——个人既被社会群体建构，又在一定程度上建构社会群体。这种表述使得“冲突方式”与“生活方式”（Thompson, E. P.,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Left Review, 1961, VoL.9, pp. 24－33 and VoL.10, pp. 34－39）有可能调和，使得“经济”与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一贯坚持认为的各种上层建筑有可能调和，不过这些上层建筑实际上是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就是“市民社会”（参见Urry, J., The Anatomy of Capitalist Societies: The Economy,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London, 1981）。当然，这个术语一度使用过诸如“文化”“文明”或“精神”等许多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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