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369122 社会理论二十讲 [:1702368812]

1702369123 社会理论二十讲 第二讲 帕森斯与他尝试集各家大成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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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25 读者在自己的阅读中或在课堂上，想必都已经听说过那些社会学之父或古典社会学家，像是德国的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和法国的涂尔干（Émile Durkheim, 1858—1917）。与这两位社会学的伟大人物并列的，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们几乎都认为还包括同时代的德国的齐美尔（Georg Simmel, 1858—1919）和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 1855—1936）。此外美国的米德（George H. Mead, 1863—1931）、托马斯（William Isaac Thomas, 1863—1947）、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 1864—1929）也常被人们提及。现在人们还可以热热闹闹地争论，还有哪些人可以（以及哪些人没资格）名列在重要学者名单、古典社会学理论的“大师名录”上。其中，特别常被提及、引发争议讨论、为人所注意的名字，有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特别还有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这些人从狭义上来说不算社会学家，但他们的社会学思想，尤其是所建立的理论，对整个社会科学都有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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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27 关于古典社会学家地位的争论，对于某些学者来说是个有趣的主题。但奇怪的是，大部分学者却忘记了，提出大师名录、列出古典社会学家清单这件事，到底要归在谁头上；最开始是谁在他那至今仍通用的基本排行榜当中，成就了这份大师名录。如果人们提出这个时常被忽略的问题的话，那么就绝对无法避开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02—1979）的名字。正是帕森斯，在20世纪30年代，在这个对全球社会学界来说非常困顿的年代，完成了两个重要工作：把从社会学自成立以来发展得相当杂乱的理论给整合起来，以及将涂尔干和韦伯的著作树立为社会学思想的核心构成部分。帕森斯的第一本主要著作，1937年出版的《社会行动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便在尝试着建立大师名录。而且由于他后来成就斐然，所以他这份大师名录也对社会学接下来的发展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影响。今天，不只在学涯路上前行的学生，而且也包括一些这个学科的“老手”，都相信涂尔干或韦伯的古典大师地位已经理所当然到没必要再多花时间思考他们究竟是如何获得大师地位的。是帕森斯，多亏帕森斯，就是他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通过详细的研究证成了他们的大师地位。但这本厚达800页、很难懂的书（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本书至今竟然都还没有德译本），不只是一个建立大师名录的里程碑而已。帕森斯更明显的关怀是，将古典社会学家片段零散、深受民族背景和个人背景所影响的诸多著作，汇整成渊博的社会学理论基础架构，以及在整个丰富多样的社会科学中确立起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因此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在第二讲，甚至是部分第三讲中，呈现与分析《社会行动的结构》这本从许多方面来看都很具有开拓性，但出版后一开始在美国几乎乏人问津、稍晚才被学术界“发现”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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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31 帕森斯的人生经历虽没什么特别有趣之处，但却呈现了一个典型的、非常成功的学术生涯。所以我们不会对他的传记有太多的关注（关于帕森斯的详细传记，可以参阅Charles Camic, “Introdcton: Talcott Parsons before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on”）。帕森斯于1902年12月13日出生于科罗拉多斯普林斯（Colorado Springs），在那里的一个禁欲新教徒家庭中长大。他的父亲原本是一位公理教会的牧师，后来成为科罗拉多学院的英语系教授兼主任。1917年他们举家搬至纽约，让帕森斯在那儿作好上大学的准备。他选择就读艾姆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一开始读生物学（这对于他中期乃至晚期的理论发展特别重要），而后他似乎选定了攻读经济学。从艾姆赫斯特学院毕业之后，1924年他获得了一笔奖学金，便离开美国前往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继续读书。在那里他跟一些著名的文化人类学代表人物有密切的接触，比如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925年帕森斯前往德国海德堡。韦伯曾在那里生活和任教了很多年，对当地知识圈有很深远的影响；1925年韦伯甫过世五年，海德堡还可以嗅到浓厚的韦伯精神气息。帕森斯在那儿非常用功，也研读了许多其他伟大的德国社会科学家的著作。1927年，他以讨论马克思、桑巴特（Werner Sombart）、韦伯等人的资本主义概念的博士论文顺利毕业。不过在毕业前他就已经先回到艾姆赫斯特学院，在1926—1927学期担任经济学领域的兼任讲师。1927年他在哈佛大学取得教职，但当时他还没有决定要在哪一个科系任教。那时他首先教的是关于德国主流经济学理论基础知识的课，这也是他博士论文的部分研究主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0年，当帕森斯对社会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他开始在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任教，该系是由俄国移民学者索罗金（Pitirim Sorokin, 1889—1986）成立的。但由于个人和学术问题上与索罗金的分歧，所以一直到1937年出版了《社会行动的结构》之后，才取得了可望获得终身教职的副教授职位。不过至少从那时候开始，帕森斯都是在社会学系发展的，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也都留在社会学环境中。他培养出很多优秀的学生，成为很有影响力的教师，并且从1950年开始也同时是一位有着巨大创作活力的学者。1951年他出版了代表著作《社会系统》，紧接着密集出版了无数专著与论文，且其中大多数有极高的理论水平。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帕森斯成为最受敬重和被公认为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甚至在苏联，他都很有影响力。但是到60年代末，他的声望就开始走下坡了。他成为猛烈攻击的对象，因为那时的学生运动和影响力很大的学术左派都认为，帕森斯的理论体系，甚至还有他的经验研究论文，基本结构都是保守的、美国中心主义的，因此他们认为必须打破帕森斯“正统的”社会学霸主地位。不消说，帕森斯和他的著作也几乎不符合政治正确。从研究帕森斯生平的文献中我们知道，他在20世纪30年代非常支持罗斯福的新政，想来他也自认为是左翼自由主义者，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帕森斯曾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密切观察。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事都影响了人们对帕森斯作品的接受意愿。虽然帕森斯晚期的学术生产力并没有减弱，但人们已经或多或少把他当作过气的学者来看待了，并且觉得帕森斯对于最新的理论学界来说已经不合时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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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33 1979年5月8日，帕森斯在慕尼黑巡回演讲的时候，突然于该地过世。令人惊讶的是，帕森斯原本走下坡的声望几乎在他一过世之后就出现了转折。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社会学理论，花样诸多而繁杂，当时各国都明显对此感到不满，因此想试着综合这些理论，借此克服理论纷杂的情况。对于各理论家来说，解决理论纷杂的一个好做法，就是以帕森斯的思想体系为基础来整合各式各样的理论。在美国，以及在德国，都出现了打着“新功能论”，甚至是“新帕森斯主义”的旗帜，以帕森斯为标杆、以理论综合为目标的理论运动。我们在之后（第十三讲）还会再讨论这些理论运动。在德国还有两位战后社会学的重要人物，20世纪70年代末期之后也开始将他们自己的理论与帕森斯著作的核心思想交织在一起。一位是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他在1981年出版的重要著作《沟通行动理论》（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很明显涉及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另一位是卢曼（Niklas Luhmann），虽然他与帕森斯的早期著作没什么关联，但却深受其晚期著作的启发。我们之后（第九讲到第十一讲）也会仔细探讨这两位学者。关于《社会行动的结构》，可以这么说，正是因为帕森斯这第一本大部头著作，一方面用了篇幅很长的章节对社会学重要人物进行诠释说明，另一方面详细解释了他如何系统性地建立理论，并且这两方面被很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因此这本著作成为新的尝试综合诸理论的发展标杆，亦即这本书将各个理论家非常不同、表面上也相互争执的诸论点，统合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宏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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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37 现在我们终于要来讨论这本已经提到很多次，且对社会学历史来说有高度影响力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了。这本书有个有点冗长的副标题：“特别涉及欧洲近代学者群体的社会理论之研究”。但这个副标题其实已经指出这本书的绝大部分是从何处得到启发的。为了详细阐述他自己的“社会理论”，帕森斯选择了一个很高明的做法，就是他在建立自己的社会理论时，声称在他之前所有重要大师的理论都会殊途同归到他的理论轴线，然后他同时也一并列出了他认为的理论大师名录。帕森斯认为，1890年到1920年之间，有四位伟大的欧洲思想家，他们彼此并不熟识，也无意朝向一个类似的理论架构，但他们的工作，尤其是他们各自的理论旨趣要点，却在根本上“汇聚到一块儿”了。这四位伟大的欧洲思想家是德国的韦伯、法国的涂尔干、英国的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以及意大利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1848—1923）。他们虽然源自不同国家的理论氛围，各自继承的知识传统也彼此略有冲突，但是在他们学术作品的发展过程中，在重要的理论问题上，却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分母。经济学家马歇尔与身兼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的帕累托，他们的源头是功利主义传统，涂尔干和韦伯则分属法国的实证主义和德国的观念论；尽管如此，他们都逐渐在调整自身的理论根源，而且在彼此完全独立，亦即相互没有影响的情况下，都对（我们等下马上会解说的）功利主义提出了很类似的批判，并且也都至少开始形塑出一种“唯意志论的行动理论”。也就是说，他们的理论“汇聚到一块儿”了。这是帕森斯的一个很强烈的断言，也是我们接下来思考的出发点。首先，重要的是，为什么帕森斯要拥护这种“汇聚命题”？先不用去管那些光看起来就让大家退避三舍的学术专有名词是什么意思，这些专有名词我们晚点再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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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39 这里最重要的，首先是帕森斯所声称的，他自己发现并突出了这些伟大的欧洲思想家都没有意识到的相似性与理论汇聚。于此他想做到两件事。第一，他当然声称他成功地通过了特别有趣的诠释开启了一个新的视角，去看待这些至今始终被认为彼此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思想家。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了。但是对于这个汇聚命题，帕森斯想做得更多。这意味着，第二，他想要为读者证明他自己的理论基础的正确性。帕森斯赞同这四位思想家对功利主义提出的（帕森斯所谓的）批判，并且他想将这种对功利主义的批判，建设性地用来建立他自己的理论。同时他还要求以一种新的、更广泛的取向，来保留，甚至综合这些思想家一些明确的观点。也因为这四位社会科学家在彼此独立的情况下都得出了相同的研究结果（这种情况，今天在自然科学当中人们会说是一种“多重发现”的现象。但这也是因为帕森斯刻意把这四位社会科学家的思想导向他的汇聚命题），所以帕森斯认为他的理论论点如果要有说服力，那么对功利主义的批判就是必要且不可绕过的。因为，如果在不同地方的不同脑袋都提出了对功利主义的不满，并且同时又想超越这些不满去尝试一个新的理论，那么该先对功利主义进行批判这件事就不会只是帕森斯个人的想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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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41 事实上，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和中欧的广阔文化框架当中，实在很难得有四位学者既有着相同的重要思想，而且这些相同的思想主轴发展过程，也都由与经验事实有关的理论系统的内在逻辑发展所引导。（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on,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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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43 帕森斯的野心在于，将这四位学者的重要的，但也常讲得不清不楚的思想给过滤一番，然后清楚地分析、表达出来，为社会学（也许甚至是为整个社会科学）提供一个稳固，或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固的基础。一方面，他用了篇幅很长的章节来对所提及的这四位学者进行诠释说明，然后把这些章节相互交织在一起；另一方面，他也详细解释了自己的理论建立工作。他同时包含这两方面的呈现方式，跟他的汇聚命题相辅相成，也因此显得很高明、很有魅力，因为他借由这些论证将自己置于早期著名的诸位学者的“肩膀上”，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借此，帕森斯清楚指出，社会科学（或是社会学）的历史就是一种科学进化史。帕森斯也许是这么想的（读者也可以比较上述引言的结尾）：“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功利主义必然会因为人类思想的进步而遭受批判，并且人们也可以通过这些批判，尝试（尽管这个尝试是不完整的）从站不住脚的功利主义思想窠臼中逃脱出来（这正是在这四位学者那里可以观察到的）。而我，帕森斯，可以继承这些不完整的尝试，发展出一个更清楚、更确实的理论，即便这个理论未来也可能同样会改变并且将会再持续完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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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45 帕森斯在指出“社会（科）学的历史就是一种科学进化史”的同时，写下了社会科学的历史篇章，而且这个历史篇章跟自然科学获得成功的故事篇章颇为类似。社会科学，而且正好就是社会学，明显在不断进化；这种进化对于这个学科（或这些学科）的立足正当性来说有无比的重要性。事实上，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就一直想摆脱自然科学这个榜样的阴影，力抗已经在根本上完备发展且数学化的经济学，由此力图清楚描绘出社会学这个相对年轻的学科的轮廓。因此，他不是偶然地强调科学的进化。但若因此指责帕森斯，说他这种关于社会科学思想史的说法，只不过是出自他对于社会学领域的私心，或只是因为他想自吹自擂说自己是这四位理论家的思想体系的集大成者，那么这个指责是不公平的。如果帕森斯只是想追求这个目标的话，他大可选择简单得多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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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47 这里还值得回想一下的是，帕森斯身为美国人，却将欧洲的思想家置于他的诠释核心之中。这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帕森斯的这部著作出版的年代，欧洲的社会科学对于美国的影响力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先姑且不论1933年开始日益增加的从德国到美国的移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几乎所有知名的美国科学家都会在人生中的某个时刻到欧洲，尤其是到德国留学。但之后情况就改变了，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大降低了德国的名声。在很多美国人眼中，整个欧洲当时都深陷政治泥沼中。读者只要想想20世纪初期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崛起、1933年希特勒上台、1936年西班牙内战以及法国民族阵线政府就知道了。正因为如此，在美国人看来，几乎无法理解为什么人们要像帕森斯所建议的那样，在建立一门学科领域，以及在大学里巩固这门学科领域地位的时候，偏偏要联系（而且甚至就只联系）欧洲的思想家。但帕森斯就是这么做了。由于这些思想家的欧洲背景，帕森斯这样做其实完全无法保证有人会附和他的做法和提议。也就是说帕森斯选择了一条相当不容易的道路。他冒着极大的风险，将那些欧洲思想家（尤其是涂尔干和韦伯，他在书中差不多花了最多的篇幅来描述他们）提高到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他的这个做法，让他决定性地促成这两位学者成为今天社会学大师名录上的核心角色。人们千万不能忽视一件事，就是这大师名录不只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帕森斯，因为他影响深远地让涂尔干和韦伯的作品成为美国的社会学入门书籍。而且，因为他相当有创造性地处理这些学者的思想，以及因为建立理论的方式，让美国的社会学从20世纪30年代晚期开始，在理论领域方面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并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非常高的水平。尤其不要忘了，就连在欧洲，在那个时代，涂尔干和韦伯的地位也绝对不是（很）稳固的。欧洲的社会学于20世纪之初在社会学建立者接连过世之后，是处于某种形式的停滞阶段的。那时候的欧洲社会学停滞危机，固然部分来说是因为当时的政治纷扰，但也有一些知识圈本身的原因。然而正是帕森斯，专注在少数几位欧洲古典思想家身上，以此迫使全世界不断去思考这个学科的基础。正是帕森斯成功地造就了大师名录，也造就了先前提到的对后来社会学史的巨大影响。光就这点来说，就有非常充足的理由，让一本关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书从帕森斯开始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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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49 就从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所选择的呈现形式，以及他所谓的汇聚命题开始吧。我们到目前为止的阐述都还仅是在描绘帕森斯作品形式上的结构，还没有具体陈述他书中进一步的理论论点和诠释。接下来会用三个步骤，来说明先前向各位读者承诺会交代的学术专有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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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53 《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很长的篇幅实际上都花在批判功利主义上。对现有思想体系的批判，这里尤指对功利主义的批判，是这本书根本的构成部分。帕森斯在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之前，先去驳斥这样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思想潮流，是有道理的。在他看来，在进行建构之前，必须先进行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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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55 那么，什么是“功利主义”呢？回答这个问题有点难度，因为这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含糊不清的，而且帕森斯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常常也不是很准确。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弄清楚何谓功利主义，而读者这时候也因此必须先暂时跟我们转到哲学史领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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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57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这个词汇是从拉丁文utilitas（功利、效益）衍生来的，首先意指在18世纪末、19世纪起源于英国哲学的一股思潮。这个哲学思潮与一个人名是分不开的：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边沁根据人类行动理论和道德理论，提出了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他的出发点是，人类行动服从于“痛苦与愉悦”的制约。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行动，是因为人们总会试图避免痛苦的状态并获得愉悦。换句话说，人行动是因为想要得到效益。边沁由此推导出一个伦理原则，认为人类行动的道德质量，乃根据这个行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为行动所涉及的人或为社会带来最大的幸福、最大量的效益而定。这里所简要描述的边沁的基本观念，对英国和北美的思想史有极大的影响，并在那儿拥有很多将这个观念介绍给广大公众的优秀后继者与诠释者。其中一位优秀的后继者和诠释者，是密尔（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他在1863年一篇题为《功利主义》的文章中整合了边沁的论点，同时也对这些论点作了一些修正。这里也许可以引述一段密尔自己的话，让读者能更好地了解功利主义者的思想世界。读者可以尤其注意一下这段引述中着重标出的、和行动理论有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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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59 把效益或最大幸福原则当作道德基础的信条，认为行动的对或错，与行动是否增加幸福，或产生不幸成正比。幸福意指愉悦、没有痛苦；不幸福，意指痛苦、没有愉悦。要清楚给出一个由这个理论所设立的道德标准，需要说的事还很多；尤其还必须说明，痛苦和愉悦的概念中包括了什么，以及这个理论在多大程度上留下了一个开放的问题。但是这些还需要补充说明的解释不影响这个作为道德理论基础的生命理论，即唯有愉悦，以及免于痛苦的自由，才是值得作为目的的事。（Mill, Utilitarianism, p.118；着重处为约阿斯与克诺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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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61 密尔跟边沁一样，都将人类行动定义为功利导向的，并根据趋吉避凶原则来进行评估。而帕森斯猛烈批判的，就是功利主义这样一种行动理论的观点。至于批判的原因，我们还会再多说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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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63 在进行实质的批判之前，帕森斯先让我们注意到，不是只有像边沁和密尔那样被人们认为是功利主义者，或自称为功利主义者的人，才认为人类行动是功利导向的。帕森斯认为，最晚在19、20世纪时，对于人类行动的功利主义式见解，也完全成为某个学科领域（其实就是指经济学）的特征。从经济学的发展史就可以看出，因为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像是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32）、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 1835—1882），显然都深受诸多功利主义思想家（部分是仅受到某个个别功利主义思想家）的影响。不过帕森斯没有再对此讨论下去，而是直接声称，早在边沁和密尔之前，功利主义的论点就已经是英国政治哲学中很重要的核心论点了。他特别认为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就是典型的这样一位思想家，而且帕森斯也很详细地深入探讨了霍布斯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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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65 帕森斯对功利主义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因为他把“功利主义”的概念想得太宽泛了，哲学史中的许多不同流派都被他挂在同一个“功利主义”的牌子下。但他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一些很重要的段落，人们必须将之看成是在对思想根源进行思想史的分析。帕森斯让大家注意到，在早期基督教时代就蕴含他所谓“功利导向的”（或曰“个人主义的”或“原子式的”）先驱思想了，只是这些先驱思想的特质在中世纪的天主教里被修饰得没那么显著。到了宗教改革时期，人们不太强调个人自由，而是强调个人目的的自由，这时功利主义才又激进了起来（参阅Parson,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pp.51ff.）。帕森斯认为可以于此找到功利主义思想真正的开端。功利主义是非常片面的思想。功利主义首先感兴趣的是行动者要使用哪一种手段才能最有效率地达到行动目的。有效率地获得利益，是最重要的事。这个思想传统和同样在近代之初形成的现代经验科学常常有着几乎是密不可分的联结关系。科学理性实验几乎可以被视为一种功利导向的行动。反过来说，从功利主义出发的行动，才是唯一真正理性的行动，或甚至可以说以功利主义的角度来思考的行动才叫作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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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67 唯有当行动在能利用的各种手段里头，使用对于理性来说是可理解的，且由实证经验科学所证实的、本质上来说最合适的手段，在情境条件当中追求可能的目的，这种行动才是理性行动。（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on, 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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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69 以此而言，帕森斯可以论证说功利主义是（用一个本书到现在暂时还没有进一步解释的专有名词、生词来说）“实证主义”的从属流派或分支流派。帕森斯认为，实证主义思潮可说是法国启蒙和法国哲学的标志。而从实证主义的观点来看，“实证的”科学，亦即受过自然科学方法训练的思想，是行动者唯一能贴近现实的理性之路（参阅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on, pp.60ff.，亦可参阅本书第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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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69171 到现在我们谈到了帕森斯的概念，他对功利主义的理解，以及他想要，且将要阐明的错综复杂的诸理论。处于他的阐明中最核心位置的，是霍布斯，就是那位近代早期的政治哲学家，那位帕森斯认为从功利主义的思想出发最明确提出行动理论的前提，并且尤其系统性地彻底讨论了其后果的政治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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