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371232 社会理论二十讲 [:1702368824]

1702371233 社会理论二十讲 第十四讲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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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35 如果读者将到目前为止的十三讲回顾一遍，可能会有一个印象，觉得现代社会学理论仿佛主要是美国、英国和德国的事，其他国家只是配角。但这不是事实。我们到目前为止的介绍之所以会呈现出（地理上的）重点区域，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学传统很关注彼此，而且大多数时候会对彼此有很及时的回应，所以让我们至今的十三讲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按照时间顺序来探讨：“一开始是帕森斯；然后主要是美国的帕森斯批评者；再是欧洲的哈贝马斯、卢曼、吉登斯进行了理论综合工作，并且他们也在相互批判；之后就是对帕森斯遗产的批判性推进。”我们到目前为止的历史“剧情”就是这样上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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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37 不过，至少如果人们对法国为现代社会学理论所作出的贡献给予应有的重视的话，那么这种简单漂亮的“剧情”架构就不适用于这一讲了。因为法国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在20世纪60年代末构筑出了一片自给自足的大陆。这是由于法国一直以来都有着活跃且丰富的知识传统，这个传统为这个国家的独立（如果不说是“孤立”的话）发展提供了基础，特别是社会学。法国社会学深受涂尔干著作的支配，这种情况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中断之前，法国社会学几乎就等同于涂尔干学派。涂尔干在1917年过世之前，不止深刻影响了法国社会学的讨论氛围，而且他的弟子也都位居许多学术要职。涂尔干在学科制度的奠定工作方面极为成功。法国的社会学能这么快就立足起来、成为广获承认的大学专业院系，几乎完全就是涂尔干一个人的功劳。虽然今天人们都几乎自动会将韦伯视作最重要的德国古典社会学家，但其实他那时候在德国学术圈中的地位，绝对不是像今天人们所以为的那样毫无疑义。更不用说，德国社会学设立独立教席的时间点，远比法国晚得多。在美国，具有领头地位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虽然成立时间与法国几乎是同时的，但是芝加哥大学没有一个像涂尔干对整个法国社会学那样对全美占有绝对支配地位的人物。芝加哥学派更多是一个网络，不像涂尔干学派可说是一个层级分明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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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39 涂尔干和涂尔干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并不是没有竞争对手的，但涂尔干和涂尔干主义者毫无争议的是法国所有社会学讨论的参照点（不论这个参照点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而且至少涂尔干及其追随者的知识遗产在今天的法国都还是极为重要的。就算是法国社会学最前沿的理论辩论，如果我们没有相应地将之放到对涂尔干的诠释的脉络下，是无法弄懂这些辩论的。所以，在讨论这一讲的主题——法国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法国社会学发展先进行简短的回顾。因为这个理论知识所发源的地方，深受涂尔干著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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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43 虽然涂尔干的思想，在法国从19世纪末到今天都一直很有生命力，但涂尔干学派随着“祖师”的辞世，当然也经历过某种衰落历程，而且这种衰落当时还因“外在”的情况而加剧。涂尔干在建立基于他的观念而成长起来的社会学研究方向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因为他不少成就非凡的弟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战死沙场，使得涂尔干成果中的很多部分也随之化为泡影。虽然这个学派在1918年后也由个别很优秀的要角传承下去，但涂尔干大部分存活下来的弟子，也没有能力在特别是理论的部分很有生产性地推进下去。那些“很优秀的要角”，包括莫斯（Marcel Mauss, 1872—1950）与哈伯瓦克（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这两人直接受教于涂尔干，并传承了他的遗产。还有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 1897—1962）和凯卢瓦（Roger Caillois, 1913—1978）也不能不提，他们在1937年创立了存在时间很短暂的社会学院（Collège de Sociologie），把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的某些主旨和超现实主义“搅拌”在一起，弄成一个让文学领域很感兴趣的理论混合物。后来德国的知识分子，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和迈耶尔（Hans Mayer, 1907—2001），也与社会学院有所往来（参阅：Mayer, Ein Deutscher auf Widerruf. Erinnerung, Bd. 1, pp.236ff.）。但总的来说，在20年代，涂尔干学派以及整个法国社会学的情况，就和当时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及德国社会学一样，学科创造力日益衰退，研究取向越来越没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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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45 法国知识图景的新的、非常值得注意的改变，出现在两次大战期间，而且这个改变首先还不是出现在社会学界，而是在哲学界。当时法国开始引入了“德国思想”，特别是在俄国移民科耶夫（Alexandre Koève, 1902—1968）的引介下，大家首次开始一窝蜂地阅读黑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的著作，以及像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在社会学方面，则是通过阿隆（Raymond Aron），让法国社会学成功地吸收了韦伯的著作。我们在第八讲就提到过的阿隆，是法国在二战后相当具有引领性的记者，随后也成为很重要的战争与国际关系社会学家。此外，有一批年轻的法国知识分子，是在范围相对广泛、深受德国思想影响的哲学（也有部分是社会学）的辩论当中成长的，这些知识分子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尚被德国占领的法国，就开始颇具影响力了。如萨特（Jean-Paul Sartres），他在1943年出版的《存在与虚无》（L’Être et le néant: Essai d’ontologie phénoménologique），是一部哲学运动宣言，这个运动在德军占领与维希政权皆结束之后，才真正以“存在主义”这个标签蓬勃发展起来，并且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与50年代，主导了法国的知识辩论。萨特早期著作的写作背景，是法国受他国统治，且日常与纳粹有所合作的时期；他的那些早期著作，尤其面向在这样一个受压制的世界里孤立的知识分子们，绝望地向他们呼唤本真性与责任心，呼唤每个人心中的道德感。如同萨特传记的作者科恩索拉尔（Annie Cohen-Solal）所写到的（Sartre, p.303），萨特的这些早期著作，是在“宣告主体在面对世界时的绝对优先性”，因此也是“最深刻的笛卡尔式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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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47 从这样的立足点出发，萨特在1945年后与其他优秀的哲学家——例如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进行合作，部分也是在与之对话，并以此推动了一些哲学辩论。与此同时，萨特自己的文学著作，以及萨特的情人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的小说，还有和萨特保持了长久友谊，却因为政治观念的差异而决裂（这场决裂当时还闹得沸沸扬扬）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缪（Albert Camus, 1913—1960）的文学作品，唤醒了一种对广泛大众产生积极影响的生活态度。当时社会大众都兴致勃勃地阅读存在主义的作品。之所以如此，与当时日益激烈的政治争论有关。那时候，萨特曾短暂地拥护法国共产党，但是大家都不知道萨特的主体主义理论，与他作为斯大林式干部党的党员身份之间，要如何协调起来（参阅：Kurzweil, The Age of Structuralism, pp.2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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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49 法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50年代的生活，就是弥漫着这种现象学、存在主义与左派激进主义的混合物，但这种混合物从这时候开始也慢慢失去影响力了。这主要也是因为，此时有一个来势汹汹的以“结构主义”为名的反对运动——我们这一讲要介绍的主题终于在这里登场了——出现了。存在主义在面对结构主义时，为什么会这么快就丧失了其重要性，人们很难找出一个明确的原因。政治原因绝不是最主要的。虽然萨特的政治参与行动很摇摆不定（他一下加入共产党，一下又突然退出共产党），让很多他的支持者感到莫名其妙；但后来的结构主义者就这方面而言和萨特也没啥两样。很多结构主义者也是很鲜明地站在左派这一边，甚至还是法国共产党的支持者。要解释这件事，也许必须从哲学和科学方面来看。布迪厄和帕瑟隆（Jean-Claude Passeron）即是这么做的（见：“Sociology and Philosophy in France since 1945: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a Philosophy without Subject”）。他们认为，法国哲学与社会学在其发展历史中，总不断在太过主体主义和太过反主体主义（即客体主义）之间摆荡；所以结构主义的兴起，只不过是萨特的主体主义到达巅峰之后物极必反的现象而已。我们可以在萨特的著作看到一种观点，即认为主体拥有个体选择可能性，个体是有自主的行动可能性的，或是即便总是遭受威胁，但人类还会有自我实现的机会。而结构主义正好对这一点大加挞伐（这也是我们稍后会深入探讨的结构主义的第一个特征）。这也是萨特很容易遭遇到的批评，因为他长久以来几乎都只把自己关在哲学里，很少涉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对于那些新兴起、发展势头强劲的学科，更是如此。他对语言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始终保持距离，甚至相当排斥。这在他的《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 pp.458ff., 557ff.）中特别明显。对于想找寻新道路和新关联的哲学家来说，萨特的这种做法是不足取的。这也难怪，这些哲学家常常都很刻意地和萨特及他的哲学研究方式分道扬镳（参阅：Dosse, History of Structuralism, vol.I, p.3）。萨特也是在对这些批评的响应中，才试着努力将各社会科学整合进他的思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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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53 不过我们先慢慢来。当我们谈到“结构主义”时，读者想必马上会发现，这里头藏着一个我们在前面几讲就已经很常看到的概念：“结构”。事实上，这个词汇已经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事，这事与归在这个标签底下的理论家的意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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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55 结构主义者与众不同之处，首先在于他们热切、强烈地抱持一个信念，即所有人类行为和心智运作背后都有着结构。而且他们相信，这个结构具有凝聚力与意义，人们可以通过条理的分析来发现这个结构。（Gardner, The Quest for Mind,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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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57 不过，这段引言所指出的特征，乍看之下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像帕森斯、卢曼、哈贝马斯或是吉登斯，不都可以说是“结构主义者”吗？不对！因为结构主义者对结构有着非常特殊的理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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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59 帕森斯和至此我们讨论过的理论家，并没有费心仔细解释结构概念。当帕森斯说到“结构”的时候，最多也就意指一种建筑图示，一种由许多部分构成一个更大整体的集聚模式。在帕森斯之后，社会学一般都是以像这样模糊的方式来运用这个概念。它大部分时候是一个万用概念，可以在任何可能的脉络下用于不同的目的，所以也很难被赋予一个独特的定义。像是“城市结构”“生活世界结构”“交通结构”“组织结构”等等，所有这些加上了“结构”这个词汇的概念，意思几乎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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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61 相反，结构主义者对结构有着独特的理解方式。这种理解方式，是20世纪上半叶在不同的（人文）科学领域里，在对人类语言与人类思想的特性探究中显露并发展出来的（参阅：Caws, Structuralism. The Art of the Intelligible, p.11ff.）。社会科学中结构主义运动最根本、最重要的推进，是由语言学家进行的。于此，首先必须要提到的名字，是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以及他身后出版的课堂讲稿，即1916年出版的遗著《一般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他的这本著作在语言科学里引起了一种思想革命，也深深影响了20世纪50、60年代的法国结构主义和法国的许多社会科学。索绪尔思想中的革命性要素是什么？这位富有影响力的日内瓦语言学家促使了什么样的改变？为什么他的思想在数十年之后会获得如此庞大且跨学科的支持者？我们这里得先介绍一下索绪尔的著作，如此一来我们才能理解基于索绪尔的著作所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的结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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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63 有系统、持续性地对人类语言的研究，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才兴起的。当时的语言研究，采取的完全是历史学的路子。那时候，语言科学和历史语源学几乎是同义的。当时人们的兴趣，是将语言现象放到历史进程中来进行编排分类，亦即去研究，字词如何随着时间而改变，例如探讨拉丁字词如何慢慢演变成德文，古高地德语经由哪些步骤演变成中世纪高地德语和当代标准德语，或是派生语言如何从原语言发展出来，等等。正好就是在（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下，人们运用一些主要概念，如“语言家族”或是语言的“族谱”，来描绘（各种）语言的历史变迁，并将之呈现为如有机体般的改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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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65 索绪尔和他后来的追随者与诠释者，很极端地与这种历史语源学决裂，反对将语言的历史考察视作语言学的主要研究主旨。他们的做法，和过去研究无文字记录的语言（如印第安人的语言）的学者一样，聚焦在一个问题上，即一个单一的语言是如何内在地构筑起来的，以及一个语言如何具有能被描述的稳定状态。这种新的分析焦点所跨出的（就算不是唯一最重要的，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步伐，即是索绪尔将言谈、人们每次所说的话［即“言语”（la parole）］，和具有抽象（社会）系统的语言［即“语言”（la longue）］，区分开来。他认为，后者才是他的语言学最根本的研究对象。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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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67 是每个属于同一个语言共同体的成员，通过言说实践所共同储存起来的宝藏。该语言的语法系统潜在地存在于每个人的脑袋中；或是更准确地说，存在于一群个体的脑袋中。因为语言绝非单一个体就可以完成的，它只有在集体里才能完美存在。（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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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69 索绪尔的“言语”和“语言”这组对读者来说可能看起来有点不明所以的区分，背后究竟藏有什么样的想法呢？索绪尔是这样想的：当我在说话，亦即在发出一个或一连串的声音时，说话本身是一次性的事件。因为每当我在重复发出像“树”这个声音的时候，如果用声波测量仪来测量，会发现每次发出的声音的物理模式都不会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不同的人在讲出“树”这个字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这种原则上总会存在的声音的物理差异，也引发了一个问题：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个发音声波每次皆不一样的字都是“树”的意思呢？索绪尔认为，很简单，因为我们听到“树”这个声音的时候，都会假设，我们要把当下的物理声音当作有思维内容的发音［也就是说，这个发音是指涉着某物的；这种发音在索绪尔那里称为能指（signifier）］；同时我们知道，这个发音与所设想的那个有枝干、有叶片或是针叶的东西［那个被指涉的东西，即所指（signified）］是联系在一起的。将所设想的东西和发音，亦即所指与能指结合起来的东西，被索绪尔称为“符号”。一个符号就是一个非物质的构成物，由（概念性的）所指和能指所构成的。所指是所设想的那个树；而能指，则是那个发成“树”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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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71 在对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关系进行必要讲解的时候，索绪尔坚决反对所谓的语言再现模式，反对认为“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关系是本来就该如此”的观念。索绪尔指出，我们不可能单从字词的发音就能推论出这个字词的意思是什么。同样地，一个字词的发音几乎不会自然而然地就长出一个预先存在的意涵。索绪尔更多地认为，能指和所指（概念）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或是更一般地说，所指与能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随俗或武断的。咱们举个例子就会很好懂了。“车辆”这由两个音节构成的发音，不过就是意指一种用轮子在移动的东西；但是我们都知道，在其他语言中，例如英语，则是用另外一套发音（如“vehicle”）来指涉这个概念。什么能指会搭配上什么所指，当然不是说话的人自己说了算，而是由传统所决定的。语言是有历史的；某个符号，是在某个时候“虏获”了某个意思的。索绪尔不断强调，语言本质上是社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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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73 语言，在任何制度中，都是最不具创新性的。它与社会大众的生活是直接合为一体的，而社会大众的生活本质上是惰性的，而且特别会产生保守性的作用。（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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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75 符号的非实体性，以及语言是一套基于传统之上的符号系统，这两点索绪尔都是用他先行区分的“语言”（la langue）和“个别言语”（la parole）来进行论证的。语言的存在显然与个人言语无关；毋宁说，语言让言谈得以运作。因为，唯有当语言是一套稳定、即便没有实体的符号系统时（索绪尔会说，语言是一种形式而不是实体），我们才能让用不同发音声波发出的语音拥有固定的意思，我们才能一直说话，并确定我们产出的是同一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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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77 索绪尔从这一套前提设想，尤其是所指与能指之间的任意性，所得出的结论是，语言符号的定义不是每个符号自身能确立下来的，而是来自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关系。不论是文字，还是口说，都是如此。假如在某个语言的词汇库里，有着“相信”“认为”“知道”“猜测”“觉得”等不同的字词，那么每一个字词就是因为和其他字词不同，才得以有意义。如果有某个字词不存在了，那么那个不存在的字词的“整个内涵就得转移到它的竞争对手那里”（ibid., p.138）。唯有当我们有不同于“相信”这个字词的其他字词时，“相信”这个字词才能被分到特殊的意思，亦即让“相信”这个字词能有稍稍不同于“知道”或“觉得”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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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79 同样的观点，我们来举一个音韵学的例子。人类都会有发声器官（如声带、舌头、嘴唇等等），这些器官几乎可以发出无穷多样的声音。但每种语言实际上只会运用到所有可能的发音里极低比例的部分。有些语言会用到鼻腔发音，有些语言的“s”是发清音而非浊音。像德语并没有英语的“th”这种发音。所以每个德国人如果是成年后才到成人培训教育中心学英语的话，都会觉得“th”这个音很难发，让他的英语总是讲得结结巴巴，痛苦万分。或是中国读者如果学过德语的话，应该都会遇到“r”这个音无法正确发声的困扰，因为汉语完全没有小舌音。如此一来我们可以说，语言结构揭示出了某种逻辑，因为特定的语言里可能只会有特定的发音组合、不会有其他的发音组合，所以只有特定差异会被认识到、其他差异不会被认识到。就连语言的音韵学特质，也不能仅通过单一发音来进行研究，而是必须分析诸多（承载着意涵的发音的）个别音素的差异与组合（ibid., p.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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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71281 这也意味着，各种字词与各个发音的意涵，不是通过符号本身而产生的，而是通过每种语言中，特定字词组的各个字词之间的特定差异，或是各种发音之间的对立，而产生的。我们唯有将各字词（和发音）区分开来，才能把它们确立下来。一个字词/发音，唯有与其他字词/发音区分开来，亦即唯有与其他字词/发音有差异，才能拥有意涵。要理解语言，我们必须相对地思考、在关系范畴中思考。而此时，我们就碰触到结构概念了，虽然索绪尔本人更喜欢说的是“语言系统”而非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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