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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合作者 推荐序 竞争与合作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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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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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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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作者马丁·诺瓦克最初引我关注的，是他2002年与伦敦大学学院计算机科学系的生物信息学家卡伦·佩奇（Karen Page）合作，在《理论生物学杂志》（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219
:93-98）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统一演化动力学》（Unifying Evolutionary Dynamics）。在思想史视角下，诺瓦克与佩奇的合作，是诺瓦克搭建的“牛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三校合作研究团队的重要一环。正是因为追求统一的演化动力学，诺瓦克逐渐转入了一个广阔的跨学科领域——“合作”。我将行为经济学基本问题表述为“合作何以可能”——从RNA复制过程中的合作行为到人类与地外智能生物的潜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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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超级合作者》开篇所述，从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本科生转研生物化学专业的博士生诺瓦克，在野营帐篷里听维也纳大学数学教授卡尔·西格蒙德（Karl Sigmund）介绍“囚徒困境”博弈的时候，从未想到自己将进入的是一个如此广阔的跨学科领域，以至自己在这里钻研了20多年之后仍在求索统一的理解框架。注意，维也纳数学家西格蒙德，1998年在国际数学家大会获得了“一小时全会报告”的荣誉。他的报告主题是：“进化对策与种群动力学”[1]。此外，我建议读者在阅读《超级合作者》的同时，也阅读诺瓦克的另一部著作《进化动力学：探索生命的方程》（Evolutionary Dynamics: Exploring the Equations of Life）[2]。这本书是诺瓦克2004—2005年期间在哈佛大学的授课文稿。这三部作品，我认为，是任何试图深入理解“合作秩序”扩展过程的学生的案头必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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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层的思考，读者可参阅我2011年为《新世纪周刊》撰写的三篇文章：《从哲学到经济学》、《竞争与合作》、《互替与互补》。我写这三篇文章，主旨是探讨竞争与合作的关系，缘起于胡舒立和徐晓盛情难却的邀请。那时，我的老友陈嘉映要去北欧讲学，不能续写他的哲学专栏，故而要我续写——当然只能是从哲学回到经济学。探讨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我的结论在第三篇文章里。经济学家研究竞争时，在经济学视角下，任何两件商品，主导它们之间关系的是互替性而不是互补性。可是，在日常生活中，不妨观察我们周围任何一个人的消费习惯，他使用的各种物品之所以与他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必定不是互替性而是互补性占据主导的结果[3]。最典型的互补品，就是正常人的左脚和右脚，以及与这两只脚相配合的两只鞋。鞋不合脚的时候，就有行走的困难。广而言之，可称为“秩序”的，互补性占据主导。在秩序之内运作的各类关系，可表现为互替性。因此，在我的理解中，合作的本质是互补性。越是那些强烈互补的元素，越可能构成或多或少具有稳定性的系统，又称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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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持续关注诺瓦克，因为我意识到我和他的思路实在太接近，以至我写在自己文章里的思想，几乎同时，可能也出现在他的科学论文里。例如我在《竞争与合作》这篇文章的结尾处，由柏格森的“创化论”开始探讨“创造性”以及这一更本质的生命性质与“竞争与合作”之间的关系。现在，当我浏览诺瓦克的《超级合作者》这部作品时，很快，我读到了他关于创造性与合作之间关系的见解。只不过，他稍显偏激地指出，竞争不能为创新提供更好的支持。诺瓦克的《超级合作者》，英文版是2011年出版的，而我的那些“随笔”写于2011年4月。与我性格迥异，诺瓦克是极具竞争力的科学家——同时在许多领域与许多学者合作研究并发表过许多主题相类的文章。最近几年，每当我在北京大学我的“行为经济学”课堂上为学生们介绍诺瓦克的论文时，必须提到的一项事实就是：在2010—2012年这段时期，他在“权威级”（根据国内学术界的期刊分类）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仅就数目而言，平均每年超过20篇。仅由收录学术期刊的“现刊”最多的Elsevier服务器（www.sciencedirect.com）检索作者姓名“Martin A. Nowak”，得到的文献总数为621篇（截止于2013年7月31日），发表于2009—2013年期间。注意，我告诉过学生们，学术界不仅有许多“Nowak”，而且有许多“Martin Nowak”，所以只好检索“Martin A. Nowak”。于是，Elsevier服务器列出的是著者名单里同时包含这三个关键词的文章，包括姓“Martin”的和姓“Nowak”的合作撰写的文章。根据经验，在这许多文献里，大约四分之三与我这篇序言的主角无关。所以，五年150篇，是比较可信的，相当于平均每年发表3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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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位学术明星，难怪《纽约时报》2007年7月31日发表专访为他立传。这篇由Carl Zimmer撰稿的专访标题是：In Games，an Insight into the Rules of Evolution。根据这篇专访，诺瓦克将生物演化的基本原理概括为三项：（1）遗传变异；（2）自然选择；（3）合作。前两项原理，不很确切地借用严复翻译“天演论”的考究概括，就是“物竞天择”。不很确切，是因为在诺瓦克的学术视角下，从“遗传变异”产生的新策略，可能是“合作”的而不必是“物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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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瓦克这本新著《超级合作者》的缘起，是他2006年12月8日发表于《科学》杂志的一篇文章，《合作演化的五项原理》（Five Rules for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然后，2012年，他在《理论生物学杂志》（299: 1–8）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发表了一篇类似的文章《演化合作》（Evolving Cooperation），重新概括和表述了他2006年文章中的五项原理，与他在这部新著里的表述基本一致但略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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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收藏的诺瓦克的文章，计有115篇。最早的一篇发表于1992年1月16日《自然》杂志“信函”栏目，与数学家西格蒙德合著，标题是：Tit for Tat in Heterogeneous Populations。这一标题，姑且译为“异质种群中的针锋相对策略”。当然，不熟悉囚徒困境博弈和种群动力学的读者未必懂得这一标题的全部涵义。发表这篇文章时，“通讯作者”诺瓦克的地址是牛津大学动物学系。事实上，诺瓦克在1992年10月29日还有一篇短文发表于《自然》杂志的信函栏目，主题和方法都远比第一篇重要，标题是：Evolutionary Games and Special Chaos。在这篇通讯里，诺瓦克和他的合作者牛津大学的勋爵罗伯特·梅（Robert May）,第一次运用了计算机仿真技术；而且从图形不难判断，他们使用的软件与美国西北大学现在可以免费下载的NetLogo仿真软件十分类似。迟至1997年7月10日《自然》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Evolution of Genetic Redundancy，由诺瓦克和生物博弈论泰斗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等学者联合署名，那时，他仍在牛津大学动物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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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保存有一份诺瓦克的简历，很好地再现了他从小学生成长为哈佛大学教授的神奇之路：1975—1983，维也纳的一所“德语–英语”八年制中学（Alber-tus Magnus Gymnasium）；1983—1989，在维也纳大学研读生物化学和数学；1987—1989，维也纳大学数学博士，并获得博士论文最高奖；1989—1990，以薛定谔奖金学者身份赴牛津大学与梅爵士合作；1990—1992，以生物科学Guy Newton Junior Research Fellow的身份（这一奖金只授予最优秀的青年生物科学家）加盟牛津大学动物学系，同时，于1991年获得英国“皇家学会奖学金”；1992—1998，以生物医学Wellcome Trust Senior Research Fellow奖学金继续在牛津大学的科研工作；1998—2003，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理论生物学项目”领导者；2003年至今，哈佛大学生物学与数学教授及进化动力学中心主任。从小学五年级（1975）到哈佛大学教授（2003），历时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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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希望读者注意诺瓦克为《超级合作者》的中文版所撰写的序言。在这篇序言的结尾处，他报告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或“印象”。根据他的这份最新报告，我们知道：（1）与竞争意识相比，合作意识似乎是人类的直觉或本能。因为诺瓦克在实验中发现，两名随机相遇的被试在“公共品博弈”实验中的直觉判断（必须在极短时间内作出决策）通常导致合作策略，而更长时间的考虑往往导致不合作策略；（2）与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员伏锋的合作研究表明，与本土之内的移民相比，来自异域文化的移民可使合作更加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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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科学论文，不同于我这类“随笔”。科学要求严格论证以说服读者（往往是同行科学家），而随笔恰好不能以严格的学术语言来表述哪怕最初是基于科学研究的想象。我希望这篇随笔可以诱导读者暂时离开喧闹的生活市场，倾听诺瓦克在这间小屋里讲述的故事——私人的和公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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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名图书由陆征一和罗勇翻译，四川科技出版社200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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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镇清和王世畅翻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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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阅汪丁丁“知识沿时间和空间的互补性以及相关的经济学”，《经济研究》199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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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合作者 中文版序 “我虽跌倒，仍要再起”——兴衰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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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中国曾是世界科学与科技的领导者。随着欧洲科学革命的发展，中国的科学之光逐渐黯淡下来，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文艺复兴时代，并延续到了18世纪后半叶。但近年来，中国又大踏步地重返世界舞台，扮演起重要的角色，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对国际合作的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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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曾与前苏联展开过一段合作，但只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中国才真正全方位参与到国际合作中来，包括从银行业一直到科技开发等各个领域。正是这种合作成就了中国今日的经济奇迹。因此我认为，中国人民比世界上许许多多其他国家的人民，都更能深刻地领会合作所带来的好处。我希望，这部在罗杰·海菲尔德协助下完成的著作，能够回答下面这个问题：为什么说我们彼此之间的合作是人类的基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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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的角度看，合作得以实现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阐述。一方面，科学本身就是合作的典范。从本质上看，科学已经跨越了时间和学科的界限，甚至跨越了国界。就中国来说，科技领域的合作也有了飞速发展，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在我的实验室里，我很荣幸地与来自中国的科学家共事，伏锋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2013年3月，科学峰会在伦敦召开，美国、英国和中国工程领域的顶尖思想家与创新学者共聚一堂，确立了可持续性、健康、教育、技术与发展、充实人生和保持活力等方面的共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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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的角度看，科学家之间要建立更为密切的合作关系，利用集体智慧和集体力量，解决最为紧迫的饥荒、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举例来说，能源消耗的大幅增长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势头，但这一发展却是以污染和消耗大量不可再生资源为代价的，因此解决这一问题就势在必行。从个人的角度看，科学家需要吸收他人的思想，不论他们来自哪里，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自身思维方式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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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关于人类为何能如此默契地形成合作、什么是促进合作的最有利环境这些问题，科学能够给出最好的解释。我们需要从历史发展角度去了解合作的起源，弄清如何才能实实在在地促成合作。自罗杰和我于2011年春出版本书以来，我在哈佛大学的进化动力学中心团队又取得了不少关于合作的可喜成果。我和伏锋一起研究了群体的移民对合作的影响，并得出了一个颇具深意的结论：全球范围的移民比本地移民更能促进合作的深化。由此可见，大批中国科学家涌向世界各地，活跃在加州、伦敦等地的实验室中，这是对合作的有力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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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另一个最新体会，就是要相信直觉、快速思考。我与大卫·兰德（David Rand）和约书亚·格林（Joshua Greene）一起，为一个“公共品博弈”实验招募了数千名参与者。我们发现，合作意识较强的人，往往会更加相信他们的直觉。于是，我们对一个古老问题产生了新解：我们为什么会做好事呢？也许，我们的第一个冲动是保持自私，合作就是要控制住贪婪的本性。又或许，合作是自然而然的流露，过多地思前想后不利于合作的产生。在实验过程中，我们发现，人们快速的第一反应是合作，而缓慢的思索过程则会鼓励自私的行为。这就是说，合作是一种最基本的人类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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