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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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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弗：我记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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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货铺老板：我也记得你。现在给我滚出去，不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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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弗：哦，不要这样。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可以互相帮助。你有个买卖，我们也有个买卖。我们会派人到你的店里来，然后你也派人到我的店里去。你觉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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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货铺老板：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在我把你踢出去之前，赶快滚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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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雷尔和哈代在电影《以牙还牙》（Tit for Tat）中的对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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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直接互惠案例真实性的方法之一，就是去思考令这一机制起效的必备特征。由直接互惠引起的合作进化，需要参与者有能力识别出眼前的同伴，并回忆起之前与之打交道的结果。它（他）们至少需要一点记忆力，去记住另一个生命体对它（他）们做过的事情，也需要一点智力，去想清楚是否要采取互惠行为。换句话说，直接互惠需要一定程度的高级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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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确信，某些鸟类以及我们人类的许多近亲，都具有足够的认知能力，尤其是类人猿。我也十分确信，人类大脑也具备了充分的认知能力。如果哈利帮过弗雷德一个忙，那么弗雷德就能记住哈利的长相，还能记住哈利做过的好事，以及哈利过去的行为举止究竟是怎么样的。弗雷德具有充分的认知能力，可以从回忆过程中想清楚，哈利是否值得信任，并据此指导自身的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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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去观察日常生活中林林总总的事物时，就会发现，直接互惠的现象比比皆是。家庭里的各项琐事，就是在不经意间凭借物品和服务的交换来完成的。负责下厨做饭的那个人基本上可以免于洗碗的差事，反之亦然。学生宿舍中各位成员之间的和谐共处，取决于每个人在打扫卫生、饮食起居等事务上付出的劳动是否同等。如果有朋友在我们搬家的时候帮了忙，那么我们就有责任在他搬家的时候帮助他收拾行李或整理物品。家人之间也会抱有同样的期望，认为孩子应该在家长年迈的时候前来照顾，以此回报孩童时期从父母那里得到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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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收到一份邀请，无论是吃晚餐还是看演出时，随之而来的都还有一份不成文的责任，要求我们以某种方式对这些款待予以回报。如果工作中的一位同事送给你一份包装精美的礼物，你就会记得在她生日之时也回赠一份你的心意。如果有人帮你扶着门把手，或指着自助餐桌上丰盛的美食说“您先请”，很多人会立刻回答“不，您先请”。正是这种彼此之间互惠的责任感，让圣诞节的礼物互赠仪式越来越隆重。互惠行为同样可以在更大规模的人群中出现：商业组织之间可以建立长期的合同责任关系，政府之间会互订条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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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我们有时也会对卑劣的行为进行报复。常言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句话引自《出埃及记》（21：24—27），意思是说，在战斗中弄瞎别人眼睛的人，要对他人的损失予以公平的赔偿。古巴比伦国王创立的《汉谟拉比法典》中，用同样的方式对互惠原则进行了规定——“如果一人打瞎了另一人的眼睛，那么他自己的眼睛就要被打瞎，如果一人打掉了另一人的牙齿，那么他自己的牙齿就要被打掉。”我们在“正义之战”中也可以看到“以牙还牙”的逻辑，其中冲突演化的程度与给定的威胁大小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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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互惠行为在人类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成为众多喜剧作品的灵感来源。著名双人喜剧组合斯坦·劳雷尔和哈代利用互相报复的闹剧令影片达到了欢乐的高潮。他们于1935年上映的一部喜剧短片，整体都是围绕相互反击和报复的主题，而且影片还有一个非常恰当的名字——《以牙还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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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个世界充满了互惠行为。但这并不是说，人生这场游戏中的另一位玩家就一定会采取互惠行为。因为为他人提供帮助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合作中总免不了会伴随着被他人盘剥的可能。为什么要与他人分享辛苦换来的劳动成果？为什么要回报他人的帮助？为什么不采取欺诈手段？为什么不让别人去辛苦劳作，然后自己收获他人的成果，再一走了之？简而言之，我们会不嫌麻烦地去帮助他人，究竟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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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自然选择的主要目的就是将基因传给子孙后代，那么在采取背叛行为可以获得丰厚短期回报的情况下，又怎么会形成一种从长远看来颇具“利他主义”色彩的行为呢？在现代社会中，强大的法律和道德秩序能将采取欺诈行为的诱惑保持在可控的程度之内，但在没有权威管理机构的情况下，直接互惠行为是如何发生的呢？在珊瑚礁清洁站的例子中，为什么大鱼不在小鱼完成清洁工作后一口把它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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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之久。但从我所研究的学科角度来看，关于这一问题的正确研究方向是由美国进化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在论文中首次提出的。特里弗斯是位躁郁症患者，他个性十足，由于和黑豹党领袖休伊·牛顿（Huey Newton）的友谊而成为话题人物。现在的他正在新泽西州立大学潜心研究人类的对称性特征，特别是牙买加人。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尊称特里弗斯为西方知识史的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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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克之所以给他如此之高的评价，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特里弗斯1971年发表于《生物学季评》（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上的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这篇论文的灵感来自于他在非洲对狒狒进行的研究。在《互惠利他主义的演进》（The Evolution of Reciprocal Altruism）这篇文章中，特里弗斯通过借用博弈论中的著名比喻来突出了欺诈这个谜题。他讲述了囚徒困境如何直接表现出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正如我在上一章中讲到的一样，囚徒困境是一个强大的数学比喻，从中可以看出，背叛行为会如何对合作产生破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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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特里弗斯并没有提到“直接互惠”，但是用到了“互惠利他主义”这个词。在这里，利他主义是指对他人安危的无私关注。虽然利他主义与进化论传统观点中的“自私”行为截然相反，但若揭开其背后的真实动机，就会发现利他行为其实是有许多附加条件的。通过阅读本书，我希望读者能逐渐明白，虽然看似矛盾，但“利他”行为很可能直接源自于理性玩家的“自私”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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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逃脱囚徒困境魔爪的机制中，最明显的一类，就是我已经提到过的对游戏的简单重复。这也是为什么直接互惠引发的合作在长期存在的群体中起效最为明显。在各种类型的社会中，两个个体可能在村庄的小酒馆、工作场合或珊瑚礁处经常相遇并互动，如果某一方的背叛行为会让同伴在下次相遇的时候也采取背叛行为，那么他（它）就会三思而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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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弗斯是第一位对生物学中重复囚徒困境、或称迭代囚徒困境的重要性予以认可的学者。由此，在动物之间发生的一系列相遇与互动中，就会产生合作行为。他引述了一些例子，诸如负责清洁的小鱼，以及鸟类以警告为目的的鸣叫等。值得注意的是，特里弗斯在此基础上还更进了一步。他讲到，从同情和信任到欺骗和虚伪，“每位人类个体都拥有利他和欺诈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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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弗斯认为，人类情感和体验中的很大一部分，譬如感激、同情、内疚、信任、友谊以及道德败坏，都源于同样简单的互惠逻辑，与大鱼和小鱼清洁工之间的关系如出一辙。这一理论建立在先人对社会行为受到互惠驱动的解释之上。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一书中讲到，最理想的友谊建立在平等的关系基础上，而只有真诚的互惠，才能让这样的关系成为可能。在柏拉图的《克里托篇》（Crito）中，苏格拉底认为，市民是否以感恩的责任感去遵守国家法律，和他们对父母生养教育所怀有的感恩之心是相同的。总的说来，一个事实贯穿始终，那就是，互惠指导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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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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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困境理论形成于1950年，至今已出现多种变形和演绎。其他学者也对这场博弈进行过重复性试验，而特里弗斯则将重复囚徒困境用于动物行为的分析，并因此将这一理论推向了新的高度。重复囚徒困境，在吸血蝙蝠群落和鱼儿在珊瑚礁上建立的清洁站中都可能出现，特里弗斯在论文中也对这些动物的行为进行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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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遍遍地重复囚徒困境究竟会发生什么，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的时间实际上是先于特里弗斯的分析的。1965年，两位学者共同展开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艾伯特·查玛（Albert Chammah）是从叙利亚来到美国学习工业工程的移民，而阿纳托尔·拉波波特（Anatol Rapoport）是生于俄罗斯的著名数学家兼心理学家，他利用博弈论去探索纯理性思维的边界，后来又投身于全球和平事业。在他们合著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a）一书中，他们针对这一博弈的多次试验进行了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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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特里弗斯作出理论贡献的同时，以色列数学家罗伯特·J·奥曼（Robert J. Aumann）也对博弈论提出了重要的见解。奥曼曾于20世纪60年代在冷战军备控制谈判中担任顾问，后来于2005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奥曼对重复相遇的结果进行了分析，并针对不同的情况给出了合作的先决条件。举例来说，这些情况包括当有很多参与者出现时、当互动不频繁时，以及当参与者的行为缺乏透明度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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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文中分析过的囚徒困境回报矩阵中，只进行一轮的博弈，采取背叛的行为是符合逻辑的。但奥曼的研究告诉我们，即使当玩家有着强烈的短期利益冲突时，重复性博弈也能产生和平的合作行为。一位玩家会与另一位玩家合作，因为他知道，如果今天他被对方欺骗了，那么明天他就可以针对这个欺骗行为采取惩罚对方的措施。对复仇性报复行为的规避，似乎为友善的合作铺平了道路。从这个角度来看，从自我利益出发而进行的理性思考的确可以催生合作。奥曼将这一见解称为“无名氏定理”（Folk Theorem），它就像许多民歌一样，被人们口口相传，找不到最初的作者，而且在传播过程中也经过了许多人的修饰和改造。1959年，他又将这一理论发展为多位玩家之间的博弈，其中一些玩家会形成团伙，共同对付另一些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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