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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合作者 几个世纪之前，苏格兰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因观察到花粉粒中碎屑的之字形运动而感到迷惑不解。那是在1827年，布朗通过原始的显微镜，进行了这项具有先锋意义的观察实验，发现了随机运动现象。令他感到困惑的是，这样的连续运动不是从液体流中出现的，不是在蒸发的过程中出现的，也不存在任何清晰明确的原因。他以为，自己似乎发现了一种生机勃勃的力量，发现了“生命的秘密”，并因此而激动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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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他知道自己还需要更多的证据。那个时代，布朗名声在外，享誉欧洲各地，还在牛津获得了名誉博士学位，举办了和伟大的物理学家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以及化学家约翰·道尔顿（John Dalton）同样规模的庆祝仪式。而且，他还领导了对澳大利亚的探索工作，并在达尔文搭乘贝格尔号进行著名的航海探险时，为后者提供所需设备的建议。后来，布朗在金属粒中也观察到了同样的运动，而金属很明显是不具有生命的。于是，他放弃了之前认为自己发现生命精华的想法，他当时的失望心情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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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某种角度讲，他的确看到了一种生机勃勃的力量。将布朗观察到的现象转换为理论形式的关键一步，是在75年之后才迈出去的。爱因斯坦提出，微粒保持之字形运动，是因为周围存在肉眼不可见的微小分子，由这些分子组成的“海洋”形成了冲击力，才表现出如此的运动状态。在1905年的科学氛围中，许多重要人物都对分子的存在持否定态度。爱因斯坦预测，液体中随机运动的分子向更大的悬浮粒子施压，会造成粒子的不规则运动。这种运动的幅度很大，可以用显微镜直接观察到。从这种运动现象着手，爱因斯坦还研究出了分子的体积。虽然布朗运动并非一种带有生命的力量，但布朗的观察和发现的确为我们现在对早期生命的理解和解释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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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生命、呼吸的生物，并不需要某种生命的推动力或者生命精华来完成进化，而只需要分子之间保持非凡的合作水平。其中一些分子源于原始地球的大气，在紫外线和其他辐射的作用下，分解、融合，形成了简单的有机分子，譬如碳氢化合物。闪电所提供的高能量，能够进一步增加分子的种类。碳氢化合物为单氨基酸（连在一起形成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单糖）等更为复杂的有机物提供了给养。这些分子以某种方式结成形体，构成了细胞的祖先，它们有着确定的形状、统一性和各种属性，带有生命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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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透过表面看本质，看到我们身边生机勃发的生命体之中的细胞，就会发现强大的分子复制因子，也就是我们生命传承的信使。至今发现的最为常见的一类因子，就是DNA（脱氧核糖核酸）。除了少数几种病毒之外，如今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要依靠DNA来存储生息繁衍所需要的信息。但是，最初的生命游戏之中最有可能出现的玩家，却是与此相关的遗传物质——RNA分子。这种分子比DNA更富有灵活性，因为它既能将信息传递给子孙后代，又能对化学反应起到催化和加速的作用，非常便捷有效。而且，RNA还带有DNA在生物体中的所有关键职责，包括人类也是如此。1986年，哈佛大学诺贝尔奖得主沃尔特·吉尔伯特（Walter Gilbert）提出了“RNA世界”的说法，他认为在蛋白质加入到生命这场游戏之前，是RNA以某种方式主宰了生命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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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处岛屿胜地游览时得到了灵感，为生命起源问题找到了新的探索方向。优秀的科学方法，就是要问出正确的问题，而关于生命起源这一话题的另一种问法，也催生出我心中一个很有意思的新想法。传统思想往往认为，更为成功的有机体能继续繁殖更多的后代，并将基因传递给这些后代。如此，就有了繁殖在先，选择在后的逻辑。到目前为止似乎还说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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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知道，通过自然选择的过程，进化塑造了地球上所有的生命，我们能够用数学的方式抓住其运转原理，并将其精华浓缩成为数学等式。借此，我设计出了一个通用的数学理论，研究对象并不仅限于进化自身，也涉及进化的起源。我和同事一起，展示出地球在“婴儿期”如何形成由相互合作的分子所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成百上千万年来，这就造就了由以分子形式表现出来的“干柴”，等待着我们今天所知的“生命复制”燃起的熊熊“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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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选择的过程，将从细菌到老虎等各式各样的生命连接为一体。而生命复制是指制造各种自身重复版本的能力，无论是以卵的形式，还是以子孙后代或分子的形式。我认为，自然选择过程实际上早于生命复制现象本身。通过思考这一理论对生命起源的意义，我也能得出合作比生命本身的历史更为悠久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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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奥秘在PED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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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Princeton）工作时，一天电话突然响了起来。电话那头是一位名叫杰弗里·艾普斯坦（Jeffery Epstein）的陌生人，希望我能为他讲述一下自己的研究工作。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是一位华尔街阔佬。第二天，他的办公室给我的行政助理汇来了一大笔慷慨的研究资助金。而后，他又邀请我去纽约拜访他。于是，我来到了一座由旧校舍改建而成的富丽堂皇的建筑。没想到的是，我竟是他晚宴上的唯一客人。我们相谈甚欢，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他对我在合作领域进行的研究工作非常感兴趣，迫切希望了解更多细节内容，尤其对“赢定输移”策略痴迷不已。他也经常用新思想挑战我的观点。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交谈，也是我们长期交流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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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里希望我能组织人们召开一次以“语言的进化”为主题的会议。于是我们开始着手准备，会议终于在一年之后于高等研究院召开。艾普斯坦本人也出席了会议的开幕式。他的私人飞机就停在普林斯顿机场随时待命，虽然没过多长时间，他就起身告辞，乘飞机去了巴黎，但会议却进一步提升了他对我研究课题的兴趣。一段时间之后，他再一次邀请我去拜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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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里公馆的一位女性工作人员给我打来电话，安排拜访事宜。电话中她告诉我，会给我寄来一张飞往波多黎各圣胡安的机票。到了那里之后，会有直升机来接我。她不经意间提到，她就是负责接我的直升机飞行员。我突然感觉，自己仿佛是詹姆斯·邦德电影中的临时演员。后来，计划果然如期而至，我乘上直升机，一路上俯看着下面一望无际的温暖的深蓝色海水。我们来到加勒比海中的一座小岛，又被引到一处有柱廊的庭院，在石桌旁坐下。杰弗里的热带小岛面积只有约0.45平方公里，被珊瑚礁包围。小岛上面建有一处奢华豪宅，房顶闪烁着铜绿色的光彩，还有长达1.6公里、长满棕榈树的海滩，而这些棕榈树都是从佛罗里达州专程运过来的。为了让海盗敬而远之，还特地竖起了一道有星形图案的横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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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客房装有蓝色百叶窗，房间内饰由专程从法国飞来的设计师打造。几处这样的小房子围绕着一座喷泉、一处庭院和一池湖水建成，四处点缀着沙发和躺椅，但我还是喜欢在石桌旁工作。每天，我都在晨光的沐浴下与杰弗里共进早餐。在科学方面，关于我的研究课题，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讨论着这些研究的意义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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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里是无可挑剔的主人。一次，我无意间问到，在小岛周围温暖透明的海水中潜水会是什么感觉。没想到第二天，一位蛙潜教练就出现在我面前。当英国宇宙学家斯蒂芬·霍金造访这里的时候，曾提及他从来没有潜到水下过。于是，杰弗里专门给他租了一艘潜艇。我此次行程的最后一天，杰弗里说，他会为我设立一个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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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在他与我们当时的校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谈判达成一致之后，我终于成功创立了“进化动力学中心”（PED）[1]。萨默斯后来成为了奥巴马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那时的他就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办好进化动力学中心这个问题，给了我直率的建议：“该花就花，钱永远够用。”我们占用了剑桥布拉特广场（Brattle Square）一座崭新的智能写字楼顶层。写字楼地处中心地带，周围有各式餐厅和精品小店，到了夏天，还有街头艺人在路边卖艺。加入中心的是一群我亲自挑选的优秀数学家和生物学家，以及希望对合作的强大力量进行探索的各界优秀人士。有的学生将我的中心称为“诺瓦基亚”。对于我们来说，诺瓦基亚就是学术天堂的所在。埃雷兹·利伯曼（Erez Lieberman）是哈佛最优秀的毕业生之一，他曾开玩笑说，PED就是“天天派对”（party every day）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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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学者时多时少，一般情况下，我会有15~25名研究人员，在各类新颖酷炫的项目上开展研究工作。我们也有许多本科生。我们将他们称为“罗马人”，因为他们之前曾经属于一个名叫“数学进化研究机会”（Research Opportunities in Mathematical Evolution—ROME）的研究小组。埃雷兹·利伯曼称呼自己为“什长”（Decurio），这是古罗马十人小队的队长头衔。他还总用这个称呼当作插科打诨的借口。如果某个项目上来了太多的学生，埃雷兹就会告诫大家，“条条大路通罗马”。如果某位学生的研究项目遇到困难，他就会这样安慰：“别担心，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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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王国”听起来仿佛是马克思兄弟老电影中的某个场景。我梦想着成为其中的鲁弗斯·法尔弗莱（Rufus T. Firefly），那位拥有格拉斯顿式政治家风范、林肯式谦逊以及伯里克利（Bericles）式智慧的传奇独裁者。而事实上，我的目标十分简单：我希望PED的常住民能在理解大自然的过程中找到充实与快乐。我希望他们能有所选择，而不用背负职责。他们并不为我工作，是我在为他们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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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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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里在他那天堂般的小岛上，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思考。几年之后，当我们再次坐在同一张石桌边上时，他又回归到了最为宏大的问题之上：“生命是什么？”但是，他也将这个大而又大的问题转换为一种更有意思的说法。他补充道：“生命是解决办法，那么，它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毕竟，行星围绕太阳运转的轨迹就是这些天体用来“解开”牛顿引力定律方程的答案。电子围绕轻原子核所做的运动，就是“解开”量子力学方程的答案。那么，生命究竟是用来“解答”哪一个方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