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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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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进程犹如人生，岔道中又有岔道。我常常扪心自问，应到哪里去寻找通向真理的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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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录二十多年前写的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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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生命，而所谓作者的感受无非是寄生在这一生命之上的附加物而已，这当然也包括了为书作的序。当搏非告我法律出版社准备刊印《历史的巨镜》并希望我作一新序时，我立即想到的是先把2009年该书在台湾出版时的序附上，再写一点这四年来的进展。当时，我曾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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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认识自身的历史上，存在着一些常青的问题。现代社会为什么起源于西方就是其中之一。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到今天，无论社会思潮如何变换，这个问题每隔一段时间总会在学术界以不同的面目出现，而且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进展往往是重提该问题的契机。1990年代白银帝国以及前几年出版的《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引起的讨论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其实，早二十多年前，我和刘青峰提出中国传统社会超稳定系统说时，亦力图用根据中国史研究得到的大历史观来回答现代社会为什么起源于西方。这是《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从古罗马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一书在1985年出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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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法论上讲，如果超稳定系统假说对中国传统社会长期被禁锢在某种社会结构中的论述是成立的，那么它也就给出了中国为什么没有最早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的新解释。这样一来，只要将该视角投射到西方，一定有助于理解现代社会为何起源于西方这一历史难题。当年我已感觉到，这里蕴含着一种考察人类历史的新研究纲领，我们称之为系统论史观。《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正是通过阐明西方现代社会如何从古希腊罗马社会演化而来，用系统演化论取代决定论以展开新史观探索之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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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纲领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处理价值系统，不能回答为何最早的现代社会是新教国家，并讨论现代化和全球化以及民族国家的关系。或者说，《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只做到了用系统论对马克思典范作出发展，而不能涵盖韦伯典范以及包容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我深信系统论可以解决这些困难，故自1989年以后就从哲学研究中走出来，沉入中国传统社会现代转型和思想史研究中去。我希望中国思想研究和社会转型之经验有助于理解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起源的关系，并能发现价值系统和社会互动的普遍法则。我当然没有估计到，这场苦战旷时日久，居然长达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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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我和刘青峰完成用超稳定系统说解释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2000年我们又把该方法推广到中国思想史研究之中，并建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对我们得到的结论进行检验。直到2007年我才感到用系统论把当年研究和我们思想史探索统一起来的方案成熟了，故决定再版《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并为它写导读，这就是《历史的巨镜》一书。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我把当年我和唐若昕先生合著的《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作为《历史的巨镜》的附录，以表明今日的研究是1980年代探索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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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充满了难言的感慨。从青年时代起，我们就把通过历史研究以理解人类的生存处境作为自己生命的意义和奋斗目标。在某种意义上讲，从1980年代到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研究都是围绕着这本书所提出的问题展开的。今日学术界或许不会认同这种重构大历史的努力，一些人看到这些讨论就会以为这是在建构体系，有一种回到历史规律决定论的毛骨悚然的感觉。而我却认为，只有系统论史观才能帮助我们摆脱支离破碎的史观造成的无力感，理解什么是现代社会，认识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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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朋友或许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一定要把今日之研究和1980年代带有稚气的书联系起来，显示出一种学术上的怀旧。其实，至今我仍将自己的工作定位于二十多年前的思想解放时代，相信当时形成的视野之重要性。我甚至认为：对历史研究而言，没有关心人类命运的宏大心灵和跨学科研究纲领，更专业化的诉求都可能把我们引到黑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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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9年到今天，又过去了五个年头。当时我刚从专业思想史研究中走出来，开始大历史写作。今日看来没有当时的决定，不可能有现在已取得的进展。从2011年冬起到2012年，我和青峰通过“中国思想史十讲”的讲座，贯通地讲中国古代思想史和近现代思想史。2013年，我又通过八次“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的讲座做出新的探索。这种探索是把文明动力学有关超越突破的哲学研究和比较思想史结合起来，从轴心文明演化的大历史观来考察现代社会的起源，尝试勾画出人类文明从古文明到轴心时代、再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地图。从这一地图来看，现代社会只不过是不同的轴心文明类型在互相融合中演化的一个阶段而已。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因高科技和经济的无限增长，生活样式和思维方法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不可逆转的剧变，同时，那些由不同的轴心文明铸造出的多种信仰和道德伦理的基石正在动摇中，也许，这说明人类正在走向新轴心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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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 2014年8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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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第一章 从马克思到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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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社会为什么最早起源于西方——现代性的本质——市场经济说的局限——民主制度和科技进步说——博兰尼的市场社会——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布罗代尔的全球贸易——现代社会是一个科技和经济可以无限制增长的社会——扩大了的马克思典范的局限——回到价值系统——韦伯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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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现代社会为什么起源于西方，首先要回答何为现代社会？用今日话讲，这就是界定现代性的本质。所谓现代性无非是把现代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上与传统社会区分开来的特点。人们一般用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作为传统与现代的分野，把农业社会看成传统社会，现代社会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工商业社会。但是一旦把这种常识性的见解放到历史研究中去，立即发现它不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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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罗马帝国为例，自从罗马皇帝图拉真(Trajan,Marcus Ulpius Nerva Traianus， 98~117年在位)完成帝国历史上最后一次远征后，帝国疆土差不多等同于今日美国，人口达一亿以上。它基本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是一个市场主导的商业社会。注1当时，仅西班牙一省，重要城市就有400座。罗马本土粮食主要靠外部地区供应。“爱色斯”号是穿梭于埃及与罗马之间的运粮船，它一次可载货1575吨，平均价值15,000美元。注2罗马帝国是一个商业帝国，但它不是一个现代社会。那么，我们能否用生产方式来界定现代社会呢？表面上看，古罗马不算现代社会，似乎基于其奴隶制度的生产方式，但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前，生产方式中奴隶制度也占重要地位，它却是一个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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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本质不同是不是可以用民主制度以及生产力发达程度来表达呢？我们知道，古希腊城邦曾实行过民主制度，但它并不属于现代社会。什么是生产力？如果我们剥离了市场经济，那么它是指生产工具和生产组织规模。不要忘记，古罗马的奴隶生产劳动也是大规模集体式的，如果一定要用生产力来代表现代性，那就只能将一切归为现代科学技术了。但这立即发生了一个新问题，这就是何为现代科技？如果把现代性等同于现代科学，西方现代科学和第一个现代社会应是同步出现的。如果我们讲的是技术，技术进步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今日计算机、互联网和蒸汽机、邮局的差别远大于十七世纪蒸汽机和风车、驿站的不同，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将蒸汽机的出现视为现代呢？事实上，把蒸汽机和工业革命作为现代性的标志也是经不起认真检验的，工业革命开始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当时荷兰和英国早已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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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十六世纪前中国的技术水平远高于西方。如果把技术进步视为传统社会演化到现代社会的关键，那么为什么现代社会没有在中国最早起源呢？总之，虽然我们可以把现代社会看做在各方面大量应用科技的社会，但是，并不能以科技水平和科技在生产中应用的程度作为传统和现代的分界。实际上，无论是从银行、会计学上的记账的方式还是金融制度上都无法找到现代与传统的划界。正如保尔·格鲁赛(Paul Grousset)所说，“当代资本主义没有丝毫发明”。阿尔芒多·萨波利(Armando Sapori)进一步指出：“直到今天，人们不能找到任何东西，包括所得税在内，在天才的意大利共和国没有先例。”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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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十世纪中叶开始，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从另一个角度把握现代性。这就是把现代化视为全球化，从市场经济发展的无限制和生产力水平的超增长来界定现代化的本质。博兰尼(Karl Polany)指出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特点在于为“卖”而“买”。他认为：“就一般而言(在传统社会)，人类的经济是附属于其社会关系之下的”，而现代社会是市场关系无限扩充以至于占领所有领域的社会，故他亦将现代社会称为市场社会。注4哈耶克(F. A. Hayek)把现代市场经济定义为人类可以不断扩展的自发合作秩序。注5布罗代尔则进一步把现代资本主义与全球化的经济关联起来，并从全球市场的形成特别是远程贸易的兴起来追溯现代社会的起源。注6马克思早就用劳动力作为商品来定义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它同博兰尼所谓为卖而买，即社会成员“为稻粱谋的动机被图利的动机取代了”异曲同工。《共产党宣言》在刻画资本主义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其生产力超增长和全球化的特征。注7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博兰尼和布罗代尔的学说都可以归为扩大了的马克思典范。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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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技术无限运用于人类生活和市场机制无限制扩张导致经济(生产力)的超增长，来界定现代社会无疑是正确的。市场经济和科技运用虽然古已有之，但在社会现代转型之前，人类在传统社会中生活了几千年，都没有发生科学技术无限制地运用和市场经济不断扩展导致超增长的情况。然而扩大了的马克思典范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只给出现象的描述，而不能回答超增长的本质。为何在传统社会科技应用和市场组织不能无限制地扩大到一切领域而导致全球化，以致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和生产水平呈现出不受限制的超增长呢？哈耶克把现代社会视为自发合作秩序不断扩张无疑也是正确的，但同样没有解决有关机制问题。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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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任何行动都是在其种价值观支配下发生的，并受到道德和正当性框架限定；当某种社会行动缺乏价值动力或不存在道德上终极的正当性时，其充分展开是不可能的。在传统社会，除了天灾、疾病等自然因素造成生产力停滞外，经济不能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及科技的应用缺乏价值动力和道德上的终极正当性，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和社会制度及主流价值系统发生冲突，不得不停顿下来。现代社会完成了价值系统的转化，科技的无限运用以及市场机制无限扩张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正当性和制度保障。故为了理解现代性的本质，还必须回到人的价值系统，特别是社会制度及其正当性根据上来。或者说，离开价值系统社会行动正当性标准，是不可能认识现代性本质的。这时，我们必须从扩大的马克思典范转向广义的韦伯(Max Weber)典范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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