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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第一章 从马克思到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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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社会为什么最早起源于西方——现代性的本质——市场经济说的局限——民主制度和科技进步说——博兰尼的市场社会——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布罗代尔的全球贸易——现代社会是一个科技和经济可以无限制增长的社会——扩大了的马克思典范的局限——回到价值系统——韦伯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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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现代社会为什么起源于西方，首先要回答何为现代社会？用今日话讲，这就是界定现代性的本质。所谓现代性无非是把现代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上与传统社会区分开来的特点。人们一般用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作为传统与现代的分野，把农业社会看成传统社会，现代社会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工商业社会。但是一旦把这种常识性的见解放到历史研究中去，立即发现它不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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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罗马帝国为例，自从罗马皇帝图拉真(Trajan,Marcus Ulpius Nerva Traianus， 98~117年在位)完成帝国历史上最后一次远征后，帝国疆土差不多等同于今日美国，人口达一亿以上。它基本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是一个市场主导的商业社会。注1当时，仅西班牙一省，重要城市就有400座。罗马本土粮食主要靠外部地区供应。“爱色斯”号是穿梭于埃及与罗马之间的运粮船，它一次可载货1575吨，平均价值15,000美元。注2罗马帝国是一个商业帝国，但它不是一个现代社会。那么，我们能否用生产方式来界定现代社会呢？表面上看，古罗马不算现代社会，似乎基于其奴隶制度的生产方式，但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前，生产方式中奴隶制度也占重要地位，它却是一个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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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本质不同是不是可以用民主制度以及生产力发达程度来表达呢？我们知道，古希腊城邦曾实行过民主制度，但它并不属于现代社会。什么是生产力？如果我们剥离了市场经济，那么它是指生产工具和生产组织规模。不要忘记，古罗马的奴隶生产劳动也是大规模集体式的，如果一定要用生产力来代表现代性，那就只能将一切归为现代科学技术了。但这立即发生了一个新问题，这就是何为现代科技？如果把现代性等同于现代科学，西方现代科学和第一个现代社会应是同步出现的。如果我们讲的是技术，技术进步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今日计算机、互联网和蒸汽机、邮局的差别远大于十七世纪蒸汽机和风车、驿站的不同，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将蒸汽机的出现视为现代呢？事实上，把蒸汽机和工业革命作为现代性的标志也是经不起认真检验的，工业革命开始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当时荷兰和英国早已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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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十六世纪前中国的技术水平远高于西方。如果把技术进步视为传统社会演化到现代社会的关键，那么为什么现代社会没有在中国最早起源呢？总之，虽然我们可以把现代社会看做在各方面大量应用科技的社会，但是，并不能以科技水平和科技在生产中应用的程度作为传统和现代的分界。实际上，无论是从银行、会计学上的记账的方式还是金融制度上都无法找到现代与传统的划界。正如保尔·格鲁赛(Paul Grousset)所说，“当代资本主义没有丝毫发明”。阿尔芒多·萨波利(Armando Sapori)进一步指出：“直到今天，人们不能找到任何东西，包括所得税在内，在天才的意大利共和国没有先例。”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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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十世纪中叶开始，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从另一个角度把握现代性。这就是把现代化视为全球化，从市场经济发展的无限制和生产力水平的超增长来界定现代化的本质。博兰尼(Karl Polany)指出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特点在于为“卖”而“买”。他认为：“就一般而言(在传统社会)，人类的经济是附属于其社会关系之下的”，而现代社会是市场关系无限扩充以至于占领所有领域的社会，故他亦将现代社会称为市场社会。注4哈耶克(F. A. Hayek)把现代市场经济定义为人类可以不断扩展的自发合作秩序。注5布罗代尔则进一步把现代资本主义与全球化的经济关联起来，并从全球市场的形成特别是远程贸易的兴起来追溯现代社会的起源。注6马克思早就用劳动力作为商品来定义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它同博兰尼所谓为卖而买，即社会成员“为稻粱谋的动机被图利的动机取代了”异曲同工。《共产党宣言》在刻画资本主义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其生产力超增长和全球化的特征。注7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博兰尼和布罗代尔的学说都可以归为扩大了的马克思典范。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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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技术无限运用于人类生活和市场机制无限制扩张导致经济(生产力)的超增长，来界定现代社会无疑是正确的。市场经济和科技运用虽然古已有之，但在社会现代转型之前，人类在传统社会中生活了几千年，都没有发生科学技术无限制地运用和市场经济不断扩展导致超增长的情况。然而扩大了的马克思典范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只给出现象的描述，而不能回答超增长的本质。为何在传统社会科技应用和市场组织不能无限制地扩大到一切领域而导致全球化，以致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和生产水平呈现出不受限制的超增长呢？哈耶克把现代社会视为自发合作秩序不断扩张无疑也是正确的，但同样没有解决有关机制问题。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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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任何行动都是在其种价值观支配下发生的，并受到道德和正当性框架限定；当某种社会行动缺乏价值动力或不存在道德上终极的正当性时，其充分展开是不可能的。在传统社会，除了天灾、疾病等自然因素造成生产力停滞外，经济不能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及科技的应用缺乏价值动力和道德上的终极正当性，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和社会制度及主流价值系统发生冲突，不得不停顿下来。现代社会完成了价值系统的转化，科技的无限运用以及市场机制无限扩张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正当性和制度保障。故为了理解现代性的本质，还必须回到人的价值系统，特别是社会制度及其正当性根据上来。或者说，离开价值系统社会行动正当性标准，是不可能认识现代性本质的。这时，我们必须从扩大的马克思典范转向广义的韦伯(Max Weber)典范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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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第二章 现代性的两大要素：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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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两个基本要素——何谓工具理性——几何式的思维模式——理性化——科技无限制地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可能性——何谓个人权利——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为什么是正当的——现代社会的组织原则——社会契约论——仅仅用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不足以理解现代性的全貌——寻找第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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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文化价值系统来看，是可以非常容易地界定“现代”和“传统”的差别。“现代性”意味着以下两种全新价值在人类社会中涌现：第一为“工具理性”成为社会行动(制度)正当性最终根据；第二是个人权利观念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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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把现代化称为工具理性的扩张。人们通常把工具理性理解为对达到目标的手段的精密计算，它是达到目标的手段和过程的理性化，似乎工具理性与目标无关。这是对工具理性严重的误解。例如，我要去某地，如何坐车最方便、最经济，这种理性考虑是工具理性，但我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难道就不是理性的吗？我如何评价并反思这一行为的种种方法，难道又不是理性的吗？实际上，理性包含三个层面的要素：目的、手段(工具)、评价方式。所谓工具理性不包含目的，不是指一般的目标，而是人生的终极目的和意义。也就是说，工具理性是指终极关怀(例如对上帝的信仰)与理性(ratio)表现出二元分裂的状态。在二元分裂的结构中，人的终极关怀与他的理性思考互不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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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理性精神在古希腊和罗马时代已经出现。罗马人把法律背后的精神视为理性，古希腊也讲人是理性的，但理性是神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在古希腊和罗马思想中，神和理性并没有呈二元分裂的状态。为什么二元分裂是如此重要呢？人是有终极关怀、有信仰的，同时又有理性的。假定一个人的理性是由信仰推出来的，那么，当信仰发生变化的时候，理性也会随之变化，变成不稳定的。同样，当社会制度理性化(理性的不断扩张)的时候，理性对信仰(它往往是道德的基础)就会具有颠覆性。这样一来，信仰对理性便构成限制，使理性不能贯彻到一切社会行动中去，从而妨碍了理性(包括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和公共事务中的无限制地应用。换言之，只有到十七世纪，西方发生终极关怀和理性的二元分裂，两者呈互不相干的状态，理性才可以稳定地成为科学、技术、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基础，不会对信仰和道德造成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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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古希腊罗马社会表现得十分突出。翻开希腊史，我们可以看到理性的发展与古代信仰(古代神话、城邦的精神)发生巨大冲突，最后限制了理性化进程。苏格拉底之死，正是古代希腊人对理性的扩张感到恐惧并最后扼杀理性的最具象征性的事件。这一切正如基托(H.D.F.Kitto)所说：“前六世纪和五世纪早期的伊奥尼亚哲学家们的大胆哲学思考，激发了人们对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系统追问，其结果使许多公认的道德观念发生严重动摇。……苏格拉底及其热心的年轻追随者们发现，传统道德体系在逻辑上没有基础。”注11因此，理性精神虽起源于希腊，但古希腊罗马社会没有实现理性化，故不可能是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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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可以视为工具理性为科学无限制地发展提供前提最有力的证明。近代科学的产生，虽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经院哲学很长的传统，但牛顿(Isaac Newton，1643~1727)力学建立的过程，却和工具理性在西欧的孕育同步。科学史表明，工具理性在新教精神中形成之前，无论古希腊还是经院哲学，甚至是文艺复兴的意大利，科学无限制地发展都会和信仰冲突。否则我们不能解释为何以牛顿力学为象征的近代科学革命恰恰发生在英国。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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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理性的另一个特点是几何式的思维方式。笛卡儿和斯宾诺莎都把自然界看做服从几何定律的大机器，运用理性是强调清晰的思考，用几何公理体系式的理论结构来论证法律并使社会行动理性化。注13了解工具理性的特点后，自然会明白为什么社会制度和行动的理性化表现为工具理性的扩张了。社会行动分两类，一是个人行动，二是群体组织的行动。个人行动的工具理性化包括以下几方面：选择哪个目标最有利于行动者？行动者有哪些手段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理性的个人会把这些目标和相应的手段科学地列举出来，从中选择最有效率的付诸实行。群体组织和制度的工具理性化则是韦伯所讲的官僚化、科层化。例如把社会组织看成是一部机器，社会管理机构的目标被层层分解，使其效率最大化，以及整体行动不取决于个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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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组织行动理性化最典型的例子是欧洲现代军队的兴起。现代军队最早产生于荷兰，其创立者莫里斯亲王(Maurice of Nassau， 1567~1625)强调了三件事。一是铁铲，用来掘防御沟，在此以前，挖沟被认为是胆怯。二是将火绳枪的装弹和射击分解为42个单一的连续动作，给每个动作定出名称和发令词，迫使士兵们练习火绳枪的装弹和射击动作。三是训练士兵步伐整齐，把训练变成军事行动必不可少的部分。这些步骤体现了用工具理性组织军队，将其改造为不依赖个人的最有效达到目标之机器。军事行动的理性化使当时的荷兰可以战胜西班牙。十六世纪如日中天的奥斯曼帝国亦从此受到遏制，并开始走向衰亡。正是从那时候起，现代军队建制出现，一营为550人，营分为连，连分为排。从此以后军队不再是个人的勇敢行动，而是像一部接收指令而行动的机器。事实上，人类今日之军队，其武器和高科技运用虽远远超出十七世纪，但就其组织背后的精神而言，以导弹装备军队的结构与当时是一样的。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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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中世纪时，理性作为自然法的基础，本是与上帝连在一起的。工具理性精神最早出现在新教之中，新教徒把对上帝的信仰视为与理性无关。这样，随着基督教的入世转向，一个新教徒可以信仰上帝，以基督教为终极关怀，同时也可以以理性作为行动的原则，用科学技术改造世界。十七世纪的著名小说《鲁滨孙漂流记》十分传神地描绘了具有这样一种心灵状态的个人。工具理性的形成意味着理性就可以相当稳定地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而不会对信仰和道德造成颠覆；从此以后理性贯彻到所有社会领域(当然包括了科学技术的应用)才是可能的。正因为如此，韦伯把现代化归为理性化，即工具理性贯穿于一切社会行动，成为社会制度正当性基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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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用理性化还不足以把握现代社会在价值和制度上的全部特点。例如，它不能说明为什么现代社会主张价值多元和法治，大多都实行民主制度，以及为什么市场经济是现代社会的主流经济形态。所以，现代性还包含第二个核心：个人权利为正当性的最终根据。什么是个人权利？权利(right)这个字在西方古已有之，指合法的利益与权力。从九世纪开始，英语中“权利”一词的含义是指符合尺度，如直线、直角等。它逐渐转化为应当、理应的意思。简单而言，个人权利可以定义为个人的自主性为正当，它可以细分为两层含义：第一，个人是指具有理性的个人，人有权在法律限定下去做他想做的事情；第二，正当并不等同于道德，但却具有道德含义。这里的正当不等于好，也不是善，而是一个崭新的概念。一个成年人有权利去看三级片、逛红灯区，但是不是因此就可以断定这些行为都是好的呢？显然，这些行为并不能被视作一种好的行为，但是，成年人完全有权做这事。个人自主性为正当这种观念，在十七世纪之前是不存在的，它是代表现代性的重要价值。正是基于这个基本价值，产生了许多只在现代社会才有的理念。比如说，正因为个人权利是现代价值核心，那么一个符合正义的社会应该是保障每个人的个人权利的社会。由于每个人追求的价值可能不同，它们都具有正当性，故现代社会主张价值多元。在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中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必须区别价值与事实，社会秩序由超越个人价值的形式法规来维持，即实行法治(rule of law)，强调公共事务程序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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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注意，在某种程度上被默认的个人权利(亦可以称之为个人自由)自古以来就存在，正如市场经济广泛存在于传统社会一样。现代社会以个人权利为核心价值的准确意思是：除了它凸现出来成为主要公共价值外，更重要的是它成为论证社会制度正当性的最终根据。为什么个人追求利润是正当的？为什么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什么市场经济是合理的？中国人通常都用它能促使生产力的进步为理由。但社会制度正当性论证是一种道德论证，道德论证中应然(应该如何或什么是对的)不能用实然(事实上如何以及它可以增加我们的利益)来证明。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在道德上的正当性，只能从个人权利导出。事实上，正因为个人权利是社会制度正当性的最终根据，那么每个人把自己的东西自愿地与其他人交换，以增加彼此的利益，当然也是正当的。于是保证交换和分工的市场制度亦是正当的。这就是市场经济为正当与合理的根据。此外，为避免自主的个人发生冲突，每个人交出部分的权利形成公共权力，以管理公共事务。由于公共权力来自每个个人之委托，故人民在不满意时有权更换这种委托。这是民主政治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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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这两个现代性的核心价值互相结合，形成了现代社会的组织原则，这就是社会契约论。所谓社会契约论即把所有社会组织看做个人之间契约的产物。注15今天人们一谈起现代政治和社会组织蓝图的起源，不约而同地想到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i， 1469~1527)的《君王论》和《论李维》。事实上，前者只是将政治建立在理性之上，而后者则用对古罗马共和政治的缅怀来表明文艺复兴后期政治和公共事务从君王私人家事中分离出来。在十七世纪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结合的不可抗拒的潮流中，早期理性主义和共和主义理想迅速被社会契约论取代。为什么基于现代基本价值的社会组织原则只能是契约论？根据个人自主性为正当这一基本价值，社会制度的正当性只能由它推出，这意味着任何一种制度的建立必须基于每一个个人(至少是多数人)的同意之上。再加上工具理性把社会视为达到个人目的的工具(甚至于是服从几何定理理性之机器)这一限定，只能推出由人与人关系构成之社会是由个人之间契约组成的图画。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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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得到现代社会组织原则和传统社会的本质差别：组成现代社会的最基本单元是个人，组织机制是契约(法律也可以归为契约)；而传统社会是有机体，为认同某种共同价值(例如宗教或某种终极关怀)的社群，文化和血缘等天然有机的联系比契约在社群结合上起着更大的作用。也就是说，一旦把个人权利作为正当性最终根据，正当的社会组织再也不是高于个人的有机体，而是为个人服务的大机器，甚至家庭和国家亦变成了一个契约共同体。例如康德(Immanuel Kant)把婚姻界定为“两个不同性别的人，为了终身互相占有对方的性器官能而产生结合体”，注17并从契约论推出家庭义务。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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