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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第十三章 现代社会结构的自我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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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及其后果——自由世界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的自我改进——计划经济的弊病的暴露——西方对市场经济的再一次肯定——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很难认识到计划经济的问题——社会主义和民族国家——伊斯兰社会的现代转型——从泛阿拉伯主义到泛伊斯兰主义——高于经济发展的社会目标——中苏利益分歧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定位——反修防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新华夏中心主义的凸显和解体——无产阶级立场的不可欲——改革开放和冷战的结束——现代常识理性对市场经济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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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当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之际，美国、英国和苏联等各盟国领袖在雅尔塔举行会议，讨论战争结束以后的世界秩序。会议决定建立联合国取代已经失效的国联，创造了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制度。表面上看，这似乎是重新建立由独立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秩序，以保障世界和平与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的稳定。但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的影响力如日中天，苏联的势力范围已远远超过帝俄时期，其对国际秩序的理解与英美不同。列宁主义将帝国主义视为垂死的资本主义，力图通过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斯大林心目中的世界秩序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不断扩张；而英美对共产主义扩张之担心远甚于对法西斯主义的恐惧。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世界立即被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冷战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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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开启了现代世界秩序的新局面。本来，在现代社会结构中，民族国家作为将现代社会结构两个层面互相联系起来的枢纽，是国家利益的载体，任何两个民族国家的经济互利都是通过市场中的交换来实现的。现在，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存在不同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另一种形态的现代社会模式。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意识形态目标应该是高于民族国家利益的，这就是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和建立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在这一挑战面前，西方各国亦必须联合起来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自由世界的观念由此得到强化。正如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超越民族国家利益的军事和经济合作一样，西方自由世界亦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援助。著名的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就是一例。为了抵抗共产主义，美国希望欧洲迅速完成重建。1947年至1951年间，美国对欧洲拨款达131.5亿美元，其中百分之八十八为赠款。该计划消除了长期存在于西欧各国的关税和贸易壁垒，有助于西欧的一体化。该计划结束时，绝大多数参与国的国民经济已恢复到战前水平。西方自由世界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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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西方自由世界的壮大，并非是向战前民族国家结构的回归，而是面对社会主义的巨大压力、吸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现代社会结构进行大幅度改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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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5年，英国工党首次得到史无前例的多数票执政，开始推动煤矿、铁路等行业国有化，并通过国家干预来克服长期以来失业人口在百分之十左右的社会弊病，以实现充分就业。英国工党源于第一国际英国工人代表。伯林将工党的建立称为马克思对接纳他的这个国家所作的一项最大的贡献。注208北欧福利国家的经验受到高度重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已有百分之九十五英国人在政府支持的医疗保险系统中看病。法国建立了基于(计划和市场、国有和私有)混合经济之上的第四共和国(有别于战前的第三共和国)，经济国有化程度远超过英国。意大利则由一个战前君主立宪的国家变成实行混合经济的共和国。其工人家庭收入只有百分之五十九是工资，其余则来自于各式各样的福利。注209即使美国那样对私有制和市场持原教旨主义热忱的国家，凯恩斯主义和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节亦被普遍接受。未经计划的市场经济体系，因为不能为产品创造足够稳定的需要而受到全社会的责难。从此，西方社会的政府职能被重新界定。本来政府的职能对内仅在于立法和保护私有产权，现在控制货币供给和保证社会有效需求和就业也成为其不可缺少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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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和福利制度保障每一个人有生存权，这就使得“二战”前愈演愈烈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得到控制。即使发生萧条，亦不会出现大量工人失业无法维系生计的情况，现代价值的核心个人权利的可欲性又得以恢复。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结构第一层面的内在危机已被克服，它又可以支持生产力的超增长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市场的推动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自由世界经济水平已是战前的三至四倍。消费社会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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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作为两个阵营、两种现代社会制度的对抗，必定首先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备和国力的竞争之上。在军备竞赛背后，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种现代经济制度谁优谁劣的比赛。正如我们在第十章指出的，苏联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克服帝俄现代社会转型中发生的社会整合危机，在深层结构上是利用了传统社会整合方式，即与帝俄社会类似的社会结构有利于榨取农业剩余推行工业化。但计划经济本身毕竟是现代社会全新的事物，亦是社会主义有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象征。计划经济真的能保证生产力的不断增长并且能克服市场经济的弊病吗？这是经济学家面临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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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指望一个庞大的无所不能的计划系统来统计人民需要什么，并根据社会需要来组织生产和分配，这是一种致命的理性自负。注210没有一个经命令形成的外在秩序可以代替市场经济中自由的个人形成的自发秩序，以实现经济不断增长所必需的资金、人才和社会需求信息的有效整合。也就是说，计划经济力图用国家控制的僵化官僚组织代替处于流变中的契约组织，是不可能保证生产力超增长的。一旦西方自由世界用宏观调控避免了1929年那样的经济大萧条，福利国家保证个人权利的可欲性，计划经济就再也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对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样的苏联经济制度对西欧的优越性不再存在，人们日益发现计划经济会造成普遍而持久的物资短缺、无效率和种种弊病。在美国和苏联的核武器军备竞赛中，苏联虽然没有输给美国，但因为计划经济本身的特点，庞大的军费开支必定会拖垮苏联的经济。即为了赢得军备竞赛，计划系统再也不能保持人民生活的改善，甚至生活必需品的供给也经常出现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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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计划经济在效率上不如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但要宣告计划经济的失败，还必须证明它在道德上也是虚妄的。计划经济既然指责市场分配的种种弊病并声称自己具有道德上的先进性，但它真的能保证公平的分配吗？市场分配的公正性建立在两个独立的个人自愿交换之上，其盲区是在市场上找不到工作的人无法维持生计使得个人权利对他们不可欲。计划经济虽可以用国家管制和分配保证每个人有工作，但不能阻止有特权的管理者演变成新的阶级。计划经济分配的公正性是建立在以平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之上，一旦形成特权阶层，其后果必定是计划经济分配及其意识形态统治丧失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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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制度的效率和正当性来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谁优谁劣或许早就可以得出结论，但是这并不能证明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因为社会主义不单是给出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它还包含了现代化后进社会利用国家干预加速工业化和建立民族国家的尝试。不仅那些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发生社会整合危机的社会是这样，对于不易用民族主义建立现代国家的传统社会更是如此。这特别反映在伊斯兰社会的现代转型之上。我们在第八章指出，伊斯兰教很难退出政治经济领域，亦几乎做不到理性与信仰的二元分裂，故伊斯兰传统社会通过民族主义建立民族国家颇为困难。我们曾用奥斯曼帝国在西方冲击下社会现代转型步履维艰和由此引起的文明冲突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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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除了土耳其在全盘反传统基础上利用土耳其认同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外，整个伊斯兰世界分崩离析，广大地区沦为西方托管国或殖民地。由于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不同，这些殖民地大多不能建立有效的现代政府。但是，自从社会主义兴起，情况发生变化。社会主义作为另一种现代社会形态立刻引起伊斯兰世界的注意，伊斯兰社会现代转型加快了。从中东、北非到南亚，“二战”后形成的伊斯兰教国家，大多宣称自己推行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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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冷战会成为加快伊斯兰社会现代转型的契机？我们认为，关键在于以社会主义为旗帜、反对西方争取独立，比民族主义更适合伊斯兰社会。我们在第七章指出，民族认同的形成需要终极关怀退出政治经济领域，民族主义在争取民族独立过程中引进现代个人权利和社会契约论，这些新观念是学习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前提。该过程会破坏基于传统终极关怀的有机体，这必定遭到伊斯兰教的坚决抵制。而社会主义本来就主张社会为有机体，并不一定要建立在独立个人之上。这样一来，只要引进的现代制度(国家对军队的控制、部分企业国有化和有限的土地改革)不与伊斯兰教规定的原有社会生活方式相冲突，该国家就能通过社会主义取得独立并开始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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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正因为社会主义只是伊斯兰教处理世俗生活的新形态，使得这类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列主义社会主义阵营根本不同。其社会政治制度正当性根据既不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基于伊斯兰教之上(或与其高度吻合)的观念系统。不同的伊斯兰国家即使各自主权独立，但其正当性基础既然以伊斯兰教为内核，这使得它们都指向超越民族国家之上的更大的想象的共同体。注211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实践导致了伊斯兰世界特有的民族解放运动，泛阿拉伯主义勃兴就是著名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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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早就指出，泛阿拉伯主义源于奥斯曼帝国解体时伊斯兰教对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反动，旨在建立大阿拉伯联邦。注212表面上看，它以阿拉伯语为认同符号，提出阿拉伯民族这一观念，是属于文化民族主义。其实，在阿拉伯语背后是普世性(即不是只对某一特定人群才有效)的伊斯兰教，故泛阿拉伯主义不是单纯的民族主义。其终极目标不是建立民族国家，而是更大的政治共同体。“二战”后，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帜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泛阿拉伯主义终于凸显出来，转化为大规模的社会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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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3月阿拉伯国家联盟成立，最多时(1977年)共有22个成员国。其宗旨除了捍卫阿拉伯独立和主权外，还要全面考虑阿拉伯国家的事务和利益。其中以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的努力最为有名。他在埃及推行阿拉伯社会主义，1956年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为国有，在建设独立的现代国家同时，还想把所有阿拉伯国家合并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正是根据该理念，1958年2月叙利亚和埃及合并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泛阿拉伯主义一直是推动中东阿拉伯国家共同对抗西方寻求独立的精神力量。一直要到社会主义实践式微，其背后伊斯兰教便突破现代民族主义外壳，泛阿拉伯主义变成泛伊斯兰主义。注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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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不仅是两种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比赛，还是终极关怀和生活意义的抉择。现代性起源于个人观念出现后导致终极关怀和理性的二元分裂及社会有机体的解体，它在保证理性无限制地贯彻到一切领域的同时，也意味着高于个人之上的社会普遍目的之消失和世界的除魅。在现代价值系统中，无论是信仰、求知还是纯化道德意志的修身都是个人的事。社会主义既然是建立在批判现代价值系统的意识形态之上，也就坚持超越个人选择的普遍人生意义。社会主义社会作为高于个人的有机体，还对应着个人利益和价值之上的普遍目标，使得社会行动重新魅力化了。本来通过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实现社会现代转型，现代化是其最终目的；现在，高于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意义凸显出来，并转化为改造世界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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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十分典型地发生在1949年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在有关研究中指出，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是用经过重构的中国式现代价值(现代常识理性、常识个人观念和作为关系共同体的中华民族认同)建立新道德意识形态。表面上看，用科学证明世界是物质组成的，再从唯物论推出了唯物史观，最后得出共产主义理想(人生观)，是科学主义对新道德意识形态的建构。实际上，中国式科学观的正当性来自于现代常识理性，背后是一种和常识建构程朱理学同构的过程。注214“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的马列主义是具有类似于程朱理学结构的道德理想主义，这是中国人新的终极关怀。而三民主义则是建立在现代人之常情之上的新意识形态。现代常识理性中存在现代常识不可怀疑以及现代人之常情合理两大基石，它们构成了论证道德意识形态正当性的最终标准。正因为中国当代道德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现代常识之上的，它带来两个苏联马列主义不可能的结果。第一，道德意识形态给了中国超越民族国家利益之上的社会目标，当中国一旦完成社会整合，就会去实现这些目标，只有当证明它是不可欲时，道德意识形态才会解构。第二，当道德意识形态被证明不可欲时，现代常识理性会对其重构，即马列主义的解魅不会如同苏联那样导致党国正当性的彻底崩溃。这两个特点给人类的社会主义实践带来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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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成熟后，形成了具有儒学修身结构的观念系统。这样一来，实现新终极关怀的社会行动是进行纯化无产阶级的修身，这是一种比国家富强更重要的意义。而且，只要开展批判对立面的群体修身运动，就能遏制党员的常识个人主义，达到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导致作为道德共同体的党组织规模不断地扩张。故毛泽东思想成熟后，中国共产党找到一种把全社会改造成新道德共同体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中国社会的再整合。新中国成立实现土改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毛泽东思想所提出的纯化无产阶级立场的道德修身，很快成为高于经济发展的普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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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苏联作为一个潜在的民族国家和中国的利益矛盾不再被容忍，在毛泽东思想的斗争哲学视野中，苏联基于自身利益与美国和平竞争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苏联已经变成修正主义，即共产党演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该过程在中国发生，就必须反修防修，保证无产阶级事业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毛泽东发动了以共产党组织为批判对立面的群体修身运动，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一种和民族主义不同的新华夏中心主义主导了中国对世界秩序的看法。全球被划分为三个世界，中国必须支持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必须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反对修正主义和少数精英垄断文化的斗争。红卫兵造反引发了全球性的反体制、冲击一切现存权威的运动。这是自法国大革命赋予革命具有摧毁旧事物至高无上道德意义后，革命作为超越个人价值之上社会行动的最大规模亦是最后一次大爆发。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使得革命丧失了其神圣性并开始了世界性的退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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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向全人类证明，现代社会似乎不存在高于个人之上(即不是由个人目标和价值合成)的普遍价值。一旦社会主义该层面(即道德)的意义被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和自由世界经济水平之差异立即凸显出来，计划经济带来的落后再也不能忍受了。“文革”后，中国开始把四个现代化作为最高目标，宣布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新华夏中心主义解体后，中苏关系重新定位于两个民族国家的关系，中国放弃计划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反过来对苏联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总书记，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亦决定实行经济改革。1988年鼓励私有经济的《合营法》全面实施，其后果是苏联共产党统治的解体。苏联解体方式和帝俄1917年被推翻虽然不同，但形式上看来却一模一样。在西方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的冲击面前，马列主义再也不能为苏联共产党统治提供正当性了。当加盟共和国出现独立和工人大罢工时，军队不再服从镇压的命令。1991年苏联解体，分裂为一群民族国家。冷战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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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不但没有出现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和东欧那样的连锁解体，反而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出现了生产力的超增长，使得中国和美国成为二十一世纪初世界市场经济的两驾火车头。为什么中苏两国呈现出那么大的差别？这是因为中国政治制度正当性基础与苏联马列主义结构是不同的。表面上看两者都把共产主义作为最终目标，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现代常识理性之上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解魅只是导致意识形态结构的变化而不是全盘崩溃。如前所说，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是把基于科学常识之上的共产主义理想放到道德境界层面，再在人之常情层面之上建立了可以遏制常识个人主义的无产阶级道德品质。一旦境界层面的革命乌托邦解体，中国的历史唯物论就可以迅速转化为科学主义之上的唯生产力论，而在现实道德层面无产阶级立场的消失使得常识个人主义膨胀。建立在现代常识理性之上的常识个人主义是一种关系的个人主义，只要中国放弃了计划经济，科学主义推出唯生产力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用于检验政策是否正确，促进经济增长的绩效成为各级官员的目标。在推行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市场化改革中，常识个人主义又为个人追求的利益提供了正当性，这一切使市场经济扩张获得巨大推动力，中国出现了经济的持续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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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第十四章 告别二十世纪：轴心文明与大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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