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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170237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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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罗马、中国、印度——不同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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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对罗马帝国社会结构的分析上升为理论，就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经济结构虽然是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对它进行维系(或调节)，为它提供条件，单靠经济结构本身并不能保持稳定。这三个子系统是互为因果的，总体上构成一个封闭的循环圈。我们把它称为社会结构调节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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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调节原理是否普遍成立呢？为此，我们必须研究那些与罗马帝国完全不同的文明，看它是否同样得到印证。我们先来看看中国传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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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最大的特点是：自秦汉以后形成了官僚统治的大一统帝国。大一统官僚政治必须建立在地主经济结构之上。因为要维系庞大的行政系统，需要数万官僚和十几万吏员，必须有充足的税收来支持巨大的行政开支。在农业社会中，税收的来源主要依靠自耕农。没有他们提供兵源和各种劳役、租税，统一政府是很难建立起来的，我们知道，只有地主经济的繁荣才可能存在大量自耕农和佃农，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较弱，国家的劳役和税收有着充分的保证。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恰恰是地主经济。表1.1是十三世纪时英国和北宋王朝农村土地结构的比较。注248从中可见，即使到英国领主庄园衰落的前夜，自由农民和佃农在整个农业经济中的比例仍不高。而中国传统社会中，自耕农和佃农占压倒多数。一般说来，在一个王朝的中前期，它们大约占全国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它们是大一统官僚政治得以确立的基础。而且，大一统官僚政治结构还必须依赖大城市的存在，这些城市是国家管理的中心，由它们组成巨大的统治网，把幅员辽阔的农业社会组织起来，它们像岛屿一样分布在农村的汪洋大海，使其周围的自耕农经济中，出现相当程度的分工和商品交换，以保证官员流动和国家管理工作的运行。只有地主经济才能包容这些郡县城市，如果是在高度自给自足的庄园土壤上，大一统政权和郡县城市便会迅速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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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十三世纪英国和北宋王朝农村土地结构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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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纪英国土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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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主户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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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地主经济结构是不是中国传统社会形成大一统政治结构的终极原因呢？否！地主经济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无法维持稳定的。小农经济普遍存在农奴化倾向，表现为农民对地主依附关系增强。地主不仅力图霸占自耕农土地，还尽力把他们变为自己的“私属”，日久天长，自耕农有可能“农奴化”。查理曼帝国自耕农农奴化、日本大化革新后班田制的破坏都是实例。中国传统社会保持地主经济的稳定有两个重要的前提。一是国家政府的调节作用。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总是制定各种法令，限制地主豪强把农民变成“私属”；并依靠强大的官僚机构推行这些法令政策，保持地主经济的稳定性。从秦代开始，大一统政府就限制豪强贵族杀奴婢，行刑必须报官批准。汉代以后，政府取消了豪强贵族杀奴婢的权力，只要两个人无血缘关系，一旦出现纠纷，一律按国家法律处置。到了宋代，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已微乎其微，按宋律规定，农民有退佃的自由。恰恰是政府的巨大调节力量，使中国克服了西欧封建社会和其他一些封建国家中普遍出现的自耕农农奴化倾向，保持了地主经济的稳定。第二个条件看来似乎是纯经济的，即土地买卖防止地主和农民之间出现“硬化”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地主对土地的占有权和对农民的占有权分离开。但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土地买卖这一现象本身也是和政治结构对经济结构的调节相联系的。首先，土地买卖依赖于相对发达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发达要依靠国家政治结构的作用，要以大量城市的存在为条件。如果国家不以超经济力量建立众多的郡县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碰到障碍。而且，土地买卖时农民之所以能从土地转让中游离出来，也是以政治结构限制地主占有农民人身为前提的。因此，中国传统社会保持地主经济的稳定离不开大一统官僚政治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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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对政治和经济的稳定也发挥着重大的调节作用，我们知道，封建社会的官僚政治有日趋演化为世袭贵族的倾向，他们和地方军事势力结合起来，就会造成封建割据。一旦如此，大一统官僚政治就必然解体。日本大化改革后的情况就是这样。中国传统社会控制这种解体趋势的办法是利用具有儒家信仰的知识分子充当国家官吏。这些人遵循统一的国家学说治国，自觉地执行国家法令和政策，与分裂割据势力斗争，维护国家的统一。他们自身处于王权的监督下，又不断地流动调换。图1.2是西汉王朝利用儒生官僚与贵族化倾向斗争的曲线图，它清晰地表明依靠儒生的统一力量遏制贵族化分裂倾向，维护大一统帝国稳定的过程。注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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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当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丧失调节能力时，地主经济不可能独立地保持稳定。魏晋南北朝庄园经济的兴起就是例证。东汉灭亡后，儒学衰落，魏晋玄学兴起，中国传统思想受到佛教的冲击。政治上门阀贵族势力强大起来，外部恰逢少数民族侵扰，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的调节作用大大削弱了。经济结构受到东汉末年大动乱的破坏，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是农民对贵族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强化，沦为近乎农奴的地位，部曲、私属、奴婢的数量与日俱增。其次是国家税源骤减；世袭门阀在政治上占有主导地位。结果整个社会几百年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大一统政权长期建立不起来，经济结构蜕化到类似于庄园经济的状态。有关这部分论述，读者可见《兴盛与危机》一书，该书进一步分析了魏晋南北朝时，旧的调节系统被削弱，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又重新构成一组调节关系，维持了几百年的亚稳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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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西汉王朝儒生官僚与贵族化倾向斗争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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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又发现了一个和罗马帝国类似的因果循环。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子系统互为条件，尽管中国传统社会和罗马帝国的子系统内容及调节方式完全不同，但同样构成因果循环，通过循环保持稳定的特征如出一辙。三个子系统处于不断的相互调节中，共同维护了大系统的稳态，而子系统中的任何一个离开其他两个的调节都不能稳定地存在(见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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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看印度传统社会结构。从国家组织来看，印度不仅没有出现类似中国传统社会的大一统结构，它的政府组织反而比西欧更松散、更不稳定。在印度两千年的历史上，除了孔雀王朝等佛教帝国时期以及被其伊斯兰教征服接受外部强加的政治结构外，自己几乎没有形成统一局面。正如著名的印度史学家恩·克·辛哈和阿·克班纳吉所说：“政治统一并不是印度古代史和中世纪史上的正常特征。在各个时代中，这个广阔的次大陆分成许多小王国。”注250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古代印度史上这种长期政治分裂的局面是以其村社为主的经济结构所造成的。印度村社和西欧的庄园比较具有更大的分散性和封闭性。尽管村社内部也有一定程度的商品交换，对外却几乎是“老死不相往来”，形成了自我封闭体系。国家的大小和势力都以统治村社的多少来衡量。因此国家组织十分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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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和中国相比，印度一直缺乏能为大一统国家提供税源和兵源的自耕农经济。但是为什么印度能形成不同于中国和西方的村社经济结构呢？表面上看，这似乎完全应归于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其实不然。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社会中广大农村很多时候也是自给自足的，但其政治上并不封闭。它们要为大一统帝国提供税收、劳役、兵源，可以被大一统政治结构组织起来。印度村社的封闭性和政治社会结构直接相关。众所周知，印度社会结构最明显的特点是种姓制度，每一个村社中都存在四个种姓。婆罗门是最高种姓，掌握着宗教事务。刹帝利是第二种姓，是武功阶层，婆罗门和刹帝利不参加劳动，却享有村社中大片土地的所有权。这两个种姓完全主宰了村社的宗教、政治统治，而且是村社各种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是宗教规范的解释者和执行者。他们担负着协调各种职业、分工之间关系的职能。吠舍是第三种姓，包括耕种自己土地的自由农民和工匠、手艺人，他们是村社居民中的大部分；首陀罗是第四种姓，他们的身份相当于奴隶，为各种高级种姓耕种土地。工匠和手艺人制造各种工具和消费品，维持每个村社经济的需要。显然，正是种姓制度造成了村社的封闭状态。每个村社中的管理者、生产者和职业都被种姓制度严格地规定了。一个村社内部的政治、经济、宗教活动原则上不需要和外部发生联系。种姓制度必然使王权衰落，官僚机构无法成长起来。要想形成统一的国家，就必须剥夺婆罗门、刹帝利这些“地头蛇”的权力。由此可见，统一国家和种姓制度是格格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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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印度村社组织和种姓制度的稳定也离不开其独特的文化系统的调节功能。公元前一千年前就形成的婆罗门教，由它演变来的印度教是印度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婆罗门教认为人的一切痛苦和幸福都是前定的，四种种姓分别来自于普鲁沙神的口、手、腿和脚，因而种姓划分是命中注定、不可改变的。每个人为了来世不遭受痛苦或进入较高的等级，就必须严格按照婆罗门教所规定的行为规范做事。印度教发展了这些思想，为不同等级之间禁止通婚、使种姓划分更为细化提供了宗教根据。它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村社组织的封闭性。印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同样是互相维系、互相依赖的(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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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历史上也存在富有说服力的例证，说明经济结构的封闭性只有在种姓制度和婆罗门教的调节作用丧失时才能被打破。大一统的孔雀王朝就是一例。孔雀王朝时期，印度的政治结构一反常态，形成大一统的官僚结构。当时，出现了很多大城市，形成了全国性的公路网和驿站。官吏来源也取消了世袭制，由中央政府委派，甚至官员的录用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受出身和身份制的影响。当时，印度的经济结构同样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但为什么能建立大一统帝国呢？关键在于在孔雀王朝时期，婆罗门教衰落了，佛教成为官方宗教。种姓制度也一度出现了松动。也就是说，造成村社政治上封闭性的种姓制度和宗教意识这两个调节器开始呈现出瓦解和松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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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从逻辑上就自然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印度村社结构虽然在经济上仍是自给自足的，它也可能像中国传统社会自耕农那样，成为一个统一帝国的基础。尽管孔雀王朝的统一十分短暂，有如昙花一现，但它却证明印度村社结构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并不是封闭性的根源。封闭性是以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的调节为条件的。当佛教衰落、印度教兴起后，种姓制度又开始强化，并发展到新的形态。它们的调节功能又得以恢复。这时印度的村社又重新变得高度封闭，整个社会又长期陷入缺乏统一组织的局面。在这里，我们看到，印度社会和中国相反，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衰落时，国家出现政治上的分裂；而在印度，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衰落则导致国家的统一。这种奇特的现象，社会结构调节原理给予了令人满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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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的调节原理不仅可以在一个文明和整体分析中得到证明，即使对于文明中的小社会也是适用的。我们知道，雅典的经济结构是以对外贸易为主的奴隶制商品经济。雅典每年都要从黑海、西西里和埃及进口大量的粮食，从马其顿、色雷斯进口木材，从麦加拉、彼阿提亚进口蔬菜，从意大利半岛进口金属制品。有人认为，雅典之所以形成殖民主义式的、以对外贸易为主的商品经济，纯粹是由于地理上多山和土地瘠薄的原因。其实，雅典商品经济结构的稳定，主要靠其政治和文化系统调节。它的以外贸为主的商品经济结构确立起来是在希波战争结束以后，当时雅典在希腊世界中拥有了最强大的海军。海上霸权使它有能力把黑海和地中海的贸易集中在自己手里，从而充分保证了内部经济结构转向工商业和对外贸易，使农民改种葡萄和橄榄等经济作物，不再考虑口粮问题。此外，军事力量强大还为雅典提供了大量奴隶，保证了各个工业部门有足够的劳动力，这也是工商业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雅典的海军只是雅典国家政治结构的一小部分，这种政治结构的活力来自它的民主政体。据统计，当时雅典的42，000名男性公民中，每年参加政治和经济工作的达20，000人之多。注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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