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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 [:1702379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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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议会和三角形均势：英国捷足先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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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一下王权力量、诸侯力量和市民力量怎样变化才会使资本主义潜结构最容易取代旧结构。显然，市民力量直接代表着资本主义潜结构的壮大程度，诸侯力量代表旧结构的势力。那么，王权力量代表什么呢？前一节我们指出，王权在政治上代表统一的封建政府，经济上则要维持自耕农佃农经济。显然，这正是封建结构和资本主义结构之间的东西。(见图4.2)王权实际上代表西欧封建社会结构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之间的中介结构。它不同于西欧典型的封建结构，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结构，是结构取代的中间阶段。中介既然要完成结构转化的桥梁作用，那么，它的最优状态就是既存在、又不稳定。任何中介体过于稳定都会使转化停滞于中间阶段。因此，王权、诸侯、市民力量只有具备如下模式，中介体才是最优的。这就是，诸侯力量不断减弱，市民力量不断壮大，当市民力量强大到一定程度后，王权力量的增长受到遏制。如果这三种力量如此有序地消长，取代进程便最为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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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在封建社会中，市民力量随着资本主义潜结构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增长，诸侯力量则随着旧结构的瓦解而削弱，但王权力量的发展却可以大起大落，诸侯力量强大到一定程度会使王权迅速衰落，而王权力量一旦强大起来，官僚机构的膨胀速度会大大快于市民力量的增长速度。怎样才能使王权力量处于最合适的比例呢？唯一的办法是利用王权、市民和诸侯之间的复杂关系，依靠它们两两结盟的机制。王权与市民在维持统一方面利益一致而与诸侯对立，诸侯在反对官僚机构方面和市民利益一致而与王权对立，王权和诸侯在维系小农经济方面一致而与市民对立。这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它们三者可以在不同条件下两两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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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理论上证明，当王权、诸侯、市民存在两两结盟的可能性时，它们三者的力量一旦符合三角形条件，就能保证王权作为一种最优中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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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三角形条件是指这三种力量任何两个相加都大于第三者，就像三角的任何两边相加都大于第三边一样。只要市民、王权、诸侯三种力量的比例符合三角形条件，它们中的任意两个联合都大于第三者(见图4.3)，就能既保持王权中介的存在，又控制王权的膨胀。当王权弱小，诸侯力量强大，威胁国家的统一时，市民力量与王权力量的联合大于诸侯力量，就可以保证国家的统一。当王权力量过大，市民又转过来与诸侯结盟，两者的力量就可以遏制王权的增长。当然，另一种结盟的可能性也存在，那就是王权与诸侯结合反对市民。但我们知道，封建社会结构由于其内部功能的异化，不可避免地有诸侯势力减弱、市民力量增强的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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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就从理论上推出了一个结论：只要王权、诸侯、市民三者存在两两结盟的可能，它们的力量满足三角形条件，就会出现一种最佳的中介体，使结构取代最为顺利。英国之所以最早进入资本主义，正因为它具备了这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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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西欧各国中最先出现强大王权的是英国。这同威廉公爵征服英格兰，输入西欧封建制度直接相关。诺曼底军队一共有12000人，其中被分封土地者有5000人。而当时英国人口已达150万。注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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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护少数外来者的统治，英国必须强化王权。在封建社会早期，市民阶级尚未兴起之时，王权往往是比较脆弱的，常常如昙花一现，很快被膨胀了的诸侯力量所吞没。但英国在十二世纪以前，由于存在特定的条件，王权一直保持着相当的力量，这是因为英国诸侯的土地是在征服过程中逐步分封的，所以诸侯封地往往很分散，这一点与欧洲大陆的情况不同，诸侯力量的发展不至于很快强大到威胁王权的程度。另一方面，王权却可以联合英吉利人反对诸侯，这一切使英国的王权在十一到十三世纪时一直保持相对稳定。从1086年国王颁布的土地调查书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王权力量的强大，连农民圈养猪的数目都有记载。国王通过土地调查，普遍建立起向诸侯征收土地税的制度，这在西欧大陆是罕见的。表4.1是1086年和1279年英国剑桥郡的大、中、小庄园的百分比数目。这表明，在十一至十三世纪期间，英国诸侯力量的发展受到遏制，农奴维兰的平均份地也由60英亩减至15英亩。注293十一世纪后，英国的城市开始兴起，到十三世纪时，市民力量日益强大。此时王权更可以联合市民反对贵族诸侯。亨利二世曾颁布武装诏令，建立由市民和自耕农组成的武装民兵，以摆脱军事上对封建骑士的依赖。注294表4.1 英国剑桥郡十一至十三世纪庄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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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到十三世纪后，英国王权力量、市民力量、诸侯力量顺利地走进了三角形平衡区，建立了社会结构取代的最佳中介状态，王权既不会被诸侯吞没，也不会过分强大。当诸侯的分裂倾向严重时，王权就与市民联合起来，去保持统一；当王权出现专制的倾向时，市民就与诸侯携起手来，防止官僚机构和国王权力的膨胀。由于两两结盟的可能性存在，任何一方也不能用自己单一的力量形成独自统治的格局，只能出现相互维持均势的局面。这时，历史要求出现一种新机构，一种新制度，它能够体现三种力量的均势，执行两两结盟、遏制一方的功能。这种机构果然被创造出来了，它就是议会制度，历史证明，这种通过两两结盟遏制一方不占绝对优势的机制，不仅是早期英国议会的主要职能，而且还反映了代议制政治成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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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议会产生于十二世纪亨利二世召开的“大会议”。考察一下亨利二世为什么要召开大会议是很有趣的。1135~1154年，诸侯割据力量有超过王权的趋势，贵族发动了叛乱，亨利二世不得不与平民力量结盟，利用骑士和市民的支持同封建主进行斗争，拆除了在内乱中封建主修建的城堡，并把与市民的结盟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规定骑士、市民和自由农民都有权越过领主法庭直接向国王法庭上诉，从法官和军人而不是从贵族中选拔郡长，取消骑士的军役，代之以“盾牌税”，等等。注295这次结盟的直接成果是召开由国王、市民和领主三方参加的大会议，从而出现了议会制度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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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纪初，英国王权增长过快，诸侯和市民又结盟反对王权。当时，约翰王借助官僚机构的力量不断扩张势力。由于他反对教皇的失败，每年要向教皇交纳一千镑的重税，于是他把负担转嫁到诸侯和市民的身上，通过没收诸侯土地、任意增加城市新税等办法，获取资金，膨胀官僚机构，扩大王权。英国眼看就要走上绝对君主制的道路。因此，诸侯与市民力量之和开始发挥作用，1215年在大贵族的领导下，贵族、骑士和市民联合举行大暴动，约翰被迫于当年6月15日签署了著名的《自由大宪章》。《自由大宪章》肯定了“大会议”的权力，强调国王只有取得“大会议”的同意，才能向封建主和市民征收额外的临时税和附加税。大宪章规定：国王必须遵守法律。如果国王违法，臣民有权强迫他尊重法律。注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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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三至十四世纪，两两结盟的情况在英国屡屡发生。1258年，亨利三世为了给儿子谋取西西里的王位，不惜破坏《自由大宪章》，强迫贵族和骑士交纳其收入的三分之一给王室。这时，又出现了贵族和市民的联合。大贵族们用武力冲进王室，迫使亨利三世驱逐法籍大臣，实行改革，再度召开“大会议”。1258年6月，“大会议”在牛津开幕，通过了著名的“牛津条例”，国家政权暂时交给诸侯操纵的15人会议掌管。这时，诸侯们已经懂得，如果仅仅依靠他们本身的力量不可能战胜国王，所以，以孟福尔为首的主张长期与市民结盟的开明集团战胜了顽固派，终于在1265年，创建了现代议会的雏形。以后三十年间，两两结盟的现象仍然不断出现，到1295年，爱德华一世不得不承认三角均势，召开议会。当时出席议会的成员有400多人，其中大主教2人，主教和教士18人，修道院院长66人，其他宗教阶层的首脑3人，伯爵9人，男爵41人，骑士63人，市民代表172人。注297这次会议史称“模范议会”。注298从此确立了以三角均势为背景的协商政府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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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在任何两方的结盟都可以压倒第三方时，整个社会的各种政治力量迟早会明白，与其在军事政治斗争中表现实力，不如由三方共同建立一个协调机构，用表决来解决问题。从此，议会制度就被历史创造出来了。那些死要面子的贵族表示不屑于同市民一起开会，议会不得不一分为二，贵族组成上议院，市民组成下议院。在国王、诸侯、市民三者中，国王力量最强，故处于领导地位，设立了一个“常设咨议会”，即枢密院，它代表国王执掌行政大权，这就是内阁制的萌芽。十四世纪以后，代表三角均势的议会正式确定为一种制度。到了十五世纪，议会取得了整个立法权。这种由于三角均势导致的议会制度，对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取代封建社会结构起了重大作用，它使王权在取代过程中充分实现了中介体的作用，而不是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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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制度的一个重要作用是阻止官僚机构的膨胀。英国虽然很早就设置了官僚系统，但由于三角均势的存在，立法权牢牢地掌握在议会手中，官僚机构不可能膨胀起来，只能一直处于“吏”的地位。1694年，议会颁布法令规定税务人员不得参加议会。1701年又规定，凡领取皇家薪俸和养老金的官员不得成为议员。稍后，又规定政府部门的官员，除少数高级官员外，不许参加党派和政治活动。1710年又颁布法令规定，任何邮政人员通过口头、书信或其他方式运动选民，要受到罚款和免职的处分。后来又规定取消邮务人员、税务人员和警察的选举权。这些规定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英国的文官始终不得兼为议员，不得介入党派活动。议会手中掌握着立法权，是官僚机构膨胀的巨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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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英国之所以最早建成资本主义，是同英国的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密切相连的。大量的中小贵族经商，经营土地，和市民打成一片，所以他们能和市民结盟限制王权，那么，为什么独独英国的贵族如此开明？为什么英国从事商业的贵族们不齿于市民事业呢？究其原因，关键是官僚机构受到议会的遏制。我们知道，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关系解体，贵族骑士有三种转化道路：一是动摇长子继承制，诸侯的土地越分越小，诸侯人数越来越多，土地日益分割，大量贵族不得不成为游手好闲者或拦路抢劫的匪徒；二是失去封地的贵族转变为国王的官吏，即贵族子弟成为官僚机构的来源；三是贵族去经商。这三条道路在封建社会中都是可能的，但哪一种占优势则取决于中介体的状况。如果王权弱小，中介体不存在，那么必然出现第一种情况，即德国中后期的情况。如果王权过于强大，官僚机构发展很快，贵族无疑于倾向变成宫廷官吏，这也就是法国的情况。据统计，十六世纪法国享有各种特权的贵族多达100万人，注299 到十八世纪后期还有40万左右，其中有爵号的宫廷贵族共约4000户。注300在英国，这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诸侯的土地不能无限分割，王权也不能无限膨胀，社会秩序又相对稳定，贵族的其余子女只有经商。所以，十三世纪以后，英国慢慢地形成了一种传统，封地由长子继承，次子以下的贵族子女进入商界。当时大公司的学费往往要200~300镑。许多贵族子女不得不经商，形成了李尔本之类的特殊学徒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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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制中介体的形成，不仅促使贵族去经商，而且有利于资产阶级取得骑士的称号。由于英国很早就形成了三角均势、两两结盟的政治共同体，使三股势力在政治滚动中日益融合了身份差别。所以，英国骑士和贵族的爵号是廉价的，国王很乐意用它来增加自己的收入。资产者只要付少量的“盾牌税”就能进入骑士行列。在贵族政治或君主官僚政治系统中，身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决定了贵族的政治权力。而在英国这种议会制系统中，身份制的政治作用逐步削弱了，甚至资产者把贵族的爵号作为一种负担，当时在英国有许多绅士为逃避义务不愿接受骑士称号。查理一世在1630年对收入40镑以上无骑士称号的地主课以罚金。这一年就有13250人被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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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只有英国最早出现由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发动的土地兼并——圈地运动。王权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要维持自耕农的稳定，这在英国也不例外。英国国王曾多次颁布法令限制圈地，但英国已经形成议会制中介，大量的贵族经商，加入市民资产阶级的行列，土地就是他们最重要的资本。国王限制圈地法令的颁布及实行都要受到议会制中力量对比的限制。这样一来，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君主的力量虽还强大，但无奈市民和贵族的两两结盟，最终只能限制圈地的速度，而不能消灭它。所以英国的圈地运动出现最早、历时最长。随着议会制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圈地越来越不可遏制。据R.G.Lang研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一个世纪，议会议员的大多数已是圈地运动的支持者和获利者。如伦敦市参议员的140名富商中，有118人拥有田产。其中96人有309处庄园，平均每人3.2个庄园。当时富商市民把一半以上的资金用于经营土地。一个叫R.阿克戴尔的富商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用1000镑钱经商，11485镑投资土地。注301如果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由于议会内政治力量的对比，圈地运动还不能破坏自耕农经济的话，到资产阶级革命后，一系列加速土地兼并的法令颁布了，十七至十八世纪短短的一百年间，自耕农经济几乎全部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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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自上而下地进行了宗教改革。因为议会制中介体的存在，大量市民代表和资产阶级化贵族进入国家政权。英国的上层统治阶级中新教徒比例很大，才使亨利八世敢于因教皇不批准其离婚请求而同罗马教廷决裂。1534年国会通过“至高法案”，宣布国王是英国教会的最高首领，拥有任命教会的各种教职和决定教义的权力。有趣的是，在英国现代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中，议会制中政治力量的对比起着决定作用：议会与国王的斗争常常和清教徒运动互相呼应，它表明在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取代封建社会结构的进程中，现代意识形态的形成和政治结构的取代是同步的。国会战胜了君主，包含着卡尔文教中所蕴含的现代价值同时被普遍接受，成为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的正当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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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三角均势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因为在整个封建社会瓦解的过程中，诸侯的力量是不断减小的，而市民和王权的力量却不断增加。总会有那么一个时刻，诸侯的力量已小到不足以支持三角均势，那时就会出现绝对专制王权。然而，此时市民的力量亦增长到相当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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