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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 [:1702395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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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 第 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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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型女人 vs. 不平等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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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希特的平衡型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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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蒂·弗里丹1963年指出，广告商，“美国商业的操纵者和它们的客户”，是创造、维持和强化“女性的奥秘”的根本力量。[1] “操纵式商业”（manipulation business）的引领者之一是欧内斯特·迪希特（Ernest Dichter）博士，他是消费者市场研究的先驱人物，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掌管纽约州韦斯特切斯特（Westchester）的动机研究院（the Institute for Motivational Research）。迪希特认为，广告的核心作用在于允许消费者“自由享受他的生活”。[2] 他相信，如果得到妥善的引导，消费能够成为一种疗愈和自我实现的形式。通过对美国家庭主妇进行所谓的“深度”采访，迪希特和他的动机研究员们试图理解消费所回应的深层次心理需求，以及如何将它们用到商品营销上。“操控得当的话，”当弗里丹拜访研究院时迪希特告诉她，“美国家庭主妇能够通过购物获得身份感、目的感、创造感、自我实现感，甚至是她们所缺失的性快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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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为研究家用电器的消费状况，迪希特对4500名拥有高中或大学学历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主妇进行了一次调查。弗里丹注意到：“这是一项‘家务心理学’研究，‘妇女对家用电器的态度同她对家务的整体态度密不可分。’［迪希特的报告］提醒道。”[4] 该研究将美国妇女分为三类，每类代表一种独特的心理倾向。第一类（迪希特的报告显示，当时51%的妇女属于该类）是真正的家庭主妇 。她强烈认同自己作为家庭守护人的角色，从为家人打造舒适而有条不紊地运转的家中获得无与伦比的自豪感和满足感，对家庭责任极度热心。光谱的另一端是职业妇女 （或者未来的职业妇女 ）。她们认为妇女的主要位置不在家里，“家务琐事是生活中的低级任务”。[5] 她们向往独立，即便没有真正的事业，也梦想着拥有一份，对家务感到厌烦和沮丧。研究解释道，这两类妇女都不大可能是家用产品的热心消费群体。职业女性过于挑剔，并且从卖家的立场来看显然是不健康的，而真正的家庭主妇由于信奉“自己动手”的信条，不愿意接纳新设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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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消费者是第三种，平衡型女人 。她们在感情上最为充实，因为她们知道，自己既有能力做家务，又 有能力工作。她们渴望创造，会关注并参与一些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行动、教育，甚至政治方面”）的活动[7] ，而且在专职做主妇之前可能有过其他职业。与此同时，她们一心一意地理家，决心“把自己的执行力用到‘经营好家庭上’”。[8] 平衡型女人“变得更像整个家庭运营的合伙人”[9] ，包括涉足她以前不感兴趣或不曾接触的领域和活动，比如操作和修理家用电器，或者开车。“家庭内部的隔墙正在倒塌。 ”[10] 迪希特指出。新的现代平衡型女人是战后美国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以及劳动和亲密关系中性别分工改变的结果。“在这种极不安稳的年代，”他写道，男人“不想娶一个小可人儿做妻子，她们甜美却无用”；相反，他们要的是自信、成熟、“能成为自己搭档”的女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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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型女人代表着最有潜力的市场，因为她们能被引诱尝试一些理论上可以更省力的家电产品，从而从家务的苦差事中解放出来。那些产品一边自称能增加她们的空余时间，一边利用了她们主妇当得不够敬业的负罪感，以及把家务和创造融为一体的渴望。[12] 迪希特的研究结论向广告商及其客户传达了一道明确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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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越来越多的女性意识到加入这个［平衡型女人］群体的好处。引导办法为，向她们宣传这样可以保留家务以外的兴趣，（不用成为职业女性就）能随时关注更大范围的思想动向。优秀的家务管理艺术应当成为每位普通女人的目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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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劳特的平衡型女人和政策话语中的工作生活平衡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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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丹猛烈抨击了迪希特的动机研究，以及隐性诱导商业和它的操纵大军。她指责它们“劝说主妇待在家中，被电视搞得迷迷糊糊，她们与性别无关的人性需求都不被考虑，不被满足，被性别取向的销售一股脑儿导向购物”。[14] 迪希特的研究已经过去了70年，《女性的奥秘》也出版了半个多世纪，发达国家女人的再现和现实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真正的家庭主妇和平衡型女人不再是理想女人的代表（尽管她们对公众的想象可能仍留有一丝影响）。[15]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新的理想女人类型兴起，其中最突出的是职业妇女形象——充满力量、飒爽自信、“秀发飘扬的女人”[16] ，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拎着公文包——渐已占据西方文化媒体领域的中心。20世纪50年代还是少数的职业妇女群体，现在已成了大多数。在英国，16～64岁妇女的就业率为70.2%（相较于同年龄段男性的79.5%），而在美国，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妇女有56.7%（相较于同年龄段男人的6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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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相对）乐观的数字掩盖了诸多由来已久的不平等，包括从事兼职、低收入、不稳定工作的女人比例高居不下，长期存在的男女薪酬差距，以及与整体女性相比母亲的就业率很低。正如引言中所指出的，尽管过去50年中女人的劳动参与率大幅上升，但受益者大多是一般意义上的女人，而非特指母亲。此外，母亲的劳动参与率明显低于父亲。在英国，已婚/同居母亲中在职的有74.4%，而已婚/同居父亲中在职者占了92.6%。[18] 在美国，参与职场的母亲为70.5%，而父亲为92.8%。[19] 同样，作为20世纪80年代新典范的职业妇女或超级妈妈形象，也是“对残酷现实的乐观掩饰”。[20] 因为那要求她们达成公共和私人领域两方面的期望，同时保持二者相互独立、互不干扰，服从这一要求实在令她们身心俱疲。[21] 随后，正如第1章提到的，职业妇女的文化理念和“拥有一切”的超级妈妈形象遭到了学者、政策制定者、业界和员工的猛烈抨击。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的著作《向前一步》使推翻这一理想化有害形象的呼吁进一步普及，“寻求一种健康的成功女人形象。首先不能套用男人形象，其次不能是那种抱着哭闹的孩子打电话的白人妇女”。“在我们达成目标之前，”桑德伯格警告，“妇女还得继续忍受要成功就会不讨喜的现实。”[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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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女性主义倡导者的这类观点，代表西方中产阶级白人妇女已经无形中转向了一种新型进步观念。她们提倡一种（较）新的妇女理想，即谋求发展的妇女在工作和家庭之间构建一种巧妙的平衡。女性主义研究员凯瑟琳·罗滕贝格指出，早前公众视野中流行的中产女性形象，比如美国法律电视喜剧《甜心俏佳人》（Ally McBeal ，1997—2002）中的艾丽·麦克比尔（Ally McBeal），或HBO的流行剧作《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 ，1998—2004）中的卡丽·布拉德肖（Carrie Bradshaw），虽然在职业和性上获得了解放，但仍旧渴望异性恋爱情和婚姻。[23] 相比之下，当代电视剧《傲骨贤妻》中的艾丽西亚·弗洛里克、《权力的堡垒》中的比吉特·尼堡和小说《到底有多难？》（How Hard Can It Be? ）中的凯特·雷迪（Kate Reddy）这类虚构角色，或者育有九个孩子的女企业家海伦娜·莫里西（Helena Morrissey）[24] 、谢丽尔·桑德伯格和安妮—玛丽·斯劳特这类现实女性首要关心的，“往往在于能否成功调和人生的这两个层面”。[25] 21世纪的中产女性所追求的，是全面发展：“女性的困境和矛盾似乎不再是如何迈入公共行业或找到合适的对象，而是如何从二者平衡中找到快乐——平衡之道本身成了女性进步的新标志。”[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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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平衡之道游刃有余的模范“全能妇女”与“工作与生活相平衡”的理念密切相关。后者自20世纪晚期以来一直是发达国家政策话语的重心。它是在全球化、科技迅猛发展、人口老龄化，以及出生率和劳动参与率（尤其是母亲参与率）下降引发担忧的背景下产生的。此前提出的“工作与家庭相平衡”理念认为，若个人将工作与家庭责任置于同等优先的地位，便能平均发力而两头满意。然而，平衡理念又被指责偏向有家庭责任的员工，因而引发了职场上非家长人士的强烈抵制。结果，“工作生活平衡”这个词在学术和政策领域被广泛讨论，并在谈判员工在单位的精力、时间和出勤时，对增加员工工作弹性和自主权产生了影响。[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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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中产女性）涌入劳动力市场，工作与家庭冲突的问题成为发达国家女权讨论的议题，而平衡工作与生活成了主宰性的解决方案，常常伴随着给予（妇女）员工更多选择的理念。大量研究表明，如果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员工会表现出更强的组织认同感和工作满意度，有益身心健康。它还会降低产后复工妇女的缺勤率，使她们更好地融入工作。另一方面，如果平衡工作与生活的需求未能满足，则会对员工的身心健康和工作表现造成不良影响。[28] 因此，在发达国家的国家和职场政策话语中，“人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工作与生活相平衡是建立在双赢的基础上，员工的意向与雇主想要提高工作实践（尤其是工作时间安排）弹性的愿望相一致”。[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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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严格意义上，平衡理念及其相关词“弹性”（flexibility）同时涵盖男人和女人，但一直以来都是透过妇女就业的视角来讨论的，被表达成一个妇女的问题，而且至今依然如此。[30] 正如研究员梅利莎·格雷格（Melissa Gregg）所称，在政府政策和流行文化中，工作生活平衡论和弹性工作都被构建为妇女 的理想，是“女权运动在工作这个公共领域获得成果众所周知的表现”。[31] 可是，在政策和流行话语中被视为慷慨、进步的工作安排的工作生活平衡论，也常常认定妇女是主要的家庭照顾者，或女性主义作家丽贝卡·阿舍（Rebecca Asher）所称的“家长主力”（foundation parent）。[32] 格雷格指出，把关注点放在支持妇女对理想工作时间和地点的选择上，“再次突出了妇女对弹性工作的‘天生偏好’”。[33] 最近一场针对英国电话会议服务的广告宣传Powwownow就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妇女被表现为弹性工作的不二受益人（因此也就是这项服务的受益人）。在其中一则广告（图2.1）中，一位身穿运动装的母亲以“弹性”的身姿平衡着笔记本电脑，同时一边下腰一边打电话，她的女儿则一脸不解地看着她。在这场宣传的另一则广告（图2.2）中，一名身着职业正装的男士，拉开一个典型的老式文件柜，被一旁“弹性”（且有点可笑）的女员工吸引住了：她们得到了“解放”，好像不是在做严肃、重要或紧张的工作，而是富有乐趣的体育锻炼。三人组中间那人虽穿着女性健身服，但其性别并不完全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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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Powwownow：“弹性工作万岁”（妈妈版），平面广告，2016年。图像来源：Powwownow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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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Powwownow：“弹性工作万岁”（男性版），平面广告，2016年。图像来源：Powwownow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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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平衡观念和弹性工作安排的采纳，与政策和大众话语中的性别偏见密切相关。拖家带口的妇女最有可能选择兼职工作和（或）缩短工作时长这类方案，而接受这类安排的男人相当有限，即便在丹麦和瑞典这种性别平等政策最进步的国家也是如此。[34] 目前最常见的弹性工作是兼职工作。在英国，41%的妇女选择兼职工作，而男人中仅有12%。[35] 选择兼职工作的妇女中，超过五分之二主要是为了腾出时间照顾孩子或无法自理的成年人，而兼职男人中只有5.7%是出于这个原因。[36] 在美国，兼职女人的数量几乎是男人的两倍（女性1771.6万人，而男性为985.3万人）。[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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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一政策和文化背景下，平衡型女人再度成为理想女人形象。她显然是随着公共话语中性别平等的日益凸显，以及政策和职场措施向更加公平、进步发展的势头应运而生的。她承认，20世纪80年代那种秀发飘扬、完美实现事业与家庭双丰收的超级妇女是虚假的。[38] 21世纪的平衡型女人告诉中产妇女：我知道协调工作和家庭生活有多困难，毕竟对女人的家庭责任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成见和由来已久的认知，职场规定要做到真正适合家庭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且照护的价值在我们的社会中是被低估的。不过，巧妙地平衡工作与生活是可能，也是可取的。在工作与家庭、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建立愉快的平衡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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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念在近期各类畅销书中被来回翻炒，包括桑德伯格的《向前一步》、米尔斯（Meers）和斯特罗贝尔（Strober）的《工作生活五五分：职场父母如何通过分担拥有一切》、莫里西的《女孩的黄金时代》（A Good Time to Be a Girl ）和斯劳特的《未竟之业》。又流传于女性杂志的建议专栏，专门讨论女性问题的报纸版块（例如《赫芬顿邮报》上的女性版块、《卫报》的女性领导力专栏、《每日邮报》的女性频道等），以及一大堆旨在帮助人们——尤其是妇女——实现工作生活完美平衡的应用软件。Cozi Family Organizer、Daily Routine、TimeTune和ATracker[39] 等应用软件被推销为女人自我行为管理、令“平衡工作与生活成为现实（而不仅仅是幻想）”的有效工具。正如在线杂志《职场母亲》（Working Mother ）所阐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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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热爱工作，但你也爱家庭和留给自己的时间。再说，太多的加班加点会消磨掉你的工作热情。所以，要想保持愉快、健康、高效和理智，就必须在工作和休息之间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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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需要一些帮助来约束自己，这六款应用能提供独特、有效的解决方案。从屏蔽电子邮件到保持冷静，这些妈妈专属应用能助你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和谐共进——而不仅仅是朋友（和杂志）常做的无谓建议。[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