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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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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心妈咪 vs. 家庭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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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很多接受采访的妇女一样，罗伯托的妻子受过高等教育，生完孩子后辞掉了（会计师）工作，现已年近40。她和罗伯托都在拉丁美洲长大，母亲是全职妈妈；“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期望，”罗伯托说，是“丈夫给你房子住，你去照顾孩子。”然而，如今情形已经大不一样，他注意到：“到了我们这一代，要是我妻子休完产假回去上班，完全合情合理。”但他妻子——采访期间他一次也没提过她的名字——“选择”违背常规，照顾孩子而不 再工作。[1] 他有些悲哀地告诉我，即便他5岁的女儿，“也已经认识到”妈妈“不合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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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朋友的妈妈去学校接她们时，穿的是各种各样的制服，不管在银行工作，还是政府部门，是当老师，还是当警察……但到了她妈妈，你懂了吧……她既不穿西装也不穿制服；跟其他妈妈相比，完全没特色。我是说，其他人的着装一眼就能认出来。所以我女儿一再问妈妈：“你做的是什么……什么工作呀？为什么……为什么你什么都不做？”她认识到这点了！妈妈不工作，妈妈什么也不干！而且我认为这点在她心目中是贬义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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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孩子似乎难以理解的问题，罗伯托和妻子又是怎么看待的？罗伯托告诉我，他妻子休产假时明确打算之后要回来工作。那她为什么却辞了职，而且过去五年都没再干过有偿工作？他试图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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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是她自己的选择。而不管……不管她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我不介意她和……和女儿一起待在家里。我也不介意她像所有职场妈妈一样回去工作。所以我告诉她：“对吧，不管你做什么决定都……都……都由你做主。”［停顿］她……她……她……呣……她要……要……呃……辞职的理由是……她想尽可能多地……陪在宝宝身边。她想要给宝宝，基本上，她所有能给……给……给……给……给的关爱。［停顿］那就是她……她……她，我猜，她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或者，对吧，把它合理化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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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托极力想解释清楚，为什么受过良好教育的妻子变成了全职妈妈，于是诉诸个人选择观。他把妻子描述成可以自由选择的个体，不受任何压力影响——尤其是，任何来自他的压力。无论她做什么决定他都不“介意”，“都由她做主”。但随即他停顿了一下，好像对自己的解释有所怀疑。他在试图找出这个决定背后的理由时犹豫不决、结结巴巴，因为它不仅违背了主流社会规范，也违背了他和妻子的世界观。就像他后来告诉我的，他俩都非常注重平等。他非常自豪学过家庭经济学和性别学，意识到“性别权力是如何运作的”。罗伯托一边坚持用自由选择论来解释妻子辞职带娃的决定，另一边矛盾地赞同女人有养育子女的“自然天性”，说妻子决定辞职的根本原因是希望给予孩子全部的关爱。然而，他又卡住了，结结巴巴，把“给”字重复了四遍才把话说完，似乎不够顺畅，听起来也不大对劲。后来他在采访中指出，毕竟，作为妻子（所谓）辞职理由的宝宝，现在已经5岁了，而妻子仍然没有工作。罗伯托总算解释完了，他顿了顿，总结道，当母亲就是妻子为自己的辞职决定“辩解”的理由，就是她把它“合理化”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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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对于拥有较高学历的中产阶级妇女来说，辞去本业当全职妈妈的选择需要她们奋力不停地捍卫和辩解，至少最初几年是这样。而对很多女性来说，之后的许多年也同样需要。虽然贝蒂·弗里丹采访的妇女们沮丧、无聊而绝望，但“女性的奥秘”将妇女杂志、广告和指南类著作所推崇的主体身份正当化、正常化、天性化、合理化了。她们似乎体现了那个时代理想化的妇女主体形象，即快乐的主妇。相比之下，我采访的妇女——以及她们的丈夫、孩子——知道自己就像罗伯托所说，是“不合常规”的，自己辞职当全职妈妈的选择是不合标准的。我们在前几章谈到过，如今文化、政治大环境中的理想女性形象，是成功兼顾母职与事业的自信、职业化的平衡型女人。她认识到障碍的存在，但依旧执着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主要通过监督和调整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来达成目标。那么，貌似做出了相反选择的妇女呢？媒体和政策话语是如何建构她的？这些表述背后的真实妇女，又是如何用它们来调整自我身份认同的？要回答这些问题，让我们先来探究一下当代文化和政策是如何描述辞职带孩子的妇女的。对照这些当代叙事和形象所构成的大环境，以及它们对全职妈妈的道德评判，我们再来探讨本研究中的妇女是如何认识和调整自我身份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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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和政策话语中的全职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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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航空公司2017年的一则欧洲海滩度假广告上，一名金发白人妇女和孩子披着亲子沙滩巾，在一片宁静空旷的沙滩上玩棋盘游戏。她们半背对着镜头，目光凝视棋局。两人的打扮和所玩的游戏，暗示她们是一对中产阶级母女，惬意地享受着彼此的陪伴和恬静的氛围。广阔的蓝天占了约四分之三的画面，而占据整片天空的白色大写字母写道：“如果你唯一的工作就是当妈妈呢？”言下之意，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图中的女人——或许和大多数英航的女客户一样——是一位母亲和 职员，承担不起辞职的代价。然而，这幅图片基于假设问句“如果……呢？”，把只 做母亲——尤其还是中产阶级白人母亲——的可能渲染成迷人的幻想：一份不用劳动、没有压力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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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2015年一篇发表后在该报网络评论区引发热议的文章，对中产阶级全职妈妈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描述和道德评价。作者文斯戴·马丁（Wednesday Martin）讲述了她搬到纽约上东区的经历，“在我的新住处”发现了“后来我称为‘魅妈族’（Glam SAHM），即‘魅力四射的全职妈妈’（glamorous stay-at-home-moms）的女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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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发现最顶尖的精英阶层竟是一潭被珠光宝气和金钱掩盖的死水时，吃了一惊……我接儿子们时在操场上、幼儿游戏班或幼儿园里碰到的那些女人，大多30来岁，有名牌大学或商学院的高学历。她们嫁给了有钱有势的男人，很多是操作对冲基金或私募股权基金的；通常有三四个10岁不到的孩子；住在莱辛顿大道以西，第63街以北和第94街以南；而且不离家工作。她们把自己锻炼得水嫩无比，穿着华贵精美的服装到学校接孩子，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十岁。许多像CEO一样经营着自己的家（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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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的是，她们不和男人打交道。有在外酩酊大醉的姐妹狂欢夜、女士专享的午餐会、衣箱秀[*] 和“慈善购物”活动。在豪宅里有妈妈茶会和女士专享晚宴。甚至还有一些私人飞机上的姐妹专享飞行派对，那会儿所有人都会带上、穿上同种颜色的服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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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航广告图上的沙滩妈妈幻想和马丁对迷人、懒散、无聊的全职妈妈的讽刺性描述，都抓住了当代文化再现对于中产（以上）阶层全职妈妈极度含混而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正如我接下来还会继续谈到的，媒体和政策上无数虚构或现实的形象和故事都美化、肯定了中产阶级全职妈妈，尤其是白人妈妈。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媒体或政策话语把中产全职妈妈描写成错误、不恰当地放弃事业选择母职和家庭生活，常常予以抹黑或嘲讽。她们又被树立成第2章探讨的理想化“平衡型女人”的鲜明对立面。下面我们来一步步揭示当代媒体和政策话语关于中产阶级全职妈妈的文化叙事中，这一矛盾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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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化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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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媒体上出现了理想化的中产阶级全职妈妈形象。美国女性主义记者苏珊·法吕迪（Susan Faludi）称之为“新传统主义者”（The New Traditionalist），即“自由”选择回归主持家务、辅佐丈夫的“传统”生活价值观的妇女。在她极具影响力的作品《反冲：对美国妇女的不宣之战》（Backlash: The Undeclared War Against American Women ）中，法吕迪展示了新传统主义者如何不同于心力交瘁的超级妇女，不是竭力兼顾母职和带薪工作，反倒为“宅居”生活欢天喜地——维多利亚时代幻想的“家中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的当代版本。[3] 然而，大众媒体和新闻上这些对中产阶级全职妈妈的描绘，尽管遵循了极度成见化的、异性恋规范的妇女价值观，却“聪明地用积极分子的语言包装起来，这种策略既认可了妇女对自主权的渴望，又利用了这一渴望”。[4] 新传统主义者不再是顺从的家庭主妇，而被塑造成做出了积极主动选择的独立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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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商业作家、自命为女性主义者的费利斯·施瓦茨（Felice Schwartz）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 ）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在美国媒体上引发了热烈讨论，巩固了全职妈妈的形象。[5] 施瓦茨认为女人分为两种：一种是事业为重的女人，她们偏好严格、紧张的职业发展模式；另一种是双管齐下的，她们偏向于同时 经营家庭和事业。施瓦茨设想女人能够在二者之间转换，并希望自己的分类和提议能引起对妇女高管所面临的性别偏见和歧视的讨论。然而，她的提议却被绝大多数媒体和职场政策误用于将妇女安顿在固定的位置上。相比于事业为重型的“快升路线”（fast track），《纽约时报》把双管齐下型称为“妈咪路线”（mommy track）。[6] 20世纪90年代中期，英国社会学家凯瑟琳·哈基姆的偏好理论进一步推动了这类观点。该理论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假设上，即英国和北美等地的妇女，活在哈基姆所谓的“新形势”（the new scenario）之下[7] ，可以真正、不受限制地选择想要如何生活。因此，有一部分妇女（据哈氏报告，占女性总人口的10%～30%）属于哈氏界定的“以家庭为中心”（有别于“以工作为中心”或“适应型”）一类，即接受传统性别分工、不愿从事带薪职业的妇女。哈基姆力称，她们当主妇的选择，与上班挣钱一样有价值，毕竟她们能“把婚姻事业经营得和男人的经济事业一样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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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哈基姆和施瓦茨的理论，以及妇女不同的工作与生活路线取决于固定的个人偏好和选择的观念受到了批判，但那种遵循个人偏好弃业持家的家庭为重型妇女形象依旧存在。21世纪初，这一形象在美国和英国的公共话语中再度抬头。《纽约时报杂志》2003年一篇论及“选择退出式革命”（opt-out revolution）的文章引发了广泛关注。[9] 社会学家帕梅拉·斯通指出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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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炼了媒体描述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妇女，尤其是成就斐然、受过大学教育的妇女，正越来越多地放弃事业选择母职，“拒绝职场”和“拥有一切”的女性主义愿景，放弃职业成功的抱负，以换取持家带娃的价值和安逸感，但她们的行为所代表的不是对传统性别期望的被动屈服，而是一种先发制人的“选择退出式革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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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梅拉·斯通和阿丽尔·库珀伯格（Arielle Kuperberg）分析1998—2003年的美国印刷媒体发现，其中对全职妈妈的描绘牢牢固守着传统和父权观念中的妇女形象。大多数新闻报道涉及的，都是异性恋、白人、中产阶级的已婚妇女，关注点“几乎全在妇女的母亲身份而非妻子身份上，在家庭而非工作上”[11] ，最常提及的事项是子女养育。几乎总是用选择论框定妇女“选择退出”的决定，而“基本不提障碍、限制或缺乏选择余地”。[12] 斯通和库珀伯格总结道，这一写照标志着“女性新奥秘”的诞生，“居家操持的决定如今不同以往，被冠上了选择和妇女解放的名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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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将中产居家妈妈定义为一种选择和妇女解放的做法，在经济衰退和后衰退时期的英国媒体报道中有着生动的展现。我与萨拉·德·贝内迪克蒂斯对2008—2013年的英国媒体报道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即使在妇女成为受经济危机和财政紧缩打击最大的群体时[14] ，下岗当家庭主妇依旧被大肆渲染成积极的选择，是她们出于对辞职或不用上班的渴望和兴趣而做出的。[15] 例如，《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 ，2010年1月10日）上的一篇新闻特稿就讲述了几位妇女的亲身经历。她们曾在传媒公司或律师事务所担任要职，后来在经济衰退时遭到裁员。文章谈到了她们的困顿和焦虑，但故事本质上以一种因祸得福的框架，令这些曾经的职业妇女去拥抱——甚至是庆贺——失业后被迫接受的新主妇身份。着实讽刺，即便离职的“选择”明显是妇女由于裁员被迫做出的，却常常仍被说成是她们自己主动去当全职妈妈的。[16] 此外我们发现，中产阶级妇女做全职妈妈的选择并非预想的那样，因为（显然）无助于经济而受到嘲讽，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到了认可，包括政府的认可。例如，当时的英国副首相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曾称赞全职妈妈们的选择是“高尚的”“可敬的”。[17] 与当时的经济紧缩话语同期发出的这一认可，钦定了妇女回归家庭是理性、有价值的。[18] 它属于女性主义媒体学者黛安娜·内格拉（Diane Negra）和伊冯娜·塔斯克（Yvonne Tasker）所说的，对战后典型模式，尤其是被动型妇女和“母式节俭”（maternal thrift）的怀旧型回归。[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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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产妇女“甘愿”放弃事业的理想化描绘，部分也基于同一时期对于工人阶级家庭主妇的贬斥和嘲讽。和我们看到的常被誉为高尚、可贵的中产太太不同，研究表明，全职带娃的劳动阶层贫困妇女一贯被塑造成“凄惨的”的母亲，过着“左支右绌”“杂乱无章”的生活。[20] 此外，将中产阶级全职太太呈现为一种积极形象，靠的也是将其与家务生活和主妇的贬义色彩区别开来。在我和萨拉·德·贝内迪克蒂斯对英国报刊新闻所做的内容分析中，“家庭主妇”一词的使用频率很少（仅占299篇文章样本的1%）。[21] 相反，大众媒体和流行文化通常把中产阶级全职妈妈描述为“甜心妈咪”，关注的是“高强度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和“优质培育”，及其给妇女和孩子带来的有利之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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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文化不断推出浪漫化、理想化中产阶级全职妈妈母性特质的再现。例如，文化分析家乔·利特勒（Jo Littler）展示了“辣妈”（yummy mummy）作为母性气质备受崇拜和景仰的理想形象，是如何体现在英国名人指南类书籍和言情小说中的——而该形象的出现（并非偶然地）正值国家停止育儿福利、用人单位普遍不支持弹性和/或兼职工作的时期。利特勒指出，对辣妈的理想化描述，“把子女养育说成纯粹私人的问题，实则掩盖了那些政策带来的后果”。它将母育简化成“‘心理成熟’和‘个人选择’的个体化问题……而对经济和优势地位避而不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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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辣妈和甜心妈咪的正面形象建设，也源于一再强调孩子的健康、幸福和成功得益于全职妈妈（“证明”职场妈妈对孩子的健康和幸福有负面影响）的观念。例如，英国《每日邮报》（Daily Mail ）发表的一项题为《职场妈妈有影响孩子前途的风险》（“Working Mothers Risk Damaging Their Child’s Prospects”）的追踪研究[24] 表明，出生后母亲回去工作的孩子，比起母亲留在家中抚养的孩子，更有可能在学校表现不佳，更容易失业，精神压力也更大。即便是第2章谈到的性别平等先锋、热烈支持妇女参与或留在工作岗位的安妮—玛丽·斯劳特，在讲述导致她辞职的动机时，也重点谈到了大儿子的堕落，并暗示他有青少年犯罪行为：“到了八年级，他的行为升级；他曾经被学校停学，被当地警方逮捕。我好几次接到紧急电话……要我放下手头的工作，乘最近一班火车赶回去。”[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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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政策话语中也有对中产阶级全职妈妈的拔高。一方面，在后工业经济时代，新自由主义政府大力鼓动妇女进入或留在劳动力市场。[26] 因此，政府赞誉的，通常是在职的妇女，而不是离职的。正如下一节将讨论的，在美国，时任总统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就有谴责全职妈妈的恶名。另一方面，不同的政府（有时是同一个政府）又传达着相互矛盾的信息。例如，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竞选总统时，强调他的育儿政策“也支持选择留在家中的母亲，并且敬重和认可她们对家庭和社会做出的不可估量的贡献”。[27] 特朗普提出的政策承诺，有全职爸爸或妈妈的家庭可以从税款中完全扣除平均育儿成本。在特朗普竞选期间，他的女儿兼顾问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在推特上说：“当全职妈妈是最有回报，但也最具挑战性的角色之一。”[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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