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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 [:1702395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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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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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企业家 vs. 模糊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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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孩子们长大了你有什么打算？”采访接近尾声时我问那些女性。回答我的几乎总是很长一段沉默、停顿和踌躇。妇女们虽表现出回归上班族的渴望，但要具体设想和阐述这种渴望又很困难。一方面，她们反思了眼下不用上班的“轻松路线”，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她们真心不愿继续当家庭主妇，渴望回归某种创造性的、有意义的工作岗位。一位妇女告诉我，即便已离职11年，她仍旧盼望着重新上岗。“有时候，我就想：‘老天啊，给我份工作吧！’”她大喊。然而另一方面，她们无法想象未来的工作会是怎样的，那个模糊未来中的自己又是什么样的。这些曾经积极参与工作、自我认同感与职业生涯密不可分的妇女，为何在设想重返职场的未来时却迷茫了？倘若她们如此强烈地渴望回归某种有偿工作，为什么在说明它的具体内容时，又百般纠结？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先来看一则纠结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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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与自我，模糊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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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40出头，曾当过律师，现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丈夫杰克也是位律师。夫妻俩的父母都住在国外，所以他们在本地没有家人能够帮忙。玛丽是怀着沉重的心情辞职的，因为她在母亲的教导下坚信经济独立、事业在握是“实现自由”的重要基础。在访谈的开始阶段，自诩为女权主义者的玛丽痛苦但还算冷静地讲述了离职决定及其对她的身份和家庭的影响。可随后她的讲述就支离破碎了。“虽说为了照顾孩子才留在家里，但其实越来越像家庭主妇了”，她说这些时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既为辞职决定难过，又为主妇的新身份尴尬。之后她没再用“家庭主妇”这个词，而是用沉默或抽象的“那个”来代替：“我苦苦纠结当一个……［沉默］我不……［沉默］我只是觉得那个……我只是觉得那个……那个 对我而言还不够。我觉得我必须做些事情。”我问玛丽“做些事情”大概指什么。同她在访谈前90分钟讲述离职决定时的滔滔不绝截然不同，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含含糊糊，似是而非，犹豫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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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停顿］我是说，也许会做些不一样的事情。目前还没仔细想过……但是［停顿］……呣……［停顿］对，我是说，仍然可以再干以前的工作。呃，我的意思是……我猜我得……［停顿］对，我是说我猜我得…呣，我猜我得要……［停顿］呣，我得要想办法追上去，但［停顿］…呣，但那还不至于……不至于让我打退堂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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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的确是种选择。但我觉得我只是［停顿］……我必须做点其他事。我不能［停顿］……不能光待在家里，又没有孩子要照看，你懂我的意思吧…白天的时候。我觉得我要［停顿］……呣，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一直干坐在这里，感觉怪怪的。我是说家里就那么多打扫的活，我也不是特别享受做那些。我是说当一切都……当家里干净又整洁，的确很好，但实际上打扫，不，并不好。呣，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想要用我的人生做些别的［擦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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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对于未来要做什么结结巴巴、语无伦次的描述，同她不愿继续当全职妈妈的坚定明确形成了反差。她渴望“用她的人生做些别的”，而不是“朝九晚三”地坐在家里、打扫卫生。她一度考虑像以前一样去金融城当律师，并拼命想抓住这一可能性带来的希望——“这的确是种选择”，她坚持。然而，玛丽知道这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因为正是丈夫和自己以前的工作状况迫使她辞职的。他俩都在英国领先的律师事务所当律师，这一行工作时间长，经常要熬夜，要出席晚间和周末的活动，到处出差，常规办公时间之外还得随时待命。玛丽黯然泪下——她竭力寻找，却找不到什么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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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的自述和20世纪60年代贝蒂·弗里丹采访的主妇们的阐述，有引人注意的相似之处。弗里丹采访的妇女们在“洗碗碟、熨衣服、表扬或惩罚孩子”之外，还有种“含糊不清的、对于‘其他什么’的需求”。[1] “女性的奥秘”对于女性莫名渴望“其他什么”的解决办法，是排除一切障碍，充分发掘她们做母亲和妻子的潜力。“妇女杂志给出的法子，”弗里丹反讽道，“是劝她们把头发染成金色，或者再生个孩子。”[2] 然而，在21世纪10年代，给予玛丽这类妇女的解决办法已然不同。而正是在这些解决办法，即媒体和政策所提议和吹捧的新“奥秘”背景下，我们才渐渐理解玛丽的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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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工经济和妈妈企业家的新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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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作结构，至少部分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企业家主义（entrepreneurialism）被视为理想的工作形式，宣告了传统谋生行业向更灵活的工种转型。当时工业化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众所周知由美国的里根总统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奉行——提倡创业精神，是为了减少产能大量过剩、企业纷纷破产，导致爆发大规模失业的不良影响。[3] “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被推崇为一种个人摆脱依附和失业的途径、国家开创经济复苏的手段。”[4] 企业家被塑造成能够重振萎靡经济的英雄人物，具有敢于冒险的精神。[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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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美国的媒体、政策领域一向认为妇女是传统行业向灵活创业工作转型的理想受益者（反过来也是推动者）。其中一个鼓吹妇女创业、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1987年好莱坞热门电影《婴儿热》。该片讲述了女主角J. C. 威亚特（J. C. Wiatt）（黛安娜·基顿［Diane Keaton］饰）的故事。她是一名积极进取的职业妇女，在曼哈顿担任高级管理顾问，事业蒸蒸日上，直到在表兄身故后收养了他的孩子。应付这个强塞给她的小捣蛋鬼，把威亚特的生活搅得一团乱。就像玛格丽特·塔利（Margaret Tally）在分析该片时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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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基顿的角色是想引人发笑，但你很快会发现，新添了个孩子后，就连基顿饰演的一个生活紊乱、一贯每周工作80小时的积极职业女性，也撑不住了。她不久便放弃了疯狂职场生活的紊乱，在一系列喜剧性小故事的推动下，体会到初为人母的快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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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J. C. 威亚特并没有去当全职妈妈，为养女制作的美食激发了她开创新业务的念头。威亚特成了一名成功的母亲企业家，或“妈妈企业家”：“餐桌上开创事业、餐桌下抚育孩子的妈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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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特·纽曼（Janet Newman）对20世纪80年代指导手册的分析，发现了类似的提倡妇女创业的说法，即只要她有“足够的自立态度、金融头脑、竞争精神和克服障碍的决心”，就能成功，就能挣得职场上的一席之地。[8] 文化分析家乔·利特勒指出，这类妈妈企业家形象试图朝着与“事业妇女”理念不同的方向，重构经济生产与家庭生育的关系。妈妈企业家力图将工作从男性化的公共领域搬到家庭领域，这一重新安排被视为自主赋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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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特勒还发现，20世纪80年代母亲企业家形象的树立，在意识形态方面离不开撒切尔主义（及里根主义）对社会福利的冲击和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支持。自20世纪80年代起，政府不断取消并妖魔化集体儿童保育（如日托福利），且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及后续的经济衰退变本加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妈妈企业家的形象才“被频频包装成一种诱人的唯才是用型就业方案，既有望解决工作的约束和育儿开销等问题，又能提供个人魅力和成就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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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数十年间，妈妈企业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和文化再现，数不胜数的专门网站、专题会议、指南类书籍、通俗小说、“母亲传”（momoir），以及谷歌上该词条不断攀升的点击量都证明了这一点。[11] 此类表达中的形象，通常是一位从传统雇员转型为新兴企业主的女性，拥有并经营着更适合母亲角色的（有风险）项目。[12] 政策方面则一边用言论强调，一边用计划推动女性，尤其是母亲创业。例如，2005年，英国政府成立了鼓励妇女，尤其是母亲创业的妇女企业工作组（Women’s Enterprise Task Force）。[13] 接着出台了好几项计划，例如用于提升妇女信心和社交技能[14] 的“超凡计划”（Prowess），以及“英国初创计划”（Start-Up Britain）。首相卡梅伦在2012年关于英国初创计划的演讲中，用美体小铺（the Body Shop）创始人安妮塔·罗迪克（Anita Roddick）从厨房开始事业的例子，说明了女性创业带来的好处。[15] 寻找“错失的百万”女性企业家，是卡梅伦政府“妇女与经济行动计划”（Women and the Economy Action Plan）的核心。2014年，该计划推出“商业伟业”（Business Is Great）网站，为妇女提供创业方面的建议，并宣布拿出100万英镑的“妇女与宽带挑战基金”（Women and Broadband Challenge Fund）用于政府超高速宽带推广计划的一部分，鼓励女性领导的企业争取基金，创建线上企业。[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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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美国政府的政策文件和计划也把妇女创业表述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她们达成工作生活平衡、实现个人抱负的途径。2017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Justin Trudeau）宣布成立美加女性企业家和商界领袖促进委员会（US-Canada Council for Advancement of Women Entrepreneurs and Business Leaders）。白宫发表的一份新闻通告称：“特朗普总统希望更多女性把她们独特的视角和优势带入商界，政府会为此铺好道路，在国民经济中充分发掘妇女企业家的潜力，让美国再度雄起。”[17] 在这一背景下，总统的女儿兼顾问伊万卡·特朗普一跃成为代表和引领女性创业精神的核心人物。伊万卡在其2017年著作《职业妇女：改写成功的规则》（Women Who Work: Rewriting the Rules for Success ）一书中，讲述了她成功创建服装品牌及周边业务的妇女创业励志故事（需要注意的是，她完全不提自己坐享的资本和资源，那是很多试图创业的妇女所不具备的），为能成功成立和经营公司、同时承担起母亲和妻子的责任感到自豪。伊万卡·特朗普在大肆宣扬她的成功、进一步巩固其女权倡导者形象的同时，还在2017年7月的20国峰会上推出了女企业家融资倡议（Women Entrepreneurs Finance Initiative，简称We-Fi）——一项致力于推动发展中国家女性创业的世界银行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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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和政策再现上的妈妈企业家包含三大特点。首先，它被描述成解决了工作育儿两手抓的难题。[18] 利特勒发现，很多流行文本都把妈妈企业家说成一种唯才是用的方法，能够解决因经济衰退，尤其是育儿成本高企以及很多岗位的性别歧视和缺乏弹性而加剧的一系列问题。然而，妈妈企业家在得到媒体和政府提倡的同时，也遭到了贬低。管理学学者凯特·刘易斯（Kate Lewis）指出了“在公众眼里，女企业家是如何不如男企业家专业、成功和目标明确的”。[19] 刘易斯对媒体报道的分析指出，女领导的企业常常被表述成小型、呆板的企业，实践与绩效方面都不如男人掌管的企业；前者基本建立在传统意义的妇女技能上，在家庭环境下运转，不过是将女人的养育角色与经济服务对接起来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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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企业家的第二个特征，是个体经营。它的普及得益于2008年经济衰退以来自营职业人数攀升的大背景，渐渐代表了当前自营职业的潮流，反过来也夯实了它的地位。[20] 斯蒂芬妮·泰勒（Stephanie Taylor）在分析创业和当前创作类工作的话语时指出，自2011年起，英国准许失业人员申请“创业津贴”（New Enterprise Allowance），“期望想象中失业人士的死气沉沉能转化成企业家的元气满满”。[21] 其中，创作领域的个体经营和创业越发受到重视，数字化小微企业就是常见的例子。这类工作常被媒体或政府描绘成自主、灵活、不受社会文化障碍约束的模样。例如，据《独立报》（The Independent ）的一篇文章分析，2008年至2015年，英国自由职业人数惊人地上涨了36%，其中媒体等行业的自由职业人数涨幅更是高达115%。文章引用了为英国自由职业者和承包商提供支持的独立专业人员和自营职业者协会（Association of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s and the Self-Employed，简称IPSE）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布赖斯（Chris Bryce）的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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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工作有很多好处，从规定自己的工作时间，到协商自己的工资，再到做自己的老板……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自营职业者能建立最适合自己的工作生活平衡……我们也看到自由职业妈妈的人数在大幅度增长——过去的五年中上涨了70%。很明显，自由职业能提供一种随机应变的生活方式，这是全职工作无法比拟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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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赖斯的评价，便是典型地将自营职业——尤其在零工经济和按需经济的背景下——说成自我支配、自由、自立、自主、自我满足和自我实现的希望，是摆脱福特式朝九晚五的日程枷锁的另一种选择，同时把妈妈们看作这一美好前景的主要受益者。“零工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无限个人化的价值观。”《纽约客》（New Yorker ）专栏作家纳森·海勒（Nathan Heller）写道。[23] 与此同时，近期关于零工经济的讨论和奥巴马总统于2017年告别演说中提到的“自主化的残酷代价”[24] ，都越发突出了失去传统坐办公室工作提供的保障和福利会带来的风险和不良后果。但即便是对这种工作未来持批判态度的说法，很多仍旧（或许是无意间）提到自营职业更具弹性、自由和掌控，尤其适合母亲。比方说，《卫报》的一篇文章就指明，个体工作者面临不稳定和缺少保障的问题，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按需经济中地位低下的务工人员，尤其承担着巨大的代价。文章探讨了他们缺乏假期、病假、生育津贴等员工福利和权利，在信用贷款、抵押贷款和保险等金融产品方面遭到不公待遇，初露头角的企业家因信用和/或资产不足无法从银行或贷款机构获得融资，在客户不认账的情况下无法实施债务管理，以及小型企业因合同条件苛刻、表格冗长或结算周期过长而面临的无数难以突破的困境。[25] 然而，所附的插图（图5.1）却与文章完全不符：一位穿着白色针织衫的白人母亲平静地坐在家里整洁的书桌前，桌上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一本书和一个咖啡杯。她一手查阅手机，另一手抱着惬意的宝宝。图片表达的蕴意与文字截然不同：它告诉读者，妈妈企业家是兼顾工作和育儿的理想途径，让你（中产阶级白人妈妈）在舒适的家庭环境里自由掌控，弹性工作，怡然自得。妇女的白色针织衫、婴儿的白色连体衣、背景中的白色五斗柜和整洁的物品摆放意味着秩序、平衡和宁静，掩盖了全职照顾新生儿烦杂，经常是混乱又紧张的经历，何况还要加上有偿工作的压力。这幅图粉饰了所有父母都非常清楚的一点：一边认真高效地做有偿工作，一边全职照顾婴幼儿，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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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妈妈企业家，“企业家想从‘自营革命’中得到什么”，《卫报》，2016年10月6日。图像来源：Ala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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