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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 附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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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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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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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找寻受过高等教育、生育后离开职场，而且乐于（但愿！）同我分享经历的妇女，我向伦敦中产阶级和中上阶层社区的学校家长邮件名单，以及各种社交媒体上的伦敦妈妈群——其中可能聚集了大量高学历妈妈——发布了招募信息，并在这些社区的当地图书馆、社区中心和休闲/体育俱乐部的公告栏上发布了告示。我还在自己工作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校友通讯上发布了招募研究对象的消息。另外，我采访过的一些妇女把我介绍给了她们认识的妇女，也有朋友和同事把我介绍给他们认识的符合要求的妇女，以及部分妻子符合要求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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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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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这些关系网络、滚雪球抽样和推介，我的目的是使样本囊括各种经历、职业背景和特征的妇女，包括离开职场的时间、孩子的数目和年龄，以及住在伦敦哪个区域。通过以上列出的丰富多样的来源招募受访对象，可以确保其经历和特征的广泛多样。尽管我希望这一妇女群体样本尽可能多样化，但这项定性研究的结果不能代表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全职妈妈的状况，因为我采用的是目的性抽样，而不是代表性抽样。[1] 比如样本主要由白人女性组成，只有一名黑人和三名混血妇女。尽管如此，但英国全职妈妈的统计分布情况（见附录四）表明，绝大多数全职妈妈是白人（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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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包含35名居住在伦敦、脱离职场3～17年的女性。样本大小是由“饱和点”（saturation point）决定的，即研究者收集的新材料开始与已有材料出现较大重合。帕梅拉·斯通即采用类似的抽样策略，她指出：“此类研究的一般准则建议样本容量在20～50之间。”[2] 附录一列出了受访者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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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样本中这些妇女的丈夫足以靠一个人的收入养活家庭，但她们算不上大不列颠阶层调查（Great British Class Survey）所说的“精英阶层”。[3] 一些人属于第二富裕的阶层，即“老牌中产阶级”：英国人口中富足、稳定的群体，也是该调查区分的七个阶层中最庞大的群体。另一些属于“新兴富有工薪阶级”，即拥有中等经济资产的阶层，包括“传统工人阶级”的后代。传统工人阶级已因限制工业化、大规模失业、移民和制造业向服务业岗位转型而解体。所有受访者都拥有房产，但不是所有人都住得起独栋住宅。有些住在中产阶级社区的公寓里；有些靠收房客的租金补充家庭的单一收入，让全家人能住上私人宅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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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对象所生活的伦敦市，是英国全职妈妈比例最高的地区（见附录四）。它是全球金融中心，也是世界各大龙头企业的总部所在地，是很多受访女性曾经的工作地，也是她们伴侣或丈夫目前的工作地。正如她们在书中的陈述所示，影响她们辞职的因素，就部分和伦敦的生活密切相关。这些因素包括工作文化，尤其是伦敦金融中心——即很多妇女和她们的丈夫所供职的“金融城”——的金融和法律公司的工作文化，伦敦许多工作要求的上下班长途通勤，首都高昂的生活成本，以及定居伦敦的大量高技术移民（包括部分受访者）和低收入移民（通常是受访者孩子的保姆或家政佣工）。大部分受访者与其他家族成员分隔异地，要么父母和公婆年事已高，无法经常提供帮助，要么父母或公婆已故。有些特质是伦敦独有的，但采访中妇女和男人思考的很多方面都是大城市家庭代表性的经历，很可能引起住在世界其他城市、拥有类似社会经济背景的读者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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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化在伦敦的存在和影响也值得关注。虽然所有受访者都住在伦敦，他们的经历和文化参照很多是英国，甚至是伦敦所特有的，但与此同时，他们提到并用以解读自身经历的许多问题、争论、形象和例子，都源自美国文化。我的受访者讲述的高学历女性在伦敦（主要是在中产阶级社区）的生活经历，与美国的文化再现、文化参照和理念之间，似乎有着研究员伊冯娜·塔斯克和黛安娜·内格拉所谓的高度“话语一致”（discursive harmony）。[4]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将近半数的受访者提到自己以前供职的地方或丈夫的工作单位有美国背景，要么已被美国公司接管，要么深受美国公司影响。出于这个原因，我把受访者的讲述同英国与美国的媒体和政策再现放在一起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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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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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布的招募信息，尤其是发到家长邮箱的那些，短短几天就收到了17份回复。这一相对较高的回复率或许是缘于对“守门人”的信任——有些家长正好认识帮我转发消息到各个群组的那些女性。一些回复并表示对采访有兴趣的妇女“警告”我说，这是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她们很可能在采访中哭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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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采访都是面对面进行，只有一个例外。当时那名妇女没法亲自同我会面，所以通过电话完成了采访。就像引言中提到的，约半数的采访在受访者家中进行，其余在她们家附近的咖啡店或其他公共场所。所有受访者对采访录音和逐字转录，以及在匿名的前提下将采访内容用于本次研究，均给予了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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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向受访者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本项研究的目的。然后用一个宽泛的问题开场：“可以讲讲从你在职工作的最后几年到现在的状况吗？”这个问题的目的在于请受访者回顾她们的人生经历，自由表达她们认为重要的事情，并按照自己的理解讲述。[5] 从这一刻开始，我把自己的干预降至最低。我着重于倾听，当发现可能存在矛盾或细节有出入时，再进行追问或请求进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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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采访大纲上包含三个主题的问题：妇女们的供职经历、辞职决定和辞职后的生活。我极少问遍大纲上的所有问题，因为大多数受访者在回答开场问题时就自然地涉及了这些问题。我故意没有直接问媒体、政策报道和形象本身 的问题，因为我想知道她们是否，以及何时会直接或间接地提到媒体和政策的再现和话语，而如果提到，它们又是如何塑造或框定她们对自身经历的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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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除了笼统的开场问题，另有两个问题如果（往往也是由于）她们没有主动谈到，我就会提出来：“目前生活中，你最满意的是什么？”和“孩子们长大后，你打算怎么办？”这两个都直接借鉴自贝蒂·弗里丹向受访者提出的问题[6] ，我希望将当代妇女的回答与20世纪50年代同类调查的结果进行对比。我所采访的伦敦女性与弗里丹调查的上一辈美国妇女之间的纵向对比贯穿了本书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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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男士们的采访，则是根据他们的要求，在办公室或工作相关的场所进行的（例如，有一次是在公司开会的会场）。访谈遵循同以上类似的方法和原则，但提出了一些不同的问题和挑战。开场提问改为“可以从孩子出生前几年说起吗？”之后问的一些问题是想了解他们的妻子为什么决定辞职，他们参与决定的程度，以及对这一决定后果的看法，还有他们如今的生活状况，其中特别问到了他们和妻子的家务分工情况（明显的是，这一点大多数妇女都是自发谈到的）、他们觉得目前生活中比较满意的地方，以及孩子们长大后作何打算等等。回复我的招募信息的五位男士都非常自信、果断和健谈。虽然他们坦率地表达了对妻子辞职决定的遗憾和矛盾心情，但对自己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一决定，以及它给妻子人生带来的后果，认识非常有限。正如之前提到的，本书关注的重点是女性的陈述。从男性访谈中提取的例子，是为了说明某些要点，或者为受访妇女的看法提供另一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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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资料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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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瓦莱丽·沃克丁等人的研究[7] 中获得了很大的启发，将访谈分析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代表三个层次。首先，像很多定性研究一样，我梳理了每一份个人叙述，搞清楚它们的大体情节、主要事件、人物、主题和情景。以此为基础，把每篇采访对应到叙述者的人生轨迹。在第二阶段，整合每篇采访中出现的主题，进行主题分析。包括找出各个访谈主题之间的异同点，并加以归类。例如，工作与生活相平衡的主题就几乎覆盖了所有访谈，类似的还有家庭劳动分工的主题。超过三分之二的访谈中出现受访者母亲反对辞职决定的内容，而有五篇提到孩子的健康是影响妇女辞职的因素之一。我基于其中最常出现的主题组织了本书的讨论框架，大致对应各章的内容。如果语境需要，一些不常提到的主题也会顺带讨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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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对经验的建构性本质，以及妇女的主体性、愿景、幻想和深层欲望受到媒体与政策再现和话语怎样的影响或引导很感兴趣，因此研究的第三阶段是深层次的阐释分析。在这一阶段，我仔细考察了受访者是如何 描述她们的生活和经历的：她们所用的特定措辞、意象、比喻、话语、语气和语域；它们的出现和反复；叙述中的不一致、张力、歧义、微妙语义和矛盾；还有最重要的，那些省略、避讳和沉默——往往是妇女说不出口、避而不谈或无以言表的东西。这一层次的话语分析对妇女的思想情感与文化表述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尤其揭示出这些话语难以表达，却依旧把控着她们的思想、情感、行为和自我认识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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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和政策再现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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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历全职妈妈的经历有其所处的文化背景，她们在访谈中多次提到，日常生活中也极力与之调和。但要勾勒出这种文化背景，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捕捉当代文化中流传的所有关于性别、工作与家庭的社会和文化图像、叙事和话语，是不可能的：它们数量庞大，在多种媒体、网站上传播，而且历时数年。正如在引言中说明的，我的目的是设计一个由说明性 而非代表性例子组成的媒体、政策再现和话语样本（见附录二），可以和受访者亲身经历的讲述构成呼应和/或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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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的材料包括广告、电影、报刊文章和其他新闻报道、自助和指南类书籍、流行小说、电视剧、网站、社交媒体（如博客、Instagram上的梗图）和通俗学术文章。最后一项指用作分析资料的学术出版物，其中提到了妇女、工作和家庭方面的流行理论或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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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于公众对妇女、工作与家庭的看法深受政策话语的影响，而受访者也多次提到相关讨论，所以我把政策再现也纳入了分析样本。然而，鉴于这是个相当宽泛的领域，我收集的数据仅限于两类资料：政府政策报告、讲话和声明，以及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政策报告和文件，例如职场性别平等政策的实施报告。但不同于实证主义的做法，本书把公共政策看作一种话语，着重点在于政策问题和话题的社会建构，而非政策或实施的细节。[8] 虽然有些例子引用了政治言论，例如政治领袖的讲话或声明，但那总归是为政策讨论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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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政策再现的样本在附录二列出，几乎都源自英国和美国，原因是英美文化之间具有紧密的“话语一致”（如上所述），而且受访女性提到的参照都来自英国或美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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