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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有什么用？ [:1702398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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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有什么用？ 女性主义为什么没能给我们带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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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鲁迪‖沃斯通克拉夫特‖桑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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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联合国的研究表明，尽管女性主义已经掀起了四波“浪潮”（参见上文第12页），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女性实现了与男性的社会平等、经济平等和政治平等。然而在2017年，益普索公司在23个国家开展调查，却发现45%的女性认为自己已经实现了完全平等。这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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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根据从23个国家收集的信息，发布了《性别平等指数》，表明认为女性享有平等机会的男性在美国占72%，在印度和加拿大均占76%，在英国占67%。而或许让人并不奇怪的是，在接受调查的女性中，认为自己拥有平等权利的人数比例要小得多（约占45%）。也就是说，男性和女性的观点都无法准确地反映现实。美国作家苏珊·法鲁迪 （Susan Faludi，1959— ）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这种差异进行了研究，并意识到这种对于现实的扭曲是一种更为宏观的现象的组成部分，它最终将导致每一波女性主义浪潮的失败。她将这种现象称为“反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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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下列说法：‘在我生活的国家里，女性已经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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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益普索，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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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鲁迪将这个词用作《反冲：对美国女性的未宣之战》（1991）的书名，并且详细地探讨了女性主义的每项成果是如何迅速地被社会上的反对者（特别是通过媒体）破坏的。她说，逆转女性主义多年努力成果的手段每次都是一样的，总是把女性主义归结为伤害女性的因素，认为女性主义本身（而不是不平等或父权制）才是所有女性问题的根源。法鲁迪发现，无数头条新闻在宣称：职业女性“过度劳累”，年纪轻轻就突发心脏病，同时也成为“不孕不育流行病”的受害者。据说，单身女性因“缺少男性”而感到悲伤，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沮丧和困惑”。法鲁迪说，在报摊上，在电视上，在电影里，在广告里，甚至在学术期刊上和医生的办公室里，到处都能听到这样的呼喊。《纽约时报》称未婚女性“歇斯底里”；她们由于“深层的信心危机”而精神崩溃。这些纷纷扰扰的讯息足以让任何理智的人大喊：“够了！无论是什么东西导致了这场噩梦，都必须被阻止！”当然，这正是他们想要的效果——因为他们所谓的这个“东西”就是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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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女和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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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第一本重要的女性主义理论著作是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的《为女权辩护》（1792）。沃斯通克拉夫特被公认为是女性主义的鼻祖，因为正如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即使是现在，我们也能听到她的声音，追溯她对世人的影响。”沃斯通克拉夫特呼吁人们采取行动，反对女孩和成年女性缺乏教育和经济独立的现状。然而在此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她的名字几乎被无可挽回地抹黑了。她说，她为之奋斗的目标不是让女性“拥有主宰男性的力量，而是拥有主宰她们自己的力量”。按照现在的观念，这话听起来一点都不激进，但事实上，它却提前六十七年为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经典”原则铺平了道路：“个人拥有主宰自己，主宰自己身心的至高无上的权利。”密尔的版本自其著作《论自由》发表之后，就受到了哲学家的追捧，而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版本——阐明女性拥有主宰自身的权利——却遭遇了混合着困惑、赞同和敌视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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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针对女性主义的反冲而言，其导火索并非女性实现了彻底的平等，而是女性越来越有可能达成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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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法鲁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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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她三十八岁去世时，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思想已经在当时的媒体和知识分子中遭到了彻底的抨击。他们还大声指责她是个可耻之人：因为她生了个私生子，接着又对一位挪威船长一见钟情，满世界地追随着这位船长，并且沿途写了一本畅销书。由其丈夫威廉·戈德文撰写并在她身后出版的传记无意中揭示了她是一个思想多么自由的女人，但是沃斯通克拉夫特（连同她的思想）却因此被斥为“可怜的疯子”和有悖自然的人：一只“穿衬裙的鬣狗”。她年纪轻轻就死于难产，他们说这正是她应得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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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的反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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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斯通克拉夫特因公众对她的反感而遭到摒弃，甚至连她最热切的读者也被说服放弃了她的思想。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英帝国，白人男性至上、制度化厌女症和对性事的拘谨（以及私人性暴力）蔚然成风，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早期女性主义观点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冲。中上层阶级女性的主流意识形态（或规范）强调纯洁、虔诚和家庭生活（也被称为“真正的女性时尚”）。人们期望女性对生活采取被动的态度，同时赞扬她们的丈夫和父亲利用世界各地“未被发现”的资源来发财致富。现代女性主义者注意到，即便时至今日，针对女性主义的反冲仍然充斥着相同的概念：性、剥削、厌女和男性的“自然”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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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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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将问题归咎于“女性主义”的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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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妇女参政论者挺身而出，反对这种论调，并开始为妇女争取合法权利和代表权，此乃广大女性之幸事。在这场运动中，少数人还积极为女性争取性和生育的权利，例如美国的伏尔泰琳·德·克蕾和玛格丽特·桑格。所有这些女性和团体都被指责为“歇斯底里”和“疯癫”，像贪婪的老巫婆，试图夺走长期受苦的男人所拥有的一切。那时的一款明信片上有这样一首诗，题为《这是男人建造的房子》。它如此描绘希望获得选举权的妇女：“狡猾的妇女参政论者，在男人建造的房子里，不择手段想要拥有一切。”争取平等的妇女参政论者被说成抢夺男人权力的人，她们穿着男人的衣服，干起“男人的工作”。由于那时男人比女人有权势，他们的逻辑大行其道，恶猜女性主义者想要扭转乾坤，让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中“当家做主”。因此，自20世纪以来，每一次当女性主义遭受反冲时，女性追求的不是平等，而是主宰男性的论调都会故技重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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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回归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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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和70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参见上文第9—11页）打破了50年代西方有关家庭主妇的理念，因此不可避免地引发了针对女性主义的强烈反冲，其中包括这样的疾呼：女性主义正在摧毁女性作为家庭主妇和母亲的“天生”才能。报纸上高喊女性主义者正试图消除女性气质，以一种毫无吸引力的中性风格取而代之（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女性和男性都穿着更为中性化的服装，爱美的男女都会化妆。女性开始在职场占据一席之地，并进入为男性所主导的机构。据法鲁迪说，随之而来的反冲便围绕着“不孕不育”、缺男人和压抑的单身生活等广为流传的神话。她发现，这些神话都是对事实的歪曲。正如法鲁迪在《反冲》中所言，反女性主义的信息都是这样的：“你现在可能自由平等了，但你从未像现在这样痛苦。”你的处境是拜女性主义所赐，但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些（昂贵的）方法（时尚、节食和化妆品行业），可以让你重新变得美丽和女性化。“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告知，”法鲁迪说，“女性运动……是女性最大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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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随着女性主义的再次兴起，2012年发端于印度的反强奸、反性骚扰运动势头迅猛，并于2017年在美国得到强力推动。然而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反冲会不可避免地再次出现。法鲁迪表示，到2017年12月，推特上充满了各种活跃的推文信息，暗示事情可能已经“走过头了”。在法鲁迪看来，依照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经验，这正是反冲即将到来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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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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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波女性主义新浪潮兴起之时都曾遭遇这样的指责：女性主义应当为女性的不幸负责。美国活动家芭芭拉·桑蒂 （BarbaraSantee，1937— ）博士在《致年轻活动家的信：不要放下旗帜》（2012）中写道，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其实很简单。1917年，当妇女参政论者站在白宫门前要求选举权时，她们被警察逮捕并拖走。每个人在被带走之前，都把手中的旗帜递给另一个妇女参政论者。虽然举旗的女人变了，但是旗帜仍在。正如妇女耗费七十年之久才赢得选举权一样，桑蒂说，我们现在也必须为实现平等而献身——我们必须始终高举这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