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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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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要讨论的是现代生活。这本书不会像一篇科学论文或哲学著作那样非常严谨、完整，而是仅旨在提出一种“正确的”问题，让社会哲学和社会学能够再次为人们在晚期现代社会当中的社会体验提供一些见解。本书的基本想法是，社会科学必须要去问一些在“人类生活周遭”发生的问题，问一些能激发学生，进而激发经验研究的问题。除此之外，我觉得今天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常常在相互辩论或汲汲营营于一些科研项目，但这些辩论或科研项目的主题连他们自己都觉得很无趣。我们只是在库恩（Thomas Kuhn）所谓的“范式”当中玩解谜游戏而已，其结果便是社会学和社会哲学没有办法为一般大众提供什么有内容的东西。因此，我认为我们正面临着一种危险，亦即在很浮泛地滥用一些声称、假设和理论，而这些却本来应该可以为晚期现代文化，以及为那些对我们社会的命运与未来有兴趣的学生、艺术家或任何人，提供启发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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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本书当中我想要回到一个对我们人类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什么是美好的生活？以及，我们的生活为什么不美好（就我至今简单的体会，“我们的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当中许多方面都很需要改善”这件事，似乎是一个很常见的说法）？因为我们都知道，就“什么是美好的生活”这个问题而言我们几乎不可能给出答案，所以我从“我们的生活为什么不美好”这个问题来着手讨论。事实上，我相信这个问题，是所有版本与所有世代的批判理论的核心问题。它无疑是阿多诺（Adorno）的问题，但也是本雅明（Benjamin）、马尔库塞（Marcuse）、晚近的哈贝马斯（Habermas）和霍耐特（Honneth）的问题。此外，它也激发了撰写巴黎早期手稿的青年马克思。因此，通过此书，我想试着复兴批判理论的传统。更直接地说，我想提出的论点是，若想要检视我们生活的结构与质量，就必须聚焦于我们的时间模式。这不只是说，我们对生活的几乎所有面向都可以从时间观点着手来提出一些洞见，而是说我还认为，社会的微观面向与宏观面向乃是通过各种时间结构而联结起来的。也即我们的行动与取向，会通过时间规范、截止期限与时间规章，来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需求”进行协调和兼容。现代社会是由一种严密的时间体制所管制、协调与支配的，而且这种时间体制完全不具有什么伦理观念。人们常会认为现代主体不怎么被伦理角色与伦理惩裁所约束，也因此是最“自由”的；但他们其实被一个巨大而不可见的时间体制管制、支配与压迫，而且这种时间体制并不是政治性的，所以至今都不被人们讨论、强调，也缺乏理论来加以分析和描述。这种时间体制事实上可以用一个一贯的概念来加以分析，这个概念即“社会加速逻辑”。所以，我将在本书的第一章指出，各种现代时间结构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命定般的方式发生了改变；这些时间结构是被加速逻辑所支配的，而且这种加速逻辑与现代性的概念与本质有着几乎尚未被人发现的关联。由于我已经在我的其他著作里头一再且充分地表述了这个说法（Rosa 2005a, 2003; Rosa/Scheuerman 2009），所以我在此书当中对社会加速理论仅作简短的概述。在第二章，我会试图指出，了解与批判地分析时间规范如何以我们至今几乎没有察觉的方式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这不只对于批判理论的初衷来说是如此，而且对于最流行的批判理论的当代版本来说也是一样的。因此，如果我们同意霍耐特的说法，认为承认结构的扭曲阻碍了我们迈向美好的生活，或是同意哈贝马斯的说法，认为沟通结构的扭曲阻碍了我们迈向美好的生活，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检视承认与（政治）沟通的时间性，来更好地了解这些扭曲的本质是怎么回事。对此，我将试着呈现社会加速如何，以及为何对于晚期现代的承认结构批判与沟通结构批判来说，是最重要的。然而，我更大的目标是重建一个由马克思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所发展出来的，但却被霍耐特和哈贝马斯放弃的批判理论概念：异化。因此，我将会指出当前异化的“极权主义”形式。也即我将会指出，社会加速如何导致了严重的、可以凭经验观察到的社会异化形式。同时还会指出，对于在晚期现代社会当中实现“美好的生活”的理想来说，这种社会异化形式会是一个主要的障碍。因此，在第三章（也是最重要的章节），我将会试着以异化作为核心的概念工具，简要勾勒出“社会加速批判理论”概念的轮廓，并重新诠释与复苏意识形态与虚假需求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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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最后，我想我终究还是无法回避一个基本的问题：社会加速批判理论所认为的美好生活，即便可能难以言喻，但到底是什么？在本书的最后几页，我将会试着反向处理这个问题，亦即指出，既然我用了“异化”这个概念当作美好生活的对立面，那么美好生活是什么的问题就可以改成：什么叫做没有异化？非异化的生活是什么？异化批判理论长久以来正确地指出，有些异化形式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在所有人的生活当中，有时候异化形式还是人们想要的。任何想把异化斩草除根的理论或政策，都必然是危险的且潜在地是极权的。因此，本书的结尾，并没有去建立一个完整的非异化生活的理念，而是去捕捉生活经验当中一些非异化的时刻。我也希望这些时刻可以提供一个新的标准，以此来衡量人类生活质量。如果这样太乐观，那至少可以为批判理论提供一个基础，以此指出是什么趋势和结构，破坏了非异化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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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没有很多朋友的帮助，本书是无法完成的。我尤其要感谢以下朋友：延斯·贝尔杨（Jens Beljan），罗伯特·迪特里希（Robert Dietrich），西格丽德·恩格尔哈特（Sigrid Engelhardt），克劳斯·克罗格霍姆（Claus Krogholm），阿斯格·泽伦森（Asger Soerensen），安德烈·西格勒（André Siegler），斯蒂芬·兰根汉（Stephan Langenhan），罗宾·西利凯特斯（Robin Celik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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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 第一章 社会加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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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谓社会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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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方方面面所牵涉的是什么？我认为社会学与社会哲学可以被视作对现代化体验的回应。[1]各式各样的社会思想都涉及在其所处的世界当中，人们所体验到的生活遽变，而且尤其涉及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在关于现代性与现代化的一般文献当中，这些改变被广泛地探讨且诠释为理性化的过程［如韦伯（Weber）和哈贝马斯就是这样］，或（功能）分化［如涂尔干（Durkheim）和卢曼（Luhmann）的理论所论证的］，或个体化［如齐美尔（Georg Simmel）和贝克（Ulrich Beck）现在所声称的］，或，最后，驯化或商品化，如同从马克思到阿多诺和霍克海默（Horkheimer）这些尤其集中关注人类生产力与工具理性的兴起的理论家们所声称的。有无数的定义、书籍和讨论都在对这些概念分别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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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我们暂时离开一般的社会学，去检视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各式各样的文化理论，就会发现上述的社会学讨论都忽略了一件事：社会加速。从莎士比亚到卢梭，从马克思到马里涅提（Marinetti），从波特莱尔到歌德、普鲁斯特或托马斯·曼（Thomas Mann）[2]，许多的作家和思想家，几乎都自始至终地关注着（而且总是带着讶异的态度而极度关心着）社会生活的加速，以及实际上的物质世界、社会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加速转变。事实上，我们现代人可以时刻体会到周遭的世界在不断地加速。因此，葛莱克（James Gleick）在他1999年的著作《再快一点》中观察到“加速牵涉所有事”（这也是该著作的副标题），同时卡普兰（Douglas Coupland）早于葛莱克几年，也在他知名著作《X世代》的副标题上写明，“一个加速文化的传说”。于是，孔拉德（Peter Conrad）在他大部头的文化历史著作当中声称“现代性所牵涉的，就是时间的加速”（1999: 9），艾利克森（Thomas H. Eriksen）也直截了当地界定“现代性就是速度”（2001: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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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社会学对此能提供什么建议吗？事实上，关于时间结构显著改变的感受，在“古典”的社会学理论当中就已经存在。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便声称，在资本主义当中“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而齐美尔认为生活越来越紧张、社会体验的变迁速度，是大都会生活的（也因此是现代性的）核心特质；涂尔干则认为失序（anomia）的发生，肇因于社会变迁发展得太快了，以至于来不及发展出新的道德和连带形式；或是，最后，韦伯援引了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将新教伦理视为严密的时间规训伦理，也就是认为浪费时间是最罪大恶极的（Weber，2004：183）。这些古典社会学家的思考都非常明显的是被（或至少部分被）他们在现代性当中所目睹的生动的加速过程所激发的。但在他们之后，社会学转向了相当非时间的、恒定的概念，常常简单地把前现代与现代截然剥离开来，仿佛社会是突然在某一天转变成现代社会，之后就再也不会改变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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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系统性的理论与一个严谨的社会加速概念。这即是我在本书中要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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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理论首先必须要解决的一个最明显的问题是：到底现代社会中在加速的是什么？但这个问题意外地很难回答。事实上，当我们回顾相关的社会学文献时，会发现它们众说纷纭、混乱不堪。我们可以发现对加速的讨论牵涉生活的速度、历史、文化、政治生活、社会，甚至是时间本身（例如Gurvitch, 1963; Schmied, 1985：86—90）。有些观察者直接声称，现代性当中所有事都加速了。但很显然的，时间无法有实质意义上的加速，而且也不是社会生活里所有的过程都在加速。不论我们是不是觉得时间过得好快，但一小时就是一小时、一天就是一天。而且怀孕、生病、四季和教育时间显然并没有加速。还有值得商榷的是，我们是否真的可以说有一种单一的社会加速过程。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加速现象，可能许多彼此之间毫无关联，例如体育竞赛、时尚、影片剪接、交通运输、换工作和一些社会减速现象或僵固现象。关于社会加速，最终还有一个概念上的困难之处，是它与社会本身的范畴关系：我们能说有一种社会本身的加速吗？还是这不过是种在（或多或少比较稳定的）社会秩序之中的加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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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将呈现一个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至少原则上允许一个在理论方面是清楚的、经验上是合理的（或至少是可以讨论的）定义，以界定社会加速的概念内涵，以及界定可以将西方社会理解为加速社会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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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的，并没有一个单一、普世的加速模式提升了所有事物的速度。相反的，许多事物是减速的，比如塞车情况下的交通。同时还有其他一些事物，顽强地反抗加速，比如感冒病毒就不会希望身体加快康复的速度。不过，的确有许多社会现象是适用于加速概念的。运动员想要跑得更快、游得更快，快餐，快速约会，小睡养神，似乎都证明了我们一心想提升日常行动的步调的速度。计算机的指令周期越来越快，运输与传播沟通相比于一个世纪以前只需要很少的时间，人们的睡眠似乎越来越少［有些科学家发现，自19世纪以来，睡眠时间平均减少了两个小时，自从1970年以来减少了30分钟（Garhammer, 1999: 378）］。甚至，我们同一层公寓的隔壁也越来越常搬进搬出新的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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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我们可以论证这些改变不是偶然的，而是遵循着一个系统性的模式，难道就可以说这些截然不同的过程，可以一并用一种社会加速概念来进行探讨吗？我会说，不直接是如此。而是，当我们更加切近地观察这一连串的现象时，就会发现，我们显然可以区分出三个在分析上以及在经验上都相当不同的范畴，亦即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步调加速。以下，我首先将呈现这三种加速范畴。在接下来的段落，我将会解释这些不同的加速领域之间的关联，以及它们背后的机制或动力。在第二节与第三节，我将会讨论关于“加速社会”的社会学分析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起因于我们必须考虑到许多仍维持不变，甚至是减速的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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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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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最明显、也是最能够测量的加速形式，就是关于运输、传播沟通与生产的目标导向（zielgerichtet）过程的有意的速度提升，这可以定义为科技加速。更有甚者，意图提升运作速度的新的组织管理形式，也因为它是一种根据目标导向而有意的加速，所以同样可以视作此处所定义的科技加速的一个例子。虽然这些过程的平均速度（比起最大化的速度，平均速度对于分析加速造成的社会冲击来说更为重要）不一定都容易测量，但这个范畴当中的加速趋势却是无可否认的。所以，有学者用一个自己创造的标尺，说传播沟通的速度已增加到他标尺上的107，个人运输的速度增加到102，数据运算的速度增加到1010（参阅Geiβler, 1999: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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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加速面向，显然就是维希留（Paul Virilio）的“竞速学”（dromologie）理论的核心。维希留的竞速学认为加速的历史是一个从运输革命、传播输送，最后再到生物科技所描绘的即将可能出现的“移植”过程（Virilio, 2002: 9—19）。科技加速对社会现实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尤其是，这完全改变了社会的“时空体制”，也就是说，改变了社会生活的空间和时间的知觉与组织。于是，原本人类知觉因为受我们的知觉器官和受地球重力的影响，通常可以马上区分出上、下，前、后，而不是早先、稍晚，但人类知觉里空间优先于时间的“自然的”（亦即人类学的）优先性，似乎已被翻转了。在全球化与时空扭曲的互联网时代，时间越来越被认为压缩了，或甚至消弭了空间（参阅Harvey, 1990: 201—210）。空间似乎可以说被运输和传播沟通的速度给缩小了。于是，若用时间来衡量比如从伦敦到纽约的距离，从船只航行的前工业时代到喷气飞机的时代，空间萎缩到了原本大小的60分之一，也就是从花费三周变成只需要八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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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过程当中，就许多方面来说，空间在晚期现代世界失去了它的重要性。运作与发展不再定位于某处，并且实际的地点，像是旅馆、银行、大学，越来越变成一种“非地点”（non-lieux），亦即一种没有历史、特殊性或关联性的地方（参阅Augé, 19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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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变迁的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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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小说家、科学家、记者和一般老百姓自18世纪以来观察到西方文化、社会或历史有一种动态性的时候，他们通常关心的速度并不在于科技进步方面，而是多半在于社会变迁方面。他们发现社会事务、社会结构，以及行动模式和行动方针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短暂易逝，并对此感到困惑不已。正是社会组织团体与实践形式模式的转变，以及（特别重要相关的）知识内涵的转变，界定出了第二个加速的范畴：社会变迁的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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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上述第一个加速范畴现象（科技加速）是在社会当中的加速过程，那么第二个社会变迁的范畴则不同，可以被归类为社会本身的加速。也即变迁的速率本身改变了，使得态度和价值，时尚和生活风格，社会关系与义务，团体、阶级、环境、社会语汇、实践与惯习（habitus）的形式，都在以持续增加的速率发生改变。这也让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认为，社会世界不再能够以符号的形态固定坐落在地图上，而是变成由闪烁的液晶屏幕所再现的文化流，只能点状地结晶化成“种族景观、科技景观、金融景观、媒体景观和意识景观”（Appadurai,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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