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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 三、什么是社会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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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至此，已经有足够的论据界定出三个不同，但又环环相扣的社会加速范畴领域。但即便如此，这还不足以声称现代性的确带来了社会自身的加速，也还无法正当地声称现代化事实上就是加速。因为，很容易想见的是，在现代社会当中我们除了可以找出许多加速的过程之外，也可以找出社会生活当中的减速范畴。总的来说，这两种对立的力量也许可以带来一种平衡。因此，若说现代性事关社会生活的加速，那么就不能只谈到各种加速形式。社会生活的加速在概念上要能站得住脚，还必须要证明加速的力量系统性地胜过减速的力量。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个观点，我将会简短检视所有可观察到的亘古不变的形式以及/或是社会减速的形式，希望以此呈现在加速社会当中常被人们忽略掉的相关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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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分析当中，我想指出有五个不同的、可以具体指认出来的减速形式或亘古不变的形式。这些形式贯穿了第一节所界定出来的所有加速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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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的速度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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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显然有自然的和人类学的速度极限。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过程原则上是无法加速的，否则就会解体或造成严重的质变。例如我们大脑和身体的知觉与运作速度，或是自然资源再生产的时间等这些物理过程，皆属此类。同样的，尽管我们可以控制某些依循昼夜循环或四季循环模式的过程，比如我们可以人工造出23小时为一循环的明暗模式，来诱使母鸡下更多的蛋，但一天或一年本身是根据天体运行规律而界定的，无法提升速度。还有，人们也无法加快感冒、流感或怀孕的过程。然而，总体来说，现代性已经证明自身已成功克服大量几乎是不可改变的（“自然的”）时间限制范围。上述讨论过的运输、沟通传播、生产等领域，就提供了最令人感到惊叹的例子。同样的，生物基因科技事实上也常令人哗然地加速了应是不易改变的耕种养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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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减速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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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有些地区性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角落”、孤岛或绿洲，还没有被现代化动力和加速动力所染指。尽管它们原则上是可以加速的，但它们还是单纯（整体或部分）地免于加速过程。在这样的地方或环境，人们会说时间似乎“静止下来”了，像是海洋中被遗忘的小岛，被社会排挤在外的群体，像孟诺教派这样遗世独立的宗教教派，或是特殊的传统社会实践形式（比如宣称坚持古法酿造的杰克丹尼商业威士忌）。事实上，很多商业产品都会刻意生产“古法商品”，也就是以传统方式来养殖，或是以纯传统手工来生产的消费性商品，以承诺或让人想象减速、亘古、恒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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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大部分这些减速绿洲，都已遭受与日俱增的晚期现代侵蚀的压力，除非是刻意进行保护以免于加速，但这也就会落入（以下会谈到的）刻意减速范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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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社会加速的失调而来的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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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范畴，是因加速过程和动力化过程的非预期性后果而造成的变慢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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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常造成失调的和病态的减速形式。最为人所知的失调减速形式，就是当每个人都想求快时，会形成交通堵塞这种反而完全静止的现象。而关于病态减速形式，按照近来科学研究结果，有些抑郁症，就是因个人面对过大的加速压力，而引发的（减速的）反应（参阅Levine, 1997; Psychologie Heute, 1999; Ehrenberg, 2008; Baier, 2000: 147ff.）。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十年的全球化脉络下，所有现代社会当中越来越多的人罹患了抑郁和过劳的疾病（参阅Rosa, 2009, 20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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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属于这种范畴的，可能还有因为无法保持现代西方经济体系所要求的弹性和速度，而被生产领域结构性地排挤在外的劳工。这群劳工因为无法保持竞争力而“被减速”了。（长期）失业就是这种极端减速的形式（Sennett, 1998: 159 ff.; Jahoda，1988）。进而，经济不景气，或是在英语世界中所谓的经济趋缓，也可以诠释为同属此种减速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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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刻意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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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上述非预期性的变慢形式，第四种范畴是经过考虑而有意采取的（社会）减速形式，包括反抗现代性的加速过程及其影响的意识形态运动。这种意识形态运动或多或少是伴随着现代加速历史的新阶段，尤其是科技加速而来的。蒸汽机、铁道系统、电话、计算机，以及新生物科技，同样也都会遭受这种减速运动的质疑与敌意。不过，最终这些反对加速的减速运动都是失败的（Levine, 1997; Schivelbusch, 2000）。因此在这第四种范畴当中，我们还必须区分两种有意为之的减速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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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功能（加速的）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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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有一些有限或暂时的减速形式，意在休养生息，以便在加速系统当中继续运作或进一步再加速。在个人层面上，我们可以发现减速的加速形式，例如太过紧张疲劳的经理或老师，会暂停工作，去灵修或上瑜伽课程，而这是为了“在竞赛中稍事休息”，好能够之后在加速的社会系统中成功地走更长远的路。同样的，有些生活丛书的作家会建议，只有在学习或工作的过程中慢下来，才能增加全面的学习量或既定时间内的工作量，或是建议休息一下，好增加创新的能力与创造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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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在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也有一些学者会建议或发起不同的“暂停”形式，以解决在现代化革新过程的道路上产生的某些科技、政治、法律、环保或社会等问题或障碍（参阅Eberling,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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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意识形态上（反抗性的）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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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方面，还有各种多样的且常是原教旨主义的社会运动，追求（激进的）减速，这经常也带着反现代性的性质。这不令人意外，因为加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现代性原则之一。这些社会运动包括激进宗教、“深层生态学”、政治极端保守主义或是无政府主义。因此，对于德国著名的政治家兼学者葛洛茨（Peter Glotz）来说，若人们关注现代化的受害者时，减速就会成为一种反现代的意识形态（Glotz,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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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认为，把呼吁减速单纯当作一种意识形态来看，是太过简化且危险的做法，因为当代意图减速的论点当中比较重要的，都依循着一种功能减速的思路。当中的核心观点认为，现代社会的大量加速过程，都是由一些稳定与保守的现代制度，像是法律、民主、工业劳动体制，以及现代生命历程与家庭制度的标准化与“制度化”形式，所引导与造就的（Rosa, 2001; Kohli, 1990; Bonus, 1998）。只有在由这些制度所形成的稳定框架中，我们才能发现长时间计划与投资，以及长时间加速的必要前提（参阅Harvey, 1999; Dörr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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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比如吕柏就认为，加速社会中的文化再生产的前提是，大范围的弹性化只有在稳定与不变的文化方针和制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以此来看，在制度方面和个人方面，或是说，在结构方面和文化方面，某些极度的弹性化和动态化，在晚期现代有侵蚀制度稳定性的危险，因为这让制度的稳定性逐渐下降（参阅Lübbe, 2009）。因此，非常有可能的是，不是激进的反现代主义者，而是成功且无所不在的加速，掏空、侵蚀了未来的加速的前提与加速社会的稳定性。可想而知，最近的经济危机正好就是一个例子，显示了晚期现代在倾向于废除所有能保证计划与投资的长时间（例如基础建设的）稳定性的制度与规则时，所引发的灾难性后果。一般的金融资本主义和特殊的投资银行的逻辑，都相当短视与急功近利。这种逻辑瞄准的是在所有价格上加快资本成交的速度，于是这就侵害了策略性的、长时间的、“真正的”、生产性的经济投资的前提（参阅Dörr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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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而言，经济减速和政治减速从某些方面来看，可以证明应是加速社会的基本必需功能，而不是对加速的意识形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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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加速的反面：结构惰性与文化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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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也许是最让人惊讶的是，我们可以在晚期现代当中，发现一些奇妙的过程，或至少是经验，这些过程和经验与广泛的加速趋势和弹性化趋势完全相反（尤其如果认为加速和弹性化创造了关于未来的完全偶然性、超随意性和无限开放性的话），使得有些人认为现代社会似乎已经不可能再有任何“真正的”改变了。现代社会系统已经封闭起来了，历史走向了终结，形成如地球自转轴南北极的极点一样，充满疾速旋转，却又毫无位移的“疾速的静止”（rasender Stillstand），或曰“极点惰性”（polar inertia）。对晚期现代的“加速社会”下如此诊断的倡导者，主要是维希留（Paul Virilio），布希亚（Jean Baudrillard），詹明信（Fredric Jameson），以及福山（Francis Fukuyama）。他们都宣称现代社会已经不再有新的观点和能量了（而最值得注意的便是“乌托邦能量”的耗尽），事件变化的急遽速度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仅掩盖了我们所处时代最深层的文化惰性与结构惰性。[15]尤其是竞争、事务量成长、加速三者的环环相扣，形成了一种“三角结构”，这更清楚地明确了一件事，即所有对文化变迁与政治变迁所怀抱的希望，都会落空。因此，一个加速社会的社会学理论，必然需要交代这种概念框架当中可能的（极端）无力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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