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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 [:1702406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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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 四、为什么要谈加速而不是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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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绘了社会加速与社会减速之间的关系本质之后，有个基本问题会浮现出来。上述曾提到，有两种一般的可能性是可以想见的。第一，加速力与减速力大致上处于平衡状态，所以我们会发现社会时间模式当中加速力与减速力这两者，没有哪一个会清楚且持续地压过另一个。第二，系统地来看，加速显得比减速还重要，所以这两者的平衡，实际上是更倾向于加速的力量。如果将减速范畴视为社会加速的额外部分，或是对加速的回应，那么这两者就更有可能是不对称的。现在，我在本书中想论证第二种观点才是正确的，即便很难经验地证明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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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论点基于以下两个假设：第一，上述所列举的减速范畴对于所有当代重要的社会现象来说并不是都那么重要。第二，在所有的减速形式当中，没有一个能跟现代加速趋势有真正且结构性的不分轩轾的抗衡之力。让我们来仔细检视第二个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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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范畴（一）和范畴（二）的减速现象，表示的是社会加速的（抑制性）限制，而完全不是反抗社会加速的力量。范畴（三）的减速仅仅是加速的副作用，是加速力的派生物、从属于加速力。范畴（四·1）仔细来看，所指出的是加速过程本身的要素，或是（进一步）让加速过程得以可能成立的条件。对生活速度的提升的有意抵抗，以及减速意识形态［亦即上述的（四·2）减速范畴］，显然是对加速压力的回应。如前文所指出的，所有现代性的主要趋势，都会遭到有意的抵抗，而且现在的主要趋势在未来也不见得还会存在，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反抗形式都被证明只是昙花一现，且最终徒劳无功。因此，唯一不属于派生的或残余性的减速形式，就是范畴（五）所描述的那种。不过实际上这个减速面向似乎内在于现代加速当中，与加速是互补的。它是所有具有现代化特质的进程都会产生的矛盾。就像个体化让人们害怕大众文化与大众社会，因为大众文化与大众社会根绝了“真正的”个体性。征服自然的同时人们害怕会毁灭自然（或被自然毁灭），理性化让人们害怕整体非理性或铁笼的增长，以及最后社会分化让人们害怕社会的解体（参阅Rosa, 2005a: 105ff.; van der Loo/van Reijin, 1997）。以此而言，“极点惰性”（Virilio, 2002）并不是加速的对立趋势，只是加速的内在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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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现代社会而来的，还有人们会害怕在高速社会当中原地踏步。这种对于在高速社会中的原地踏步所感到的恐惧，会造成一些文化疾病，例如冷淡漠然、抑郁、厌世、神经衰弱，或当今各种压力形式。我认为，之所以产生或强化了这种对原地踏步的恐惧，是因为个体生活或社会世界（亦即个体的或集体的历史）当中的变迁与动力，已经不再是有意义的、有方向的发展性要素，亦即不再是进程的要素，而是无头苍蝇般“狂乱的”变化。一般讲到动态变迁，是指变迁的各阶段集结成一个成长的、进程的，或历史的（叙事）故事。而之所以会说原地踏步，则是因为各个变化、转型、转变的阶段彼此之间令人感觉像无头苍蝇般随机、断裂。这样一来，人们会感觉到事物虽然改变了，但是并没有“朝向任何地方”发展。因此，在个人层次上会造成压力疾病的，也会在集体文化时间感知层次上带来“（朝向）历史的终结”的感觉。就我的观点来看，所谓“古典”现代性已经转变成“晚期”现代性，主要就是意指人们体验到文化已经从有目标方向的变迁（进程），转变成狂乱片段的单纯改变（参阅Rosa, 2005a: 428 ff, Rosa,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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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确定，减速力量的状态、重要性、功能，在面对主流的社会加速力时都是次要的。现代社会中，加速与减速之间有无可否认的结构性不对称，现代化的确可以被诠释为一种朝向社会加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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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 [:1702406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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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 五、重要之处何在？加速与我们“在世存有”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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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到目前为止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现代社会学理论需要关注加速，理由就显而易见了。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时间模式与社会结构之间的改变，那么我们对现代性与现代化过程的理解就是不充分的。更有甚者，如果我们一直忘了加速动力就是现代社会的核心，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现代性到底关涉什么事。但是，为什么社会加速对于社会哲学，亦即对于规范条件、现代生活的质量与潜在病状的分析来说，是如此重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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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说，这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第一，现代社会不是通过显著的规范准则，而是通过时间规范的隐性规范力，来进行调节与相互合作，像是截止日期、日程表、期限等形式。况且，就如我将在第九节呈现的，加速力就算是自然给定的，且不是那么清晰，也完全与政治化无关，但仍然会对现代社会主体施以持续的压力，使得这种力量某种程度上可谓是一种加速极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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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现代加速体制大部分都隐藏在行动者背后，转变了我们人类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亦即改变了我们与伙伴、与社会（社会世界）、与时间空间，以及与自然、与无生命对象的世界（客体世界），最终与人类主体形式（主体世界）、与我们“在世存有”等等之间的关系（请参照图5对科技加速的转型力量的图解）。在全部这些情况当中，诸种关系产生了改变，甚至让速度在提升之后造成许多问题。但如果现代性和启蒙给予我们的承诺与计划，是在人类思考与确认“什么是人类”的过程当中，以及在向个体与集体承诺人人都应享有自主性的过程当中不断积累起来的，那么社会哲学当然就需要关注这个越来越自成一格的过程。然而有许多学者，虽然也是整天在思考生活质量、正义社会原则、现代生活病状，但都忽略了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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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科技加速与我们的“世界关系”的转变。社会加速改变了我们与客体世界、社会世界和主体世界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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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时间似乎流逝得越来越快，变成一种稀缺的商品，而空间在现代社会当中则一点一点地“萎缩”了，或是大家开始比邻而处。空间的广漠和阻碍已经失去意义了。现代旅行可能会因为飞机登机时间紧而急急忙忙，会耗费交通换乘时间，会遇到塞车和迟到，但是空间本身却不再是阻碍了。跨越空间所需的金钱成本与时间成本已经越来越小。还有机会成本也是，因为我们可以在旅行的时候利用现代工具处理我们的日常业务。对大部分的社会行动与互动来说，空间也越来越不重要了。可以确认且毫无争议的是，正是因为地方和空间变得不重要了，所以空间的次要性质反而变得重要了。比如，就经济上来看，因为客服中心设在哪个地方都可以，所以它就会着重设立于在环境上比较有吸引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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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上的邻近，对须保持亲密的社会关系来说，不再是必要的。这对于人们所要维持的社会关系来说，有很重要的后果，对于社会世界结构来说也是。社会关系的远近与情感上的亲密与否，跟空间距离已经毫无关联，这让我们身边的邻居可能是完全的陌生人，但远在世界另一端的某个人却可能是我们最亲密的伴侣。社会联合关系的当下时态（亦即稳定时期）的萎缩，和社会联系的大量激增，让人们格外仰赖于沟通传播媒介，并带来了格尔根（Kenneth Gergen）所谓的“饱和的自我”[17]。齐美尔早在1903年，在他关于大都会生活的思考当中，就已经注意到，我们与太多人相遇、分离，所建立起来的沟通网络太过庞大，以至于我们对当中的所有人或至少大部分的人，不太可能真正建立起情感关系。我们很少能遇到真正会陪伴我们一生的人。这样的人生，也是现代主体形式所造成的结果（参阅Simmel,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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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主体世界来说，社会世界的结构与文化的变化，比世代交替的步调还要快。在个体的生命历程当中，社会世界不再是稳定不变的。这对身份认同的模式与主体形式带来深远的影响。我在其他文章当中提过（Rosa, 2011b），“古典”现代的身份认同的意义，是基于个体的“人生规划”的；对自我的理解，也以引导生命历程的“强评价”为基础。但是这一切，都越来越被新的弹性的、“情境式的自我认同”给替代了。弹性的情境式自我认同可以接受的所有的自我理解与自我认同的参数，都是暂时的。人生可以不需要规划，可以“随波逐流”。只要有新的、更具吸引力的机会，都可以随时转换跑道。就像格尔根所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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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思熟虑地在海洋中驶向某地——乘风破浪驶向目的地——跟随波逐流、悠游不问漂向何处，是截然不同的。（Gergen, 1996: Ⅹ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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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生产速度难以置信的提升，从本质上改变了人类与其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我们事实上以非常快的速度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世界（基本居住设施与厨房，汽车与计算机，衣服与饮食，我们的市容、学校与办公设备）的物质结构，以至于我们可以说有一种“丢弃结构”。这非常不同于前现代世界的情况。在前现代的世界当中，东西只有在坏掉或无法运作时才会被替换。而且就算是替换，也是以相当规律的步调，借由再生产出形式上或多或少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来替换。现代社会则相反，就像马克思注意到的，物理消费已经被道德消费替代了。我们几乎是在东西坏掉之前就换掉它们，因为创新的高速率，让这些东西在它们的物理寿命结束之前，就已经落伍、不合时宜了。以此而言，我们与客体世界之间的关系，已经深刻地因为现代性渐增的速率而转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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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在加速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经历和集体历史似乎也跟着改变了。最初人们之所以注意到开始出现了一个今天我们称作“古典现代”的时代，正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变迁开始刚好加速到一个地步，让人们发现当下跟过去不一样，未来也可以想见会跟当下很不一样。这让历史仿佛有个方向，而（个人的和政治的）进程模式则在历史当中铺展开来，使得历史叙事以一种进步史的形式呈现。晚期现代则不同，社会变迁的速率达到一个世代内就会发生转变的地步。如上所述，在这样的世界当中，社会变迁是随机的、片段的，甚至是狂乱变化的，而不是进步的、有方向的；社会行动者感觉到他们个体生活和政治生活没有方向、轻飘易变，亦即处在一个疾速的静止的状态。就个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一些访谈看到这种变化。这些访谈当中，人们把他们的生活描述为是由一堆互不相关的片段（比方家庭和生活，变化的地方和变化的信仰）所构成的序列，而不是成长、成熟、进步等这种连续一贯的叙事（参阅Gergen, 1996; Sennett, 1998; Kraus, 2002）。更有趣的是，在政治领域，我们关于“正常的”历史发展序列的观念，也是岌岌可危的。比方在1990年，大部分的人，科学家、政治家或一般老百姓，都会同意一件“事实”，亦即像是海盗或斩首这种事，就算在当今的世界里出现了，也是属于过去的东西，而民主和福利国家这种东西则是属于现在或是未来的，即便在某些地方，民主和福利国家根本（还）没有实现过。但同样的事情，20年后的今天再来看，情况就不一样了。海盗和斩首是不是真的“属于过去”，我们已经无法确定了；现在科学家、政客（以及一般老百姓）会说，古典的福利国家已经是过去式了，我们已经无法再负担福利体制了。同样的，至少对于欧洲之外的其他国家来说，民主制度在处理21世纪的问题时，其效率之低已经令人感到绝望。如果我们把东南亚或俄罗斯的（半）威权系统包含进来，那么可以说我们已经步入一个“后民主的”时代。但我的论点不是说秩序已经颠倒了，或是秩序与我们在20年前所期待的背道而驰，而是说，我们不再确定历史是否有个方向。所有的一切，从海盗到民主，都是这个世界可能会发生的事，而且这些事都是片段地出现，然后又消失。当然，这让人想起寇瑟列克谈到的存在于“集体单一的历史”之前的前现代世界（Koslleck, 2000）。以此而言，就我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确可以说“历史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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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社会加速造就了新的时空体验，新的社会互动模式，以及新的主体形式，而结果则是人类被安置于世界或被抛入世界的方式产生转变了，而且人类在世界当中移动与确立自身方向的方式也产生了转变。当然，这本身无所谓好坏。这只是一种发展现状，一种社会哲学至今完全忽略的发展现状。然而，这种规模的变化却显然可能会使得社会病状在这种社会纷扰当中产生，造成人类的痛苦与不满。作为一位批判理论家，我想转而讨论这种病状，因为我认为社会理论根本的任务与责任，就是去指出社会痛苦的来源。因此，在本书的第二章，我将根据今天批判理论的各种方案，来探讨加速的后果。在最后第三章，我会描绘一种转变过程，并提出一个命题，即基于以上的讨论（亦即关于社会世界、客体世界和主体世界），加速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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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至少在霍耐特所界定的意义上（Honneth, 1994）可作如是观。关于以社会学理论的再诠释来回应现代化的体验，参阅Rosa/Strecker/Kottman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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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的文献和讨论，参阅Rosa, 2005a: 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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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过，哈维（David Harvey）指出了一种相反的时间的空间化，提醒我们不要太快忽略空间（Harvey, 1991: 27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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