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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 十一、功能批判：去同步化的病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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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经常听到有学者声称，在现代社会当中，“所有的过程”或多或少都倾向于社会加速，或倾向于提升速度（例如Gleick, 1999），但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就如同我们在第三节看到的，很多事物若不是完全没有提升速度（比如自然或基因的变化过程），不然就是称不上增加速度，甚至是减速，而且这些有时候很明显是动态化的后果。此外，即便是关于速度提升的现象，即便仔细来看是非常急速，但是这些现象的加速能力的大小也有不同的程度。而这必然会造成诸多制度、过程和实践之间的界限的摩擦与张力。只要有两个过程相互交织起来，也就是说只要他们同步化了，那么当其中一个提升了速度时，另一个就会感到有压力了。除非另一个的速度也提升起来，不然就只会干扰对方或扯对方后腿。以火车时刻表为例，一个人乘火车从汉堡到哥本哈根花3个小时，然后换搭另一班火车花30分钟再到丹麦的一个小镇。现在，如果从汉堡到哥本哈根的班车提高速度，提早20分钟抵达哥本哈根，那么该乘客若不是多了20分钟可以等待换乘车，但会感觉到浪费这20分钟的时间，不然就是换乘车必须配合提早到的班车，但行程就会非常匆忙。类似的，如果有人非常匆忙想在书报摊赶紧买份报纸，但老板却因为想享受缓慢的生活步调而刚好擅离书报摊，这时这位顾客就会体验到一种去同步化的互动：一个人害怕延迟与不必要的减速，但另一个人却害怕急急忙忙与不必要的时间压力，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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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更系统一点的说法来说的话，就是去同步化产生自“社会世界”与“外在于社会的世界”之间，但也存在于社会领域当中不同的速度模式之间。关于前者，瑞贺斯（Fritz Reheis）很久以前曾提过，社会速度的提升让我们周遭的自然的时间框架超载了（Reheis, 1996）。我们消耗石油和自然耕地等资源，消耗的步调远远快于这些资源再生产的速率。我们倾倒有毒废弃物，倾倒丢弃的速度也远远高于大自然能够分解毒物的速度。基本上，全球变暖本身就是由社会造成的物理加速过程的后果。我们不断消耗由石油与天然气所生产出来的能量，而且消耗量不断提升，由此制造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形成了温室效应，加热了大气分子，进而加速了大气分子的运动，而全球变暖就是大气分子急速运动的原因与结果。另一方面，人类身心也因为社会过快的步调而超载了。像埃伦博格（Ehrenberg, 2008）和拜尔（Baier, 2000）都提到，抑郁症和过劳情况越来越常见、越来越引人注意，而这就是由现代社会当中时间超载或压力层次不断提升所造成的后果。的确，有抑郁症的人，时常也会在他们的时间感知上体验到剧烈的变化。动态的或躁进的时间，会让他们落入时间泥沼当中动弹不得。任何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有意义的连接，都致命地断裂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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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人类适应能力极限的假设，人们必须非常谨慎地看待。事实上，早在火车刚发明的时代，医生和医学家都相信并提出证据认为，当人们处于时速25—30公里的火车当中时，人类的身体和头脑必然会遭到严重的损伤。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当乘客在这种速度下从火车内向窗外看时，会感到很不舒服。的确，很多人今天在以时速25—30公里的速度行驶的车子当中，会感到很不舒服——不过，不舒服是因为心里觉得太慢、太浪费时间了。我们已经学到了“全景观看”的技巧，也就是在高速行驶当中我们不会盯着离我们最近的路旁，而是朝远处看，而这也因此让我们可以享受高速旅行的乐趣（Schivelbusch, 2000）。同样的，近来的研究发现，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发展出老一辈人的脑袋所不具有的多任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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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把视角放在社会的层面上，这会更有趣。这里，无可否认的是，不同的社会领域会加速至不同的程度。经济转变、科学发现、科技发明的速度，在过去几十年来都快速提升了。但是政府决策的速度并没有提升，文化再生产的步调，亦即象征知识的世代交替速度，也许也是有限的。现代西方社会的中心观念还是认为，政治决定了社会步调和文化发展步调。如果我们基本上想要一个民主社会，就意味着政治管制了科学、科技、经济的运作的框架和概略的方向。但是，这必须假定一个特殊的“在时间当中的政治”。其意思是，这必须假定政治决策和社会演化是同步的，或至少可以是同步的。然而如我在其他地方已论证过的，民主是一个需要耗费时间的过程（Rosa, 2005b）。民主就是需要时间来组织公众、达到共识、评估商谈决策。而且也需要花时间来执行决策，特别是在非集权主义社会当中，更必须依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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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晚期现代情境当中，这些过程都还需要更多时间，因为晚期现代的社会更加多元，也更缺乏传统习惯。如果社会团体变得更异质且更动态，而且如果背景条件又以很高的步调来转变，那么形成民意的过程会需要更久的时间。如果背景条件较不稳固，计划和计算就必须耗费更多时间。如果社会变迁、文化变迁、经济变迁的加速过程是一样的，那么民主的民意形塑和决策就会被减慢下来，而且最终会导致政治和社会经济生活演化之间的去同步化。因此，今天人们不再认为政治会决定社会变迁与演化。相反的，“进步的”政策（如果这种说法在今天还有意义的话）的特征，就是希望在时间上“驾驭”政治意志、科技与经济的进程和发展，然后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政治手段（比如通过贸易交易税等手段）来控制速度，以及稳定或抵抗社会变迁的趋势。相较起来，自由“保守主义”今天会想降低政治控制，以提高社会经济过程和科技过程的速度。从进步政策与保守政策之间完全相反的内容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发现社会的政治领域和科技经济领域之间深刻的去同步化。因此，政治操控在早期现代和古典现代是推动社会变迁的工具，但在晚期现代却成为了社会加速的障碍。这样的后果是，2000年前后十年间，新自由主义政治开始以加速社会（特别是资本流动方面）为目标，希望能降低，甚至完全根除政治的操控。去管制化、私有化，以及法治化，都是根除政治的操控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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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害的去同步化不只出现在经济和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之间，而是在经济领域自身当中也会出现。1989年左右的数字革命之后，金融市场的极快加速，使得投资流动与资本流动，与“真正的”经济的迟缓步调（亦即实际的生产与消费的步调）之间，产生了断裂。众所皆知，在2008年，就因此而爆发了自1930年以来最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经济或金融可以无止境地加速，但是生产和消费不能。一个人可以借由买卖股票在几秒上下赚得利润，但是真正的生产不可能同样如此。或是人们可以在几秒上下购买产品与服务，但是无法也在几秒上下消费使用它们。所以，购买和消费之间产生越来越大的时间鸿沟（只要想想看买一本书和看完一本书，或是买一架天文望远镜跟使用那架望远镜之间的时间鸿沟就知道了）。如我以下将要论证的，就我来看，这种文化去同步化的形式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出发点，能将虚假意识的概念再次引入到当代批判理论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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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晚期现代的时间结构当中，有另外一种功能失调性的去同步化形式，比如布鲁门贝尔格（Blumenberg, 1986）和吕柏（Lübbe, 1998）提到的文化再生产。其意思是说，文化规范和知识的传承，反映了社会的稳定性与持续性，而且也是一个无可避免必须耗费时间的过程。如果生活世界因为动态化，使得世代之间不再具有或只有一点稳定性，那么世代之间实质上就会等同于活在“不同的世界”，让社会的象征的再生产遭遇到断裂的危险。然后，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能够创新地应对变迁情境的社会创造能力，可以想见会需要相当大数量的“自由的”或富余的时间资源，以便游玩、发呆、闲下来，以及白白地浪费时间或看似胡乱地使用时间。于是，很明显的，不断在追求创新与变动的现代社会，其实根本上会损害创新能力与创造性的适应能力。以此而言，在表面上过度动态化的晚期现代社会背后，出现了一个最僵固的硬化、冻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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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读者们应该可以发现，社会加速的功能批判，通过对晚期现代社会当中社会生活所有层面的（去）同步化的问题与过程进行彻底分析，可以发现很多潜在的速度病状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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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 十二、规范批判：意识形态再探；揭露潜藏的社会时间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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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回顾“古典的”社会学，比如回到韦伯、齐美尔或涂尔干的理论，我们会发现这些“社会学之父”就像后来的埃里亚斯（Norbert Elias）或福柯（Michel Foucault）一样，都深受现代社会那令人感到困惑，甚至是充满矛盾的特质的吸引。他们想处理的矛盾是，一方面，现代社会的特征是相互依赖的程度很高，而且依赖幅度以难以置信的程度不断增长。社会互动紧密交织成非常复杂的网络，互动链与互赖链交织延伸得越来越长。因此，生产与分配，乃至于教育和娱乐、政治和法律，当中的过程包含了无数的个体和行动，并且产生自社会和地方各自的决策。这样的过程显然会需要大量的社会调节与社会合作，以及彼此的同步性，而且这种调节、合作与同步化的需求远远超越了所有其他已知的社会组织形式的需求。所以，人们可以假设，社会生活被社会规范和伦理规范非常严格地管制与控制，这些社会规范和伦理规范相当细致地操纵了个体的行为，以让互赖链能够非常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并且让互动过程可以不间断地持续运作。然而另一方面，令人惊讶的是，如果从伦理规则来看，现代社会当中的人似乎是相当自由与自我的。现代社会最基本的伦理观念，就是任何生活方式都是被允许的。换句话说，互赖链在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个体化、自由主义化和多元化。但这也同时表明道德社会规范显著地弱化了。所以，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在道德方面和伦理方面，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没有人会规定要做什么、要信仰什么、要怎么过活、怎么思考、怎么去爱，也不会有人规定要住哪里、要跟谁住。从现代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从个体自我感知的观点来看，几乎没有社会规范、宗教规范或文化规范的约束；在社会生活所有领域当中的无数选项之间，对美好生活的看法非常非常多元，也有相当广泛的选择自由。因此，现代社会和个体会觉得自己无疑“极度自由”。但我们怎么能前所未有地完全自由，却又前所未有地极度合作、协调、同步化呢？这怎么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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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在现代社会中看似矛盾的情况，其实并不难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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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一种社会意识隐藏在主流的自由主义的自我自由感背后，它以压倒性的力量将一切推往反方向。个体一方面觉得几乎完全自由，但同时却也感觉到被不断增加的、可以洋洋洒洒列出一长串清单的社会要求所支配着。现代社会当中的行动者会觉得屈从于不同的、无法控制的负担和社会要求，这与人们所能观察到的、为求紧密合作的社会规范的需求是相一致的，而且这是其他社会所没有的。我敢说，没有其他地方像西方现代社会这样，每天的行动都不断被各种“必须这样做”的修辞所构筑起来。我们经常为他人或者自己的行动找理由，说这样做是因为外在的要求：“我现在真的得去工作了。我真的需要去填写税单了。我必须为我的健康做些什么。我得去学个外语。我现在必须更新我的硬件或软件。我必须去追踪一下这则新闻……”这串清单无穷无尽，然而到最后，“我们现在必须做些什么来放松、冷静，好好休息一下”，不然会得心血管疾病、抑郁症或是过劳。“每天的生活就是如汪洋一般的各种要求”，格尔根说道（Gergen, 1996: 134），并且罗宾森和古德贝也通过他们的研究数据确认了一个大家都感觉到的事：“我们必须越跑越快，才能够待在原地。”（Robinson and Godbey, 1999: 33，另外可参阅p.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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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到目前为止的论点可以再更确实地指出，这些发现是“加速竞赛”的竞争导向下的逻辑后果，因为加速竞赛将我们困在滚动得越来越快的仓鼠滚轮中。但这也解释了现代社会在面对极长的互赖链时，如何满足合作、规制、同步性的需求：现代社会满足这些需求的方式，乃是通过严格地实施时间规范，通过行事日程和截止期限的规则，通过临时通知和立即性的力量，通过迫切的满足与反应。这些规范——就像我们所知道的其他社会或是文化的大部分规范——对于产生“有罪的主体”有压倒性的影响力：在一天结束之时，我们觉得自己有罪，因为我们没有满足（社会的）期待。我们终究从未能够完全做完我们的要事清单。而且事实上，每天的要事还会堆积得越来越多。因此，许多商务的经理、精英和越来越多的“心灵导师”，在面对客户的咨询时，其中一个核心的挑战就是告诉客户要接受事实，要事清单是根本无法做完的，不要再去想要处理完所有的电子邮件，并且说这样是常态、健康的。现在，这也让探讨罪责情结的心理学家，想起了严格的宗教教育。从数个世纪以来到现在，教会常被指责（而且许多情况下这些指责其实是有道理的）将罪责感与羞耻感强加给信徒［“我有罪，我有极大的罪”（mea culpa. mea maxima culpa）］。然而，宗教也提供了希望与救赎。首先，宗教教导我们人天生是有罪的，所以如果我们软弱，事实上并不是我们个人的错。其次，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而死。虽然我们有罪，但也是有希望的。最后，就像韦伯提醒我们的，在告解和救赎的制度当中，天主教的教会至少会提供许多缓解罪责感的方式。但现代社会不是如此：现代社会制造了罪责主体，但毫无慈悲与原谅。我们必须为我们的不足付出代价，而越来越多因为失业而被排除在加速竞争之外的人们更是提醒了我们，这代价有多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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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时间规范已是社会中最具支配性的规范。只要想想看教育的方式就知道了，几乎所有的教育方式都要你去习惯时间规范：要学着推迟欲望，遵循进度规划与步调，节制，甚至忽略身体的需求与冲动，直到“正确的时刻”到来，然后一鼓作气勇往直前。然而尽管如此，时间规范还是跟我们从过去和其他文化那里所知道的道德规范和宗教规范非常不一样：虽然时间规范无疑是由社会建构的，但是它没有披上伦理的外衣，也没有佯装为一种政治规范，而是表现成一种赤裸裸的事实、一种无可辩驳的自然法则。时间规范单纯地“就是在那儿”，由个体自己决定要不要去遵循它。因此，对于截止期限的力量和速度的强制命令，完全没有道德争论或政治争论。相关规范的运作是一种潜藏幕后、无声无息的时间力量，这让现代社会宛若没有约束、极少限制。就像霍尔（Edward T. Hall）在很久以前便提到的，时间的“沉默之声”显然很有效地满足了现代社会巨大的管制需求。因为它无声无息、毫不引人注意地造就了一种意识形态，让人觉得时间是个人的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情（Hall, 1973）。正是因为如此，时间规范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具有一种几近极权主义的性质。它满足了我们在第九节所定义的四种极权主义的判定标准，亦即：（a）它对主体的意志与行动施加了压力；（b）人们无处可逃，所有主体必然会受其影响；（c）它无所不在，影响力不局限在社会生活单个或几个领域；（d）人们很难或几乎不可能批判它或对抗它。因此，要批判潜藏的时间的社会规范，就应该从一个出发点开始，亦即指出时间规范破坏了现代社会最核心的对反思性与自主性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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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 十三、伦理批判1：违背了承诺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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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也许可以被视作是“潜藏在行动者背后”的变迁过程。也就是说，现代化并不是行动者有意、有计划地实现的，也与行动者的动机和所信奉的价值无关。尽管如此，现代化还是与具有文化内涵、政治内涵、价值内涵的所谓“现代性的计划”有内在的关联。在哈贝马斯的著作中，在泰勒的巨著《自我的根源》（Taylor, 1994），或是阿那森（Johan Arnason）的作品里（Arnoason, 2001），我们都可以发现现代性的核心观念，就是指出个体应该享有自主性。我们身为主体，不应让我们无法控制的政治权威和宗教权威，预先决定了我们该如何过我们的生活；不论是国王还是教会，还是在家庭里，政治领域里，职业生涯里，艺术、文化、宗教里，都不该如此。这一切都应该交回到个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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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的，这个观念包含并支撑着个体化和多元化的观念。在近来关于所谓的社群主义的争论当中，这个观念便认为就算是“自主的”主体，只有通过（泰勒所谓的）“语言交流的网络”、构成性的人际关系和社群，才能找到主体觉得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不过，就像哈贝马斯所提醒的，这跟政治的民主参与观念和自治观念密切相关。因为我们行动和生活所需的“宏观”的社会经济条件，无法单凭个体就能掌控。如果这个宏观条件是许多共同作用造成的偶然结果和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那么它就必须通过集体的政治意志来加以掌控。卢梭便说，唯有当社会生活条件是基于民主自治之上而构成的，自主性的观念才能实现。以此而言，现代性的计划必然就是一种政治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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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计划也是一种控制自然力量的计划。如果人类生活应该要有高度自主性，那么大自然的限制束缚，就必须借助现代科学、科技、教育，以及强力的经济，来处理与克服。所以，现代性也总是悄悄希望克服贫穷、匮乏、疾病、残障、无知等等所有不利的自然情境，让自主的生活不再受到约束限制。就连我们在晚期现代所追求的身体特质的自主性，亦即自主决定性别与基因，其实也是来自现代性关于自主性的观念与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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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重要的是要看到，这个计划只有在一个社会已经处于社会加速进程中的背景下才是可能的、合理的。个体若要实现自主性，必须得超越稳固不变的社会秩序，不让社会阶级或社会身份（以及政治威权和宗教威权）终身固定下来，也不要让社会阶级或社会身份就这样一代接着一代地再生产下去。现代性的计划之所以能获得正当理由和吸引力，是因为社会出现了“动力能量”，亦即社会变迁的速度增加了。同样的，以事务增长率为导向的、强盛且生产力丰富的资本主义经济，和随之而来的科学与技术的进步，都让人们相信社会将会出现再分配方面的政治改革，以及个人自主性将会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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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社会加速与自主性至少原则上是相辅相成的。当然，就前文所述的情况来看，现代性从未实现。许多人，也许是大多数的人，由于工作条件不是自己能决定的，因此生活也不是自己能决定的。在我看来，这不只对于工薪劳动者来说是如此，对于雇主和管理者来说也是一样的。他们无法控制游戏规则，只能学习如何赢得这场竞争。此外，就像泰勒所说的（Taylor, 1988），人们以为必须接受工作生活由他人决定的现状，才能获得家庭生活的自主性，并认为这是一种“伟大的妥协”，但事实上家庭生活却从未真的因此而获得自主性。尽管如此，伦理私人化、经济资本主义，以及民主政治等“现代系统”，直到20世纪70年代，都还是会让人们“怀有梦想”。因为精力充沛的经济令人期待地成长，科技进步，高度就业率，工时缩短，福利国家扩张，所以大家都相信有一种马尔库塞所说的“安逸的存在”。人们可以诠释说，历史的发展方向，是让（每日的）经济斗争、为生活奋斗，以及社会竞争，不再是支配个人生活与集体生活的主要力量。的确，资本主义要成为一个在文化上可以被接受的经济系统，就必须使人们坚定地相信这种经济系统最终会变得相当富强，人类最终可以自由地去追求自己的人生计划、梦想、价值、目标，而不会受到仿佛架在脖子上的匮乏、衰退、失败的威胁。从亚当·斯密到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许多人都在不断地宣传与拥护这种信念。加速和竞争因此可以被视作是为了最终达到自主性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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