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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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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06 能治病的“帕罗” 半个心理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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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罗”是“最具治疗性”的机器人。这种机器人所唤起的“倾诉欲”，只有一半的疗效，只有让真正的人与它们一起工作，才能收获另一半疗效。机器人的情绪表达，也许是“作秀”，可我们还能找回无可替代的亲密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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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2009年春天，当柴田崇德（Takanori Shibata）在麻省理工学院老年实验室（AgeLab）的会议中上台发言时，他看上去像一个胜利者。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为老年人设计机器人，而柴田则是小型的、外观像海豹的社交机器人“帕罗”的发明者，当然它也成为这次会议的荣誉嘉宾。老年实验室的主旨是通过科技创造帮助老年人满足他们的生理和心理需求，而机器人“帕罗”则是这个领域的重要成果。在2002年，“帕罗”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评选为“最具治疗性的机器人”，成为了老龄化问题严重的日本帮助老年人的前沿和核心科技手段。柴田在发言中骄傲地宣布：丹麦政府刚刚为本国的养老院预订了1 000台“帕罗”机器人。而此次老年实验室的会议标志着他们在美国业务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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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田展示了一系列视频：在日本养老院中，老爷爷、老奶奶们微笑着欢迎毛茸茸的小“动物”；而在家养老的老年人，感激“帕罗”给他们带来的温暖和关爱；因为有了“帕罗”的陪伴，激动、焦虑的老年人逐渐平静下来。会议中热烈讨论了如何令“帕罗”更好地为美国老年人服务。与会的工程师、医生、卫生部门管理者、记者等针对这个议题进行了活跃的、有建设性的讨论。他们还讨论了如果要“帕罗”机器人通过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严格审核，柴田应该将它注册为哪种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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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听到一句负面的评价。一位自称是护士的女士说，她和同事们花费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才不再将老人当作孩子看待。但对她来说，“帕罗”看上去则更像是“一种倒退，是一种新的、更炫的‘泰迪熊’玩具”。她认为护士们应该阻止“帕罗”这样的东西进入养老院。因为我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参加此次会议，因此听到这番言论以后我低下头、一言未发。我已经花费了数年的时间研究马萨诸塞州养老院中的“帕罗”机器人。通常情况下，护士、护理员和管理者都很满意它所起到的分散注意力的作用。因此我根本就不相信护士会反对“帕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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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这位护士的忧虑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在这样的会议上是可以预料到的。在机器人领域，新的“模型”很少被质疑。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精湛的技术和有效实施的可能性上。在老年实验室中，会议讨论的焦点转移到了“帕罗”的价格上。6 000美元的定价对于这个也许会被当作玩具的设备来说，会不会太高呢？柴田认为不会。养老院已经有为这样宝贵的资源买单的意愿。并且柴田坚持认为“帕罗”并非机器人。人们对它做什么，它就会作出相应的反应（比如是温柔地、还是粗野地触碰它）；人们对它说什么，它也会作出相应的反应（它懂得500个英语单词，会更多的日语单词）。它可以有效地安抚焦虑和忧郁的人。柴田说，“帕罗”不是玩具，它很强壮，随时可以应对照料老人这样复杂、辛苦的工作。我咬住自己的嘴唇，因为我自己家的地下室里就有三台坏了的“帕罗”，它们是我进行养老院研究过程中的牺牲品。我们为什么要相信我们所梦想的下一代科技不仅是补偿性的，而且是不可摧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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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狂热者相反，我们已经看到了孩子们的忧虑。一些孩子认为，机器人也许可以帮助治疗祖父母的孤独症，但同时也担心机器人的表现会过于出色。安静的、顺从的机器人也许会成为真实情感的竞争对手。在过去的数年里，我向在家或养老院中的老年人们介绍了各种机器人：“真宝”、“爱宝”和柴田的“帕罗”。这让他们的孙辈孩子们很困惑。因为大多数老年人都接受了机器人的陪伴，有时候甚至更愿意和简单的机器人相处，而不愿意和复杂的真人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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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家养老院中，我留下了4台“真宝”，放了整整一个夏天的时间。当我在秋天再次回到这里时，4台“真宝”变成了7台。因为老人们对“真宝”机器人的需要如此强烈，以至于工作人员只能自己去网上又购买了3台。的确如此，尽管孩子们也很喜欢“真宝”，但老年人却真正爱上了这样的机器人。机器人也需要照料，这让老人们有了被需要的感觉。它的需要看上去如此真实。而工作人员也非常认真地对待它。老年人需要被照料，但他们能照看的事情却寥寥无几。有些人担心自己连宠物都无暇看管。而“真宝”看上去的确像一件真东西，同时因为它又是从麻省理工学院借来的机器人，因此肯定也并非儿戏。当老人们的身边有了机器人，他们会感到有了可以彼此交流的“重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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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的孩子们考虑得非常细致，他们认为自己的祖父母会喜欢机器人，是因为机器人不像真的宠物，它们永远不会死去。孩子们说对了，因为老年人在收到机器人不久后，就很快意识到这些“生物”不仅不会死去，而且可以“被修复”。孩子们认为，机器人娃娃会让老人们想起他们当初为人父母时的回忆，它提供了重新想象人生的方式。但在所有的故事里，关于机器人对老人有好处的故事，我却一个都没能找到。在我所研究的养老院中，“与机器人共度的时光”是每个机构项目的一部分，因此老人们只能选择和机器人相处。但在数年的研究中，当老人们可以选择是和机器人共处，还是和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团队的研究人员聊聊天时，大多数老人都充满感激地选择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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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养老院数年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老人们愿意来参加机器人研究的重要动力，是他们可以有机会和我那些聪明、友善和美貌的研究助理们相处。一位年轻的研究助理比起他试图介绍的“帕罗”机器人来得更有魅力。一位研究助理说，养老院的女性住户们能够忍受机器人正是因为自己的存在。他们有时甚至会用淫秽的词句。在一家极度缺乏资源的养老院中，管理者不得不叫停了我们的研究。这个事件将老年护理中欢迎社交机器人的紧张关系戏剧化。人们担心，如果机器人如此完美地胜任这份工作，那么将可以取代人类。但在这个案例中，老人们并不是那么在意机器人，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了带机器人来的真人身上。这真是让人沮丧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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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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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前，日本人通过研究发现，本国的人口老龄化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年轻人数量不够，而老年人的数量却激增。他们决定不去引入外国劳动力来照顾老人，而是通过发明机器人来完成这个任务。科学家设计了专门为老年人服务的机器人。有些机器人可以帮助老年人洗澡或喂药，而另一些则是为了陪伴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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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于20世纪末的日本机器人“凯斯麦特”是一个毛茸茸的考拉，它会发出呜呜的叫声，还会唱歌，甚至可以说一些简单的词语。我把“凯斯麦特”送给一家养老院进行试点研究，一年以后，一位74岁的日本老人对我说：“我已经一个人生活了好多年，当我看到它棕色的大眼睛时，立刻对它产生了感情，发誓要好好保护、照料这个小东西。”受到这样的激励，日本的研究者开始将机器人的陪伴视为老年人饱受轻视和孤独的一种补偿。同样的逻辑，机器人也可被视作童年的玩伴。老人和儿童：弱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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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发现美国关于机器人和老龄化问题的研讨会都会以日本作为案例，并笃信日本的明天也将是美国的明天：没有足够的年轻人可以照顾老年人，因此机器人应该被列入解决方法。除此之外，一些技术发烧友还认为，在对待情绪不稳定、健忘的老人时，机器人会比真人更加有耐心。因此机器人的陪伴不再是聊胜于无，而是更加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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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秋天，我参加了一场名为“机器人保姆：老龄护理中的人工智能”的研讨会，主办方在会议开始前分发的材料上，就以显赫的数字说明老龄人口的不断飙升，而可以照顾他们的年轻人的数量却急剧减少。当然，科技或许能解决这一问题。在研讨会上，许多人谈到了“以养代治”（curing through care）。参与此次研讨会的人，有人工智能科学家、医生、护士、哲学家、心理学家、养老院老板、保险公司代表。我问他们，这次研讨会的标题是否意味着如今我们可以指望机器人“照顾”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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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回答，“照顾”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机器人行动上可以照料我们，但心理上却无法关心我们。它们将“照顾”视为一种行动，而非一种情感。一位医生解释道：“比如有的机器人可以帮你剪指甲，或者帮你洗澡。这就是‘机器人保姆’。当你孤单的时候，机器人会陪你说话。一样的道理。”另一些人则对我的问题很不耐烦，他们认为我在玩语义双关。但我并不认为这种语言的偏移是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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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想起了米丽娅姆，那位向“帕罗”吐露心声后感到很踏实的72岁的老太太。“帕罗”满足了米丽娅姆希望被倾听的愿望——它创造了一个新的倾听空间，但它并不在乎她和她的故事。这是一种新型的关系，关于“被照顾”的全新解释。尽管机器人并不具备理解能力，米丽娅姆还是愿意对它说说真心话。并且，她的这个举动得到了护士和护理员的支持，他们都为米丽娅姆可以向机器吐露心声而高兴。这些人认为米丽娅姆在和“帕罗”交谈，但事实上，他们却忘记了什么是真正的交谈。我们如今为老年人设计和制造陪伴机器人，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我们开始让机器完成“爱的辛劳”：互相照顾，彼此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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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讨会上，我感到研究者们和产业人士将诸如米丽娅姆的经历视为新的护理标准。在他们看来，表现得在乎就已经足够了。这样的老年护理可以由机器人完成而变得更加简单。如果人类的关爱行为可以被控制，并且通过编码成为机器人的行为，那么这就与机器人保姆没有太大的区别了。如果照顾老年人的工作是由低薪的职员通过死记硬背来完成，那么接受机器人程序也并非难事。同样，如果孩子们的幼儿园只是安全仓库，那么接受机器人保姆就不会那么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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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们可以表现出更高标准的关爱，这种关爱由将心比心的情感而来。而机器人则不具备这样的情感能力。尽管如此，53岁的蒂姆还是对“帕罗”心怀感激。他的母亲正和米丽娅姆一起居住在养老院，得到“帕罗”的陪伴。蒂姆每周都会去看望几次母亲。而每次看望都会让人心痛。“她曾经天天坐在烟雾缭绕的屋子里，盯着墙壁发呆，”蒂姆说到此处，心疼的感觉依然强烈，“那里有一台小小的电视机，摆放在巨大的房间角落中。现在他们已经不被允许吸烟了。5年过去了，但你还是可以闻到房间里的烟味。窗帘里、沙发上，这股味道哪里都有。我曾经痛恨自己把母亲留在那里。”他告诉我们，当我向这家养老院提供机器人后，情况有所好转。“我很高兴你带来了机器人。我的母亲把它放在自己的腿上，和它说话。这感觉好多了，不再那么抑郁了。这让她更容易走出那间密闭房间的门了。”“帕罗”让蒂姆不再为自己把母亲留在那个压抑的地方而感到那么内疚。她不再是完全孤独的。但判定她是否孤独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机器人陪伴可以治疗良知中的内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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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姆爱他的母亲。养老院的工作人员非常同情米丽娅姆。但是如果我们关于感情的经验是建立在完全欺骗性质的交换上（这种关爱的表现以一种让我们接纳的方式呈现），那么这种感情对我们有好处吗？或者，正如我提出的，也许它们在“让我们感觉好些”的问题上对我们的确有帮助？回答这类问题的答案并不依赖于如今或未来的电脑能做什么，而取决于未来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以及当我们日益地与机器人产生亲密关系时，我们最终会成为怎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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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机器人设计的目的是为了给老年人看病开药，帮助他们取货架高处的物品，并且监控他们的安全。如果老人躺在家里的地板上，机器人可以侦查到并且视之为病痛的信号。但“帕罗”和其他社交机器人设计的用途则是为了陪伴。它们迫使我们回答孩子们提出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人去做这样的工作”。难道我们已经将老人视为“非人类”因而不需要亲人的陪伴了吗？我发现人们最能够接受的事情，是给患有老年痴呆症的患者配备机器人保姆。哲学家说，换位思考的能力是我们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也许，对失去这个能力的老年痴呆症患者来说，机器人就可以成为很好的伴侣，因为它们同样无法进行换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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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痴呆症常常让患者饱受痛苦和惊吓。也许正是这些患者需要最多的关怀，而非最少的。如果老年痴呆症患者列在我们分派机器人伴侣的名单之首，那么谁又是下一个呢？如今关于社交机器人的研究，特别关注将机器人用于医院病人、老人、智障患者以及孤独症患者——概括来说，即那些身体和心智上的残障人士。我们通常会听到类似的说法，即没有足够的人手去照顾这些“有问题的人”。人是稀缺的——或者说人将自己变成了稀缺资源。但当我们经历人生，我们多数都会遇到种种“问题”。难道只能是有钱有势的人，才能获得真人的陪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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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孩子们问“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他们提醒着我们资源的分配是一种社会选择的结果。孩子和老人并非是社会的问题，直到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照顾他们。我们似乎很想把生命过程的某些阶段宣布为“问题”，并且通过技术的手段来解决它。但为什么是时候使用机器人了呢？我们曾经在工业流水线上大规模地使用机器人。而如今机器人却要开始承担保姆的工作。我们会在使用机器人保姆的问题上，一样保持乐观的态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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