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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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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08 永远在线 网络自我的三种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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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过移动设备把自己牢牢地拴在网络上，从而获得自我的新状态。第一种状态是“逃离现实世界”：也许他们正在你身边，但他们的精神已经游离到了另一个世界；第二种状态是“双重体验”：人们能够体验到“虚拟与现实的双重人生”；第三种状态是“多任务处理”：人们由于可以同时处理多种事情而赢得了更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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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皮娅·林德曼带着“半机器人”的梦想走进了麻省理工学院。她并不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有这个梦想的人。早在1996年夏天，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就遇到了7位背包的年轻研究员，他们的背包内装有电脑和无线电发射器，口袋内装有键盘，数码显示屏夹在眼镜框上。身着如此装备，他们称自己为“半机器人”，并时刻通过无线与网络连接，丝毫不受电脑桌和电缆的限制。这组研究团队即将创造三个可以同时在现实和虚拟时间中生存的新型“半机器人”。和皮娅·林德曼带给我的感觉一样，我被这几个所谓的“半机器人”感动了：我看到了他们为人体与科学技术融为一体的理想而心甘情愿牺牲自己的大无畏精神。笨重的机械或芯片植入皮肤下，导致皮肤受损，然后结痂愈合，这些“半机器人”却并不在意。植入体内的智能系统使他们看起来像是残疾人，但他们却可以耐心地向别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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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麻省理工学院，“半机器人”成为老师、同学谈论的话题，人们在讨论到底这些“半机器人”想要做什么呢？支持者乐此不疲地向他人解释人体和智能机械体的结合是如何神奇，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记忆力。据说“半机器人”看起来有点像科幻片里的外星人，但这种技术并不可怕。在当今信息环境日益复杂的情况下，我们的大脑需要帮助，“半机器人”技术不过是使人类具有更好的适应和协调能力的一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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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半机器人”却告诉我另一种说法：他们感觉自己脱胎换骨。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半机器人”对我说，他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件电子设备。他曾经很害羞，而与人相处的焦虑状态导致他记性也不大好。经过改良后，他感到自己可以“运转”得更好，因为当和别人再次谈话时，他几乎可以立刻在头脑中“搜索”出和这个人之前相遇的情形。他说：“有了这一系列的连接设备，我感觉自己不仅能更好地记住别人的名字，知识储备也增大了，而且感觉自己的社交能力和适应能力大大增强，我感到自己无所不能！没有它，我感觉自己是裸体的，什么都做不了；有了它，我成为了更棒的人。”但伴随着这种魅力而来的是一种游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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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机器人”是一种新型游牧者，在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中来回穿梭。现实世界不过是在其视野范围内所能看到的一种事物而已。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半机器人”在剑桥肯德尔广场来回走动的时候，他们就不仅能够搜索网络，而且还能发送电子邮件和即时信息，并对远程计算机进行访问。他们的世界是多重的：也许他们正在你身边，但他们的精神已经游离到了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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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的时间内，微型智能手机取代了“半机器人”制作精密的装备，我们每个人都成了曾经看似外星人的“半机器人”。我们体会到全天候在线的生活方式，在某些方面，我们的生活将变得更加自由；但在另外一些方面，也会受到限制。现在，我们全都是“半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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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热爱这种新的连接技术。它使父母和儿童更有安全感，并引起了一场商界、教育界、学术界和医学界的技术革命。美国公司用糖果和冰激凌的口味（如巧克力味、草莓味或香草味等）来给手机命名的做法绝非偶然。对于他们来说，新的通信技术是甜蜜的。这项技术改变了我们约会和旅行的方式。全球范围内的网络连接技术可以使穷乡僻壤变成学术中心或经济活动的中心。“手机应用”（APP）这个词代表了通过移动设备完成任务的乐趣。其中一些最新设备是我们以前几乎连想都不敢想的（就我个人而言，比如有一种iPhone手机应用，它可以“听”音乐、对歌曲进行识别，然后推荐你在网上购买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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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网络连接技术还给人们，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了一个自由的空间，进行自我身份和认同感的探索，这正如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所说的“停滞的时空”（moratorium）。年轻人可以自由地做着成长历程中需要做的事情：和某人相恋或分手，追寻或摈弃某种想法。现实世界往往很难为他们提供这样的场所，但网络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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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必像转动中的曲轴或挂了挡的机器（不得不向前进）一样，从生命的一个阶段进入到另一个阶段。我们并不能在适当的年龄完成所有属于那个年龄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必须继续向前，用现有的资源在生命中的每一个节点尽力做到最好。尚未解决的问题，可以重新解决；错过的经历，可以重新体验。网络给我们提供了新的空间，去弥补人生中这些残缺的经历。这也是成年人和青少年利用网络来进行自我身份或认同感探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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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生活的一部分是在虚拟空间中度过时——可能是在社交类游戏《第二人生》中，在现实和虚拟之间就建立起了一种复杂纠结的关系。在游戏中，我们将以某个虚拟化身示人，却将真实的自我完全展露。在Facebook这样的社交网站中，我们貌似以真实身份出现，而实际上却常常在简介中把自己美化包装成为另外的人——我们想要成为的那个人。现实和虚拟的界线变得模糊。虚拟空间给我们提供了作出承诺而不必履行的连接。因此，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不要指望网友会来探望，更不要指望网友会和我们一起庆祝孩子的成功，或者和我们一起哀悼去世的父母。尽管人们都深知这点，但还是会在网络空间投入许多感情。人们将数字化生活描绘成“希望之城”，在那里可以得到很多新的东西。过去，人们驻足聆听马车、脚步或是邮车的声音，它们带来远方的消息；而如今，只要有片刻的空闲，人们就会去查看自己的电子邮件、短信和即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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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网络技术带来的好处趋之若鹜，相比之下，我在踏上“半机器人”之路上却显得缓慢而平庸了许多。我每天都带着移动电话，而之前我坚持抵抗了许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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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穿越隧道、危险的十字路口时打电话，信号时有时无。因此我不喜欢和这些人通话，反而替他们担忧。比起移动电话的通话清晰度，我的座机具有更高的清晰度和保真度。我一般不喜欢整天都处在随传随到的状态。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因为我在国外读书的女儿希望随时都能打通我的电话。我很感激网络使我和女儿能够时刻保持着联系。孩子将我的通话视为一种约束，因为通话是实时的，她没办法同时做其他的事。为了尊重孩子，我转而发短信联络。这有点令我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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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是些小事，但足以让我认同“半机器人”所声称的增强体验的说法。由于和网络捆绑在一起，“半机器人”可以体验到以往所无法体验的乐趣。而我和大多数人一样，仅仅体验到一星半点。有时我会盯着iPhone联系人列表看，看我手机中珍藏的每一个人，其中每一位和我都不过是一通电话的距离。如果我所拨打的人没空和我通话，我可以给他们发送一条问候信息，这样他们就会知道我正在想念着他们。浏览一下最近与家人和朋友的交流信息，我感到很欣慰。女儿在读高三时发给我的信息我都保存了下来。看着这一条条的信息，一种温暖的感觉涌上心头：“我忘了穿绿色毛衣了，老妈，给我送来吧！”“能六点来船屋接我吗？”“告诉护士我生病了，上课一点劲都没有，想回家。”当然，手机里面还存有许多我给女儿拍的照片，多得超过了我用相机拍摄的数量，并且一直随身携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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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即便是这些简单的快乐都能带给我惊喜的冲动。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和晚上上床之前，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电子邮件。我开始意识到，获取关于专业问题和需求的新信息并不是开始和结束一天的好方法。但我也必须如此不开心地继续着这样的习惯。我向一个朋友承认了自己的烦恼。我的这位朋友是一位70多岁的女性，并且是位虔诚的基督教徒，自从少年时期就开始坚持每天早上阅读《圣经》。她承认自己每天只有先查看手机信息，才能开始灵修。延迟打开收件箱如今已经成为她虔诚的灵修的一部分。她每天晚上都会在睡觉前查看信息，还因此患上了失眠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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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育功能是机器人技术中“杀手级”的应用。照料机器人的任务让我们沉迷其中，乐此不疲。这与网络生活有相似之处，随时在线，而且随时和我们在一起。我们照料着网络生活，而网络生活也让我们对之产生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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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半机器人”一样，我们在线时感到自己变强大了，这与机器人时代相似。但是在这两个案例中，机器人时代可能留给我们的是更单薄的生活。机器人技术和网络连通性找到了共通之处。和社交机器人在一起时，我们是孤单的，但是收到的信号却告诉我们，我们是同在的。我们因网络连接而同在，但是我们对彼此的期待却削弱了，这让我们感到彻底的孤独。可能存在的风险是：我们开始把其他人视为实用性的客体而去接近，并且只愿意接近对方那些实用、舒适和有趣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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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机器人生活还是网络生活，都可以帮助我们把自己从现实的、复杂的、凌乱的生活浪涛中转移出来。一旦实现这种转移，我们就会更不愿意离开，更不愿意去冒险。2010年，有一首歌在YouTube上变得非常流行：“你想和我的虚拟化身约会吗？”这首歌的结尾歌词是这样的：“而且如果你对我不满意，下线吧，下线我们就两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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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机器人的发展前景对我们而言是巨大的诱惑，这使我们对网络生活有了新的看法。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我们看到，当儿童的成长伴随着对社交机器人的喜爱之情时，他们也准备好去接受网络为他们提供的“更单薄的关系”。现在，我倾向于研究网络是怎样使我们做好准备，去接受一段机器人提供的“更单薄的关系”。这是一种自我束缚，一种使人不安的孤立状态。我已经说过，人们通过移动设备把自己牢牢地拴在网络上，从而获得一种自我的新状态。从一开始，它就意味着某种授权：它可以从现实环境中脱离——包括其中的人。它能同时体验到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而且它能通过多任务处理产生更多时间，这是我们21世纪的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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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一：逃离现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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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并不取决于我们之间的距离，而是取决于我们可以使用的交流技术。大多数时候，我们随身携带着这些科技手段。事实上，孤单也许看起来更像是群聚的前提，因为当你心无旁骛地、不受干扰地盯着你的屏幕时，可能更有利于交流。在这一套新规则里，一个火车站（又比如一座飞机场、一间咖啡馆、一所公园）不再是一个公共场所而是一个社交聚集之地：人们在此相聚，但并不相互交谈。每个人都“拴”着一台移动设备，这台设备就像一扇大门，使他们与更多的人和地方联系在一起。我在布鲁克林长大，那里的人行道看起来很特别。过去无论在什么季节——即使是冬天，当白雪被刮去时，地上会露出粉笔画的“跳房子”游戏格子。我与一个曾是多年邻居的同事说起这件事。如今这些游戏格子消失了，孩子们依然会出门，但他们都在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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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在公共场所进行电话交谈时，他们一直持有这样的隐私意识：假设他们周围的人不仅是匿名的，而且是不在场的。在最近一次从波士顿到纽约的火车旅行中，我坐在一位男士旁边，他正在与女朋友谈论他的问题。虽然我试着不去听，但还是听到了以下内容：他最近酗酒发作，他父亲不再愿意添补他的收入。他认为他的女朋友花钱太多，而且他不喜欢她十几岁的女儿。我感到非常尴尬，于是在走道里来回寻找看看有没有其他座位，但是火车上都坐满了。我只好无奈地坐回到我的座位上，挨着这位喋喋不休的抱怨者。万幸的是，他没有对我抱怨，但是我真的希望我能马上消失。也许这没有必要，因为我已经被他当作一个不在场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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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解释这件事情，也许会更有意义：正是那些在打电话的人，把他们自己标为不在场的人。有时候，人们通过把电话贴在耳朵上来暗示他们不在场，但是这种情景经常以更加微妙的方式发生——在宴会或会议期间，人们可能都在低头看手机。“场所”原本包括现实环境和其中的人。但如果人们身体在场，而注意力却在别处，那么这个场所是什么呢？在离我家一个街区远的咖啡馆里，几乎所有人在喝咖啡的时候都抱着一台电脑或者智能手机。这些人并非我的朋友，但某种程度上我想念他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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