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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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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结语 不可或缺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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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科技的期待越来越多，对彼此的期待却越来越少。我们正处于一个完美风暴的静止中心，浑然不觉已成了科技的奴仆。我们不会放弃互联网，也不可能一下子 “戒掉”手机。我们自己才是决定怎样利用科技的那个人，记住这一点，我们就一定能够拥有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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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在我刚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工作的那段时间，我曾经有一个想法：以后我工作的一部分将是思考如何使科技保持忙碌的方法。1978年的秋天，时任计算机科学实验室主管的迈克尔·德托佐斯（Michael Dertouzos），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恩迪科特（Endicott）大楼举办了一个为期两天、主题为“个人电脑的未来”的研讨会。在那个时候对“个人电脑”更为流行的称呼是“家用电脑”。迈克尔非常清晰地提出，普通人很快将拥有他们自己的电脑。当时的第一代电脑即将上市，人们可以在市场上购买，而不必自己去建造。但问题是：人们用电脑来做什么呢？电脑的确拥有很大的技术潜质，但这样的潜质需要在实际应用中付诸实践。研讨会汇聚了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计算机科学家，例如信息处理、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先驱罗伯特·范诺（Robert Fano），J.C.R.利克里德（J.C.R. Licklider），马文·明斯基和西蒙·派珀特（Seymour Papert）。他们在研讨会中进行头脑风暴，来讨论这个问题。我的会议记录显示，当时讨论出的可行的想法包括：帮助人们报税、教儿童编程等。在当时，没有人会想到除了学者之外，还真的会有人想在电脑上写些什么。一些人建议开发日程表功能，其他人认为这是一个愚蠢的想法。当然还可以开发游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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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知道，一旦电脑把我们连接起来，一旦我们融入了网络，问题就不再是我们如何使电脑保持忙碌，而正好相反，是电脑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无比忙碌。就好像我们已经变成了电脑的“杀手级”应用程序了。我的一个朋友恼怒地说过：“不是我们在处理邮件，而是邮件在处理我们。”我们总是谈论在电子邮件上“花时间”，但是我们自己同时也在被“花费”和透支。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认为一种深刻真理的反面，很可能是另一种同样深刻的真理。当我们思考网络生活的时候，应该谨记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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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网络上很容易找“同伴”，但是我们却被“自我表演”的压力搞得疲惫不堪。我们虽然享受着不间断的联系，却极少给予彼此全部的注意力。我们可以随时获得关注，却为不断出现的新缩略语所累。我们很喜欢网络“懂”我们，但是这只有在个人隐私问题上做了妥协才会有可能。网络生活留下了大量的“电子面包屑”，一些公司可以为了商业或政治目的而进行开发。我们在网络上会有很多新的邂逅，但是这种关系都是短暂的，如果有新的或者更好的邂逅出现，那些以前的都将被尘封。事实上，新的邂逅并不一定是更好的，因为我们仅仅是喜新厌旧。我们随时连线，对新鲜事保持积极地回应。我们可以在家里办公，但是工作也同时渗入到私人生活中，直到我们几乎不能分辨出它们之间的界限。我们能够瞬间连接彼此，但是我们有时却不得不藏起我们的电话，强迫自己去享受片刻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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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带来的高生活节奏让我们疲惫不堪，我们考虑通过更新、更高效的技术把我们从中解救出来。但是新的技术设备却带来更大的信息量和传播速率。在这种速率递增的需求的背景下，其中一件让我们感到满意的事情就是用技术来连接远方的人们，或者更为精确地说，是连接很多来自远方的人。但是即使是很多远方的人也满足不了虚荣。我们总在向别人吹牛Facebook上有多少好友，然而美国人却说他们的朋友比以前少了很多。当被问及我们会跟谁吐露内心的秘密，在遇到紧急情况时会向谁求助这些问题时，越来越多的人表示他们唯一的对象就是他们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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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互联网所形成的连接并没有把我们联系得更紧密，这些连接却让我们沉迷其中无法自拔。我们会在晚餐的时候忙于发短信。当我们慢跑散步的时候，当我们开车的时候，当我们在公园陪孩子荡秋千的时候，我们都在发信息。我们不想打扰别人，因此我们不停地打扰别人，只是非“实时”罢了。当我们忘记把手机放在什么地方的时候，我们开始变得焦虑不安——简直不能没有这样东西。我们也曾听到年轻人坚持说，即使他们的手机不在身上，他们也能感觉到手机静音时的震动。“我能感觉到有人打电话给我，”一个16岁的年轻人说，“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是知道。”不仅年轻人有这种感觉，一位52岁的父亲说：“我的手机必须时刻在身上，它是我的护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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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情感聚集在一起时，可能就形成了“后家庭主义时代的家庭”。家庭成员很孤独地待在一起，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房间里，每个人都在用电脑或者手机等移动设备上网。我们因为忙碌而使用网络，但是却和技术一起花费了更多的时间，而与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之间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坚信网络连接是接近彼此的方法，即使它也是同样有效地躲避和隐藏彼此的方法。在这个限度内，如果必须要减少与现实中人们相处的时间，我们会满足于这种无生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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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尔的格言在同样纠结复杂的社交机器人领域也是真理。机器人专家坚持认为，机器人的情感是由和人类一样的元素组成的（因为人类思维最终是由物质组成的），但是机器人的情感还是起源于科学家的程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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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科学家认为，由于老龄化的问题，我们的社会没有足够的年轻人可以来照顾老年人。因此，有一个社交机器人做伴“总比什么也没有好”。我们知道当社交机器人似乎对我们表现出兴趣时，当它们的功能能够满足我们脆弱的人性需要时，我们也会对它们很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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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不必对所有这样的东西表示认同。当想到社交机器人将会分散我们年迈孤单的父母的注意力时，作为成年人的我们同样会被吸引，但是我们的孩子会问道：“难道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来做这项工作吗？”我们应该重视他们的疑虑和担心。解决这些问题不容易，但是我们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是时候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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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和前同事理查德讨论过此书的主题。理查德曾经遭受过严重的车祸，留下了终身残疾。如今，他在家中需要用轮椅才能行动，而且需要几乎全职的护理才能生活。理查德对于机器人的发展可以向他这样的残疾人提供帮助和陪伴很感兴趣，但是他的反应却非常复杂。他刚开始说：“你给我介绍一个和我类似情况、正在寻找机器人的人，我会给你介绍一个想要找真人护理却无法找到的病人。”但是随后在谈到人类的残忍时，他认为机器人陪护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他说：“在一些康复中心，有些陪护和护士伤害到你是因为他们的技术不过关，而有些人伤害你是因为他们是故意的。这两种情况我都经历过。其中一个护士扯我的头发，另一个人用导管拽我。如果是机器人，它们永远不会这么干。”然后他补充道：“但是你知道吗，我发现那个拽我导管的人背后有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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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理查德来说，和一个人在一起，即使是和一个脾气不好的、或者有虐待倾向的人在一起，都会让他感觉充满生机。即使他的活动能力被无情地剥夺了，但他存活在世界上的方法还是有某种尊严。对于他来讲，尊严需要一种真实的感觉，一种与人类有联系的感觉，这能支撑他活下去。尽管他并不想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他还是宁愿选择一个“虐待狂”护士而不是一个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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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以过于简化的纯粹技术标准来衡量人机互动的人来说，理查德的故事具有警示意义。我们，创造和赋予了机器人生命，并且开始谈论机器人的情感，甚至它们的“真实性”。如果我们关注的是机器人能够唤起我们自己内心的情感，那么这么做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常常忽略的问题是：“机器人的感受是什么？”我们知道机器人不能感受：他们不能感知到人的感情变化，或者人类关系的流动性。事实上，机器人什么也感受不到。而我们关心这个吗？或者它们表现出有感觉的样子，对于我们来说足够了吗？为什么我们情愿和那些既不能理解、又不能关心我们的机器人交谈？这个问题早在我第一次接触ELIZA项目的时候就提出过。什么使ELIZA成为一个有价值的谈话者？有什么大不了的隐私使得我们必须和一台机器人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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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以后，尽管还是有些不情愿，但我开始理解ELIZA受欢迎不仅是因为人们愿意和机器交谈，它也说明人们变得不愿意和彼此交流。机器人保姆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那就是我们可以逃离彼此，也可以很好地生活下去。当我们期待着电脑法官、电脑顾问、电脑老师或者电脑牧师时，我们事实上是对那些根本不关心我们、带着偏见对待、甚至虐待我们的人表达了失望。正是对于这些人的失望让机器人的“关心”看上去足够真实。我们心甘情愿地忽略机器人缺乏理解力的弱点，对这一点置若罔闻，转而去努力地让它看上去似乎更加善解人意。所有的这一切是为了创造一个假象—— 一个可以替代人类存在的东西。这就是更深层次的ELIZA效应。对于ELIZA的信任不仅说明了我们认为ELIZA程序可以理解我们，更说明了我们对彼此缺乏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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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凯利问道：“科技想得到什么？”并坚称无论它要的是什么，科技都将会得到。如果接受了他的观点，假如科技想要探索的是我们对彼此的失望和情感的脆弱呢？倘若这就是科技想要的东西时，它会成为一种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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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织的病症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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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彼此之间小心翼翼、相互提防，而机器人则带给我们掌控感，它是受欢迎的替补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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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允许自己被不必要的爱来安慰，因为从来没有机器人可以懂得回报我们的爱。我们在网络世界里同样小心翼翼，对社交关系的控制欲让我们无法自拔。事情发展得很快。一位律师说：“我不想去开一个客户会议，我将用发邮件来代替。”再后来，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的同事不再想和彼此见面，甚至不想打电话，他们会说：“短信更加有效率，或者我在Facebook上发了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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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繁荣的社交媒介文化里，我们梦想着社交机器人。尽管彼此连接，我们却依旧孤独，只能送给自己科技情人。如果网络生活太过严苛，那么机器人则总和我们在一起。想拥有机器人伴侣既是病症，也是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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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其他心理学病症一样，它 “解决”问题但却未阐明问题。我们将会获得机器人的陪伴，却不必承担类似于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所带来的风险。机器人暴露了我们希望能够控制社交关系的愿望，这正是我们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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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病症常常携带着大量的信息，以至于让人难以承受。为了承受这种恐惧，病症会把这些信息伪装起来，人们就不必每天都面对这些恐惧。所以，感觉持续的饥饿要比明白你的妈妈没有养育你更加“简单”。被超市排的长队弄得满心怒火，比处理你的配偶没有给予你所需要的关注更“容易”。当科技变成了一种病症，它就切断了表面现象和挣扎背后的真正原因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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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疗当中，病症会因为没有相关性而消失。病人更想找到病症背后所掩盖的原因——那些在压抑下表达出来的平凡的想法和经验。我们把注意力从科技转移到自身。正如亨利·戴维·梭罗要问的问题：“我们生活在哪里和我们为什么而活？”凯利认为技术狂人是我们的一种自然状态：我们喜爱我们的东西，并且由它们引导。我将会重构凯利的深刻见解：我们喜爱我们的东西，但是着迷和沉溺其中要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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