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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声匿迹：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未来 第二章 自动化的最后一英里悖论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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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的《美国国家劳动关系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以下简称《瓦格纳法》）是美国第一部保障工人等成立工会、集体谈判和为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而罢工等权利的联邦立法，由纽约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Robert F. Wagner）起草。大多数人认为，《瓦格纳法》是美国首次公开强制执行的针对现代就业的社会契约和安全保障。但是，界定工人的权利并将其纳入国家结构的做法，实际上是从一个世纪前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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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格纳法》设法处理的19世纪工厂工人，和今天未受其保护的按需工人，两者的命运之间，连着一条几乎看不见的细线。20世纪初，新英格兰的农民家庭把布条做成花哨的蝴蝶结，这些工作与本书中的幽灵工作具有相同的遗留问题。一个多世纪以前，他们也基本上没有受到《瓦格纳法》的保护。全职工作与其他工作之间那条明确的断层线，也与加利福尼亚州20世纪60年代计算火箭运载卫星所需喷气燃料最佳重量的年轻女性有关。如今，这条线延伸到世界各地的临时劳动力库。自互联网发明以来，这些临时劳动力库一直承担着管理数据库和组建呼叫中心的任务，还为《财富》杂志上的世界五百强公司处理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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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全职就业仍然是衡量成功的文化标准，这对当今的按需工人产生了多大的压力？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回顾过去。这一章我们回到19世纪末，并跨越整个20世纪。每一个突出的技术革新时刻都表明，政治领袖、经济权力掮客、劳工代言人以及当时的社会规范是怎样再度造成了需要专业技能的工作（机器无法胜任的工作）和非技术性工作（走向自动化的临时工作）之间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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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工业资本主义和制造业依靠流水线上的工人来维持工厂运转。但是制造商也需要很多人力手工完成一些工作，这些工作不能并入到机械加工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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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辅以有组织的劳工以及工人的集体行动，半自动化工业制造里的全职工作才能得以存在和运作。不幸的是，全职就业的稳定和社会认同也使企业在利益的驱使下更容易把计件工作以及后来其他形式的临时工或合同工视为消耗品，即不值得保护的工作。投资哪些工人，不投资哪些工人，取决于谁在做这些工作，以及这些工作是“需要专业技能的”还是自动化时机已经成熟的“非技术性工作”。因此，人们认为冷战时期的工程师——主要是男性和受过高级培训的专业人士，天生就比填补企业秘书职位空缺的女性“计算员”更专业，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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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开始，受季度利润报告推动的企业更可能把全职雇员视为负债，而非资产。1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如分布式数据库和派遣员工而将任何可能的事情外包出去，致使全职雇员怀疑他们的工作是否会被全球的承包人或者坐在大厅另一端的小隔间里的“长期临时工”（permatemp）所取代。企业越来越依赖临时工，这一举措赢得了胜利，并重新定义了在这一过程中被视为“消耗性劳动力”的人。过去一个世纪里，工人们的故事讲述了“全职就业”这个词的含义以及这个含义的来源。这些故事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当行业专注于将工作自动化时，反而会刺激对幽灵工作的需求，从而撕毁雇主和工人之间的社会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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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消耗性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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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格纳法》并不是美国第一部成文劳动法。南北战争以前，法律规定了在奴隶制度下哪些人必须被迫无偿工作，哪些人有权获得劳动报酬。北方的一些加工铁矿石、棉花等原材料的城市，通过生产由奴隶劳动补贴的商品致富。奴隶被视为财产，是一群可替代的劳动力，一旦他们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就会被牺牲掉。于美国所有地区，无论奴隶州还是自由州，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工业革命的发展，都依赖于将奴隶定义为临时劳动力的做法。2只有白人男性业主有权为付出的时间索要报酬。3在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前的美国，受委托工作的人有权获得工资这个简单的事实并不是天经地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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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战争结束后，尽管工业资本主义和赚取工资的机会迅速发展和增加，但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农业与工业化之间模糊不清的过渡地带中。一个人自己的劳动实际上是为了养家糊口，人们在一块土地上勉强生活。家家户户都把自己能省下的粮食卖掉，再加上出售鸡蛋、羊毛，提供缝纫技术和清理土地的收入，这些构成了日常生活收入的主要部分。平安地渡过干旱、洪水、歉收和饥荒就已经占据了大多数人的全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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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资的工作前景促使许多家庭从仅能维持生计的农场搬出，尤其是南方的农场，前往东海岸繁荣的港口城市。这些城市表现出一种可能性，即收入足以支付照明、取暖和食物的费用。来自南方的自由黑人，以及新涌入的欧洲移民，构成了新一批的廉价劳动力，使得北方的工厂主更容易扩张，同时还能将工人的工资保持在较低的水平。4贫穷但身体健全的移民和前奴隶群体大量涌入，加上这个年轻国家第一批资助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寡头出现，在这一背景下，流水线和计件工作的混合体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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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线和计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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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在流水线上的工人，并没有一夜之间就比有组织的技工和匠人速度更快。5花了一百多年时间，传送带和机械滑轮绕着原地执行零散任务的工人蜿蜒游走的工厂形态才成为标准。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即使在多数制造业转移到大规模生产线之后，有些工作，无论从字面上还是象征意义上说，仍然停留在流水线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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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时期的第一家所谓制造厂能够生产枪支、锁、椅子、糖果、鞋和衣服，其生产速度是任何手工行会或行业专家团体的10到20倍。但在不同情况下，这些大规模生产的手工消费品还是需要人来完成最后的收尾工作。这并不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长期以来，行会使用学徒和分包助手制度来最大限度利用工匠大师的工作。新的流水线推进了行会中普遍存在的分包做法，但有一点不同：工厂主同时掌控着原材料和劳动力“供应链”。单个工人不再相互协调生产。他们被告知应该站在哪里、做什么，以及如何把劳动转化为最终的成品。就这样，流水线不仅没有在人和机器之间引入新的劳动分工，反而使人们失去了对自己工作节奏的掌控，以及相互协调和委托他人工作的能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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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机器开始使某些如纺织品这样的商品生产自动化，计件工作变得非常有效。计件工作（也叫“工业化家庭作业”“分包工作”“家庭手工业制”或“佣金制”）是在机器达到极限时，由人来制造或加工产品的一部分。计件工作被拆解为可分配的小任务，可以在工作场所之外完成，不需要停止生产，也不需要从工厂转移资源。7流水线依赖于旧的劳动分工。大部分计件劳动力是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妇女和儿童。8实际上，工业中的计件工作是第一代有偿的按需幽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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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大多数熨压机和蒸汽缝纫机是由妇女和女孩操作的。9她们是缝补纽扣、窗帘环、衬衫花饰和腰带的“精工”。10精加工搬到工厂的围墙内只是为了进行规模较大的操作。生产了大多数纺织品的小型服装制造业，仍然依赖于农业社区“佣金制”的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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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场间不是一间拥挤的房子，更典型的场景是一种当时被称为“拼命干的系统”，后来也叫“血汗工厂”，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相反，工场间是一间农舍，缝纫机占据了起居室的每一寸空间，家庭的每一个成员，从父亲到小孩，都在做与布料有关的事。这些家庭付钱让司机搬运裁好的布匹，根据路程远近，每拉12匹布，司机就能得到分成。司机成了计件工作的中间人，穿行于匹兹堡等工业中心城市范围内很难走的乡村道路之间。他们避开了“挤满鸡和孩子的木棚屋”。11司机从匹兹堡开车进来时，能听到脚踩缝纫机的金属撞击声和急速运转的呼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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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经济学家和工业理论家认为，计件工作在技术上是低效的，随着生产规模扩大会逐渐消失。例如，发明于1770年的珍妮多轴纺纱机是由水力驱动的单台机器，多达120个线轴连接在一个木制框架上，用曲柄转动以纺纱、抻长和合股。这台机器能够制造出相当于数十双手工作数百个小时，所创造出的同样数量的用于织造的布料。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于1792年发明的轧棉机，可以为棉花脱籽以备珍妮纺纱机使用，其比一个人手工轧棉快25倍。工业革命初期，这两项发明共同推动了棉花的生产并使棉花消费成为主流。大多数追踪工业生产增长的分析家认为，机械化与科学地应用技术管理更专业的劳动力，这两者结合起来会使计件工人最终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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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分析家都没有考虑过，自动化可能会在短期内造成对临时劳动力的需求激增。以棉花为例，南北战争开始时，美国奴隶主需要的奴隶是当时奴隶数量的5倍，因为棉花需求激增，奴隶主迫切需要人类继续完成机器做不了的事。像珍妮纺纱机这样的技术并没有消除对人力的需求，甚至还将劳动力需求重新分配给了一组新的临时工。在纺织厂，孩子成为有价值的计件工人，因为他们的小手可以从移动的线轴之间伸过去，清理掉使机器慢下来的棉絮和其他杂物。但是与这些机器一同工作的能力被认为是“非技术性的”，尽管它填补了自动化这最后一英里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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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认为操纵珍妮纺纱机的工作属于体力劳动，根本不需要思考，但早期关于儿童灵巧地从一台振动剧烈的机器移动到另一台机器的记录表明，这项工作需要智力和身体上的技巧。毫无疑问，计件工作将随着工厂的机械化而消失，曾经由行会推动的手工生产和童工将成为历史。或者，正如整个欧洲已经经历的那样，工会最终会阻止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分包出去，从而将计件工人纳入怀中，就像在熟练工人行会制度下所做的那样。然而，对计件工作的叫板从来没有完全把它从生产循环中排除，尤其是在那些买不起最新机器的小工厂里。12正如匹兹堡一家服装店老板在1907年说的那样：“如果让女性进入工厂，我们的成本会高很多。因为我们将不得不另租一层楼来安放她们的机器；我们还得购买这些机器，可能还得使用煤气和暖气，然后可能还不得不支付她们更多的报酬。”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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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工会并不比工厂老板更积极地认识到妇女临时劳动力的价值，无论是在工厂还是在家庭。1891年成立的美国联合服装工会（United Garment Workers）是最大、最激进的工会，它试图根除其眼中的“外包工的威胁”，并让他们成为“该工会发展的一个连贯部分”，但毫无成效。14工会组织者专注于让年轻女性填补工厂的空缺。但是这些方法并没有解决甚至没有注意到女性经常通过计件做合同工这一问题。对于年轻的未婚女性而言，工厂工作在道德上仍然被认为是可疑的，而从实际上来说，工厂工作也令她们放弃了其他的全职工作，如烹饪、清洁、在家照顾孩子和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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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年轻女性在美国联合服装工会名下的工场工作，她们能赚到两倍于周薪4.5美元的工资，而且不用再做操作缝纫机这类繁重的活。但是，工会的策略并没有优先考虑或意识到，女性放弃合同工作或以家庭为基础的计件工作会面临的特定负担或成本。工会很快放弃了让年轻女性填补工厂空缺这一执念。没有人会想到，提倡家庭性别平等以减少妇女的家务负担，可能是使妇女加入劳动大军的必要策略。15相反，他们致力于阻碍可以加快工作节奏的新技术的应用上。一些工会确实设法停止了计件工作，迫使场主为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创造更稳定、收入更高的就业机会。一贯地，工会的核心成员和拥有健全身体的白人男性是第一批有机会找到不那么危险工作的人，有时是唯一一批。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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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头20年，美国各地的报纸充斥着这样的报道：肉类加工厂机器故障导致儿童四肢严重受损，纺织工人被锁在着火的工厂车间里，为制作火柴棒而采磷的工人被有毒烟雾笼罩。各州颁布了自己的法规，强制企业赔偿受损害的工人。这些零零碎碎的法律只凸显出，在工业时代，忽略临时工是一种多么普遍的做法。但是，直到美国大萧条期间出现普遍的经济恐慌，劳工组织才得到他们需要的广泛的公众支持，进而推动对工作场所的联邦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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