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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经验史 第五章 真正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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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我们仍将讨论性爱论的问题,即有关爱的反思艺术(特别是男童之爱的反思艺术)的问题。但是这一次,这一问题将被限定在曾在西方世界的全部历史中涵盖快感道德的节制性的第四大主题的发展范围之内。在讨论完身体与健康的关系、妇女与婚姻体制的关系、与男童、男童的自由及其男性的关系之后,现在我们要着手讨论与真理的关系。因为这是希腊人对男童之爱的最重要的反思之一:它不仅指出了这一爱情出于可以想见的理由怎样构成了一个要求行为明确和让“性快感”(aphrodisia)的享用极尽风格化的难点,而且在它的主体中,衍生出了快感的享用与通向真理的关系的问题。这一问题讨论的是真实的爱情应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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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教文化和现代文化中,这些有关真理、爱情和快感的问题非常自然地涉及构成男女关系的基本因素:童贞、精神联姻、灵魂—配偶的主题很早就表明了从一个男性领域(内有求爱者和被爱者)向另一个以女性的形象和两性关系为标志的领域的转变(1)。很久之后,浮士德见证了快感问题与认识途径问题在对女人的爱情以及女人的贞操、纯洁、堕落和赎罪权利的题材上相互联系的方式。在希腊人那里,情况则相反,对真理途径和性节制之间相互关系的反思似乎特别是针对男童之爱而展开的。当然,我们必须考虑到,事实上,在当时所笼罩着的毕达哥拉斯主义的氛围中,关于纯洁与认识的关系,很少有置喙和规范的余地。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我们并不知道安蒂斯泰尼、第欧仁尼·勒·西尼克、亚里士多德或泰费拉斯特写过什么爱情著作。因而,把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学说的专门特征普遍化,认为它概括了希腊古典时代的性爱哲学的一切形式,这是不恰当的。其实,它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只是反思的一极,像普吕塔尔克的对话、伪吕西安的《爱情》或麦克西默·德·蒂尔的演讲所揭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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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它在《会饮篇》或《斐德罗篇》中总是如此,以及它提到的其他讨论爱情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出它同当时流行的探询年轻人及其追求者各自的良好行为、它同与荣誉相妥协的方式的性爱论保持着怎样的距离。我们还可以看出,它在深入到快感伦理的习惯主题之中的同时,如何展开了各种对这一快感伦理转变成一种禁欲道德和形成一种欲望解释学来说十分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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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饮篇》和《斐德罗篇》都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转述”——模仿或仿效——爱情话语中的一般说法:如在《会饮篇》中斐德罗、鲍撒尼亚、埃里克什马克和阿伽通的“现身说法”(les discours-témoins),或者是在《斐德罗篇》中吕希亚斯的说法以及苏格拉底作出的第一次带有讽刺意味的反驳。它们阐明了柏拉图学说的背景以及他在用真理和禁欲的问题取代“宠爱”和荣誉的问题时说明和改变的最初的内容。在这些现身说法中,有一个要素是主要的:共识问题在对爱情及其力量和神圣性的赞颂过程中一再出现。年轻人应该在什么条件下和在什么保证下,向谁让步?而且,求爱者是否可以合法地希望他会轻易地做出让步?这是作为求爱者与被爱者之间竞争艺术的性爱论特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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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饮篇》中,在阿伽通家里的第一篇发言就以一种绝对一般的和同义反复的可笑的原则来讨论这一性爱问题。这一原则就是:“对于坏事,要感到羞耻;对于善事,要加以推崇。”(2)但是,鲍撒尼亚立即以更加严肃的态度重新提起它。他区分了两种爱,一种是“仅仅完成性活动”的爱,另一种爱以考验灵魂为首要目标(3)。我们还可能注意到,在《斐德罗篇》中,开头的两个发言(其中一个被后人用嘲讽的口吻加以继承,另一个则被修改了)以各自的方式提出了“向谁让步”的问题。他们的回答都是,应该向非求爱者让步,或者,不管怎样,不应该向求爱者让步。而且,这些最初的讲话都诉诸共同的论题:当所爱的人上了年纪,使求爱者陷入了被抛弃的困境时,短暂的爱情破裂了(4);在大家看来,这些让男童依赖于求爱者的不名誉的关系,(5)损害了男童,让他脱离了自己的家庭或他能够从中获益的高尚的社交关系;(6)因为男童取悦于求爱者,或者因为年轻人可能痛恨年老的人强加给他种种令人不快的关系,因此求爱者会对男童表现出厌恶和轻视的情绪;(7)男童被迫接受女性角色,这种关系损害了男童的身体与美德;(8)求爱者必须给出丰厚的补偿、好处和服务,如果他不想这么做,那么就会让他的老朋友陷入耻辱与孤独之中。(9)所有这些论题是对男童之爱中的快感及其享用的基本质疑。而这些困难正是各种礼仪规范、求爱实践与有规则的爱情游戏要努力对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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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认为阿里斯托芬在《会饮篇》中的说法是个例外。他说,众神在盛怒之下把先民们分成两部分,把人截成两半(男人和女人,或者全是同性人,因为原始人是两性人,或者,要么全是男的,要么全是女的)。这一说法似乎已经超出了求爱艺术的问题,提出了爱情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它可能被认为是柏拉图的一种有趣的观点。不过,从苏格拉底的老对手阿里斯托芬的嘴里说出来,这些话富有讽刺意味。我们难道看不出阿里斯托芬所说的情人们寻求他们失去的另一半,很像柏拉图所说的灵魂牢记和向往他们的故乡吗?然而,就这篇发言中有关男性之爱的部分来说,阿里斯托芬显然还想回答共识问题。他的说法和讽刺之所以与众不同,又引起了人们一点反感,这是因为他的回答是完全肯定的。而且,他通过神话叙述推翻了求爱者和被爱者在年龄、情感和行为方面是不对等的这一公认的原则。他认为两者不仅对等,而且平等,因为他认为他们源于单个人的分裂;同一种快感和欲望让求爱者(l’éraste)和被爱者(l’éromène)互相吸引。如果一个男童只有半个男体,那么他就会爱上男人:他会有“与男人睡觉”和“与他们拥抱”的“快感”(sympeplegmenoi)。(10)而且由此,他没有表现出一种女性的本性,而只是显示出十足的男子汉“样子”来。柏拉图感到高兴的是,他让阿里斯托芬改变了曾在自己的喜剧中对雅典政治人物的批评态度:“这批人在完成教育之后,是惟一通过他们的政治抱负表现为男人的人。”(11)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委身于男人,因为他们想找到他们的另一半男体;同样,成年之后,他们也会追求男童。“爱慕男童”与“喜爱情人”(être paiderastēs et philerastēs)是同一个人的两个侧面。因此,对于传统的共识问题,阿里斯托芬作出了直接的、简明的与完全肯定的回答,同时,他还取消了构成男人与男童之间复杂关系的不对等的相互作用:因此,所有有关爱情与相应行为的问题只是重新找回他失去的另一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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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性爱论与此完全不同:不仅它提出的解决方法不同,而且还因为它旨在用完全不同的术语来提问题。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关键不是回答这一问题:应该爱谁?对于被爱者与求爱者来说,爱情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是高尚的?或者,至少,所有这些问题都从属于另一个首要的和根本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爱情?(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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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评价柏拉图的解释及其与通常的性爱论的不同,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色诺芬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他强调了各种传统的要素:在只追求求爱者快感的爱情与对被爱者感兴趣的爱情之间的对立;还有把短暂的爱情转变成一种平等的、互惠的与持久的友谊的必要性。在《会饮篇》与《回忆录》中,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在灵魂之爱与肉体之爱之间划出了一条严格的分界线,(13)贬低肉体之爱,(14)认为灵魂之爱是真正的爱情,在友谊(philia)中寻找赋予一切关系(sunousia)以价值的原则。(15)因此,把灵魂之爱与肉体之爱结合起来是不够的,还必须让一切爱情摆脱它们的肉体向度(当有人“同时爱上另一个人的肉体与灵魂”时,占支配地位的是前者,而且,一旦青春不再,友谊也就随之而去了);(16)人们应该像苏格拉底教导的那样,避免一切接触,拒绝那些本质上束缚灵魂的接吻,甚至不要肌肤相亲,不要遭受由此而带来的“创伤”(la morsure)。(17)相反,所有的关系都必须在友谊的各种构成要素的基础上被建立起来:宠爱与回馈的服务,为所爱男童的进步而努力,相互的友情,一旦订交、终身不变的牵挂。(18)这是否是说,对于色诺芬来说(或者对于他笔下的苏格拉底来说),两个男人之间不能有任何“性爱”(Eros),只存在一种“友谊”(philia)关系呢?色诺芬认为在利库尔戈的斯巴达可以发现这种典范。(19)在那里,迷恋男童身体的男人被认为是“可耻的”,人们赞扬与鼓励的是只爱年轻人的灵魂并且只希望与之交朋友的“正派的”成年人。因此,在斯巴达,“求爱者爱男童的执著并不比父亲爱儿子、或兄弟爱兄弟的差”。但是,在《会饮篇》中,色诺芬没有图解这一区分。他初步提出了一种以友谊为目标的性爱及其快感的观念:他并不认为友谊、它包含的公共生活的成分、相互关心、相互友善与感情共享有一天一定会取代爱情,或接它的班,而是认为求爱者们爱的对象应该是友谊:他说过“erōntes tēs philias”(友谊的性爱),其特点就是能够拯救性爱,保持它的力量,但是,除了说它是从属于友谊的互惠的与持久的感情行为外,他没有规定它的具体内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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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思考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熟悉的有关“性活动”(aphrodisia)在爱情关系中的地位问题,但是,柏拉图的性爱论却是以十分不同的方式被建构起来的。柏拉图利用这些传统的质疑,恰恰是为了揭示人们在对它们做出的各种仓促的回答中如何错过了主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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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德罗篇》的前两篇发言,一个是吕西亚斯(Lysias)天真的讲话,一个是苏格拉底的一番嘲讽,它们赞成一个男童不应该向他所爱的人让步。苏格拉底认为,这些发言都不能说出真理:“有了情人后,却硬要说人应该爱他不爱的人,原因在于前者是迷狂的,后者是清醒的,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ouk esti etumos logos)。”(21)《会饮篇》一开始的几篇发言却与此正好相反,它们一心赞颂爱情,而不是批评爱情,认为恰当地向一位高尚的求爱者让步是非常好的,(22)这既不丢脸,也不可耻,而且根据爱情法则,这是“情投意合的事”。(23)尽管这些发言更加推崇爱情,但是它们并不比《斐德罗篇》中吕西亚斯和嘲讽他的批评家苏格拉底的讲话更加“真实”(etum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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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它们相比,《会饮篇》中苏格拉底转述的第奥提姆的讲话与苏格拉底在《斐德罗篇》中叙述的伟大寓言,看上去像是“真实的”话语:它们从一开始就与它们所讲述的真理相关。它们凭什么是真实的话语呢?它们与在它们之前的各种颂词或否定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呢?不同之处并不在于第奥提姆或苏格拉底比其他对话者更加严肃或更加刻板;他们并不反对其他对话者,因为后者太过奉承,而且在一种只追求灵魂的爱情中赋予肉体与快感太多的地位。他们之所以与后者不同,是因为他们不像后者那样提问题。对于爱情论争中的传统问题,他们做了一些重要的改变和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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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爱情行为的问题到对爱情本质的探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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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一些发言所展开的争论中,让求爱者身不由己的强烈的爱情与冲动是前提条件;既然这种爱情“是公认的”,(24)那么人们主要关心的是恋爱双方应该如何行动:求爱者应该以什么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哪些说服方法,或者送出什么样的友情信物,努力实现“他的心愿”;还有,被爱者应该在什么条件下,经过怎样一番拒绝与考验之后,才做出让步。这是一个在先有爱情的基础上怎样行动的问题。然而,第奥提姆与苏格拉底探询的是这种爱情的本质、它的本性与来源,构成它的力量的是什么,还有,如此执著地或疯狂地把他引向恋爱对象的又是什么:“什么是爱情本身?什么是它的本性?以及什么是它的作用?”(25)这是本体论的问题,而不再是义务论的问题。所有其他的对话者在发言中都是以赞颂或批评为目的的,旨在区分好的爱情与坏的爱情、应该做的与不应该做的。在通常有关探寻行为礼节与说明求爱艺术的论题中,首要的反思对象是行为或互惠行为的作用。至少,柏拉图曾暂时把这一问题搁在一边,而且在善与恶的区分之外,他提出了认识什么是爱情的问题。(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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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样提问题首先意味着讲话的对象发生了变化。第奥提姆指责苏格拉底——其实也是针对所有前面的颂词作者——从“被爱的”要素(ton erōmenon)那里寻找应该怎样讨论爱情的原则;因此,他们受到了被爱男童的魅力、英俊、完美的迷惑,而且不恰当地把这些优点给予爱情本身。除非有人问爱情是什么,而不是它爱的是什么,爱情是不会展现自己的真面目的。因此,必须从被爱的要素回到求爱的要素(to erōn)上,而且追问它的本质。(27)《斐德罗篇》就是这样做的;为了回应开头两篇反对赞美爱情的发言,苏格拉底借助灵魂理论拐了一个大弯。但是,这一变动的结果就是,有关爱情的发言必须面对不再是一篇“颂词”(以完全是对爱情与被爱者的赞颂的混杂方式出现)的危险;它必须像在《会饮篇》中那样,指出爱情的“中介”性、它的显著缺陷(因为它并不拥有想要得到的好东西),以及痛苦与狡诈、知与不知之间的亲缘关系(爱情正是由此产生)。它还必须像《斐德罗篇》一样,解释对天外景象的遗忘与追忆是怎样在爱情中混合的,以及引导爱情最终达到它的目标的漫长的受难之路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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