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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经验史 第五章 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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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婚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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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独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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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婚姻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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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婚姻为问题的伟大的古典文本——色诺芬的《家政学》、柏拉图的《理想国》或《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伪篇《家政学》——都是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反思夫妻关系的：这一范围有城邦以及它生存和繁荣所必需的法律或习惯，也有家庭以及支撑它或使它富裕的管理。我们不应该从这种以市民的或家庭的功用为目的的婚姻中得出结论，认为婚姻自身是一种毫无重要性的联系，它的价值只在于为国家和家庭提供一个有利的后代。我们看到色诺芬、伊索克拉底、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都向夫妻提出了婚后行为的规范。配偶应有的特权和应得的公正，人们给他示范和培养他的耐心：所有这一切都提示着一种超越生育功能之上的关系方式。但是，婚姻要求一种特别的行为风格，即已婚男人是一家之主和一个高尚的公民，或者是一位要求对其他人行使政治的和道德的权力的人。在这种已婚艺术中，对自我必要的控制必须给予理智的、节制的和公正的人的行为一种特别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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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行为的伦理在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期间相继出现的一系列文本中变得相当不同了。即在这一段漫长的时间里，我们可以看到婚姻实践中发生了某种变化。这些文本包括安蒂帕特的《论婚姻》，它是人们长期以来认为是亚里士多德的伪篇《家政学》的最后一部分的一篇希腊文本的拉丁译本，还有穆索尼乌斯论述婚姻的几段不同的文字、普吕塔尔克的《夫妻戒律》和《爱情对话》、伊耶洛克勒的婚姻论著，当然在塞涅卡或埃庇克泰德的著述和某些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文本中也有这方面的论述，当然，它们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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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应该说婚姻成了一种比以往更持久的和更受争议的问题呢？是否应该认为婚姻生活的选择和正当的行为方式在这个时代引起了人们更多的不安，人们花了更多的精力来质疑它们呢？当然，要给出一种定量的回答是不可能的。但是，婚姻生活的艺术在几种重要的文本中已经以一种相对新颖的方式被反思和界定了。第一个新颖之处在于，婚姻生活的艺术在有关家政及其管理、孩子的出生和养育方面愈来愈强调处于这一整体之中的一个特殊的要素：夫妻之间的个人关系，可以把他们结合起来的联系，他们之间的行为方式。这种关系远比家庭主人的其他生活要求重要得多，它是首要的和基本的要素，一切其他的要素都是以它为中心的，从它之中派生出来和获得力量的。总之，婚姻中的行为艺术很少是通过一种治理的技术来自我界定的，而更多的是通过一种个人关系的风格学来表现的。第二个新颖之处是，已婚男子的行为节制原则在于双方的义务，而不是对于其他人的控制；或者说，这一新颖之处在于自我对自我的主宰愈来愈多地表现在实践对他人的义务、特别是对配偶的某种尊重之中。在此，自我关注的强化是与对他人的强调相辅相成的。有时，新的阐述性“忠诚”问题的方式见证了这一变化。最后，最重要之处在于，这种以关系和对称性为形式的婚姻艺术给予了夫妻之间性关系问题一种相对重要的地位。这些问题总是被人以审慎的和隐喻的方式来处理。因而在诸如普吕塔尔克等作者那里，我们发现了他们优先考虑为夫妻规定如何在性快感关系中行事的方式。对生育的兴趣在此是与有关爱情、情感、心意相通和相互同情的其他意义与价值联结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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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再说一遍，我们不能认为这些行为方式或感情在古典时代里是闻所未闻的事，只是在古典时代之后才出现的：确定这一秩序的变化是要有一套完全不同的资料和一些不同的分析。但是，假如大家相信所处理的文本的话，那么这些态度、这些行为的方式和这些行事与感知的方法就成了质疑的主题、哲学论争的对象和反思如何行动的艺术的要素。(2)一种两人生活的风格学摆脱了各种古代的婚姻管理的戒律：人们又在一种夫妻关系的艺术、一种性垄断的学说和一种共享快感的美学之中发现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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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婚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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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许多次对婚姻的反思，特别是通过公元2世纪斯多葛派的文本，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夫妻关系的模式。这不是说这给婚姻强加了一些新的体制形式，或者要把它纳入一个不同的法律框架里。但是，这不是对各种传统结构的质疑，而是旨在界定一种夫妻之间的共同生活的方式、一种夫妻关系的样式和一种共同生活的方式，它们与古典文本中的说法已经相当不同了。哪怕说得非常夸张，并且使用了一套不合时宜的词汇，但是我们可以说婚姻不再仅仅被视为一种确定家政管理中角色互补性的“婚姻形式”，而且还是男女之间的“婚姻关系”和个人关系。这种婚姻生活的艺术界定了一种具有双重形式、普遍价值和特殊的强度和力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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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双重关系。穆索尼乌斯·鲁弗斯说过，假若有什么东西是符合自然的（kata phusin），那么这就是婚姻。(3)希耶罗克勒为了说明他关于婚姻的演说是出自必然的，进而提出正是自然把我们人类带进了这种夫妻共同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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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原则只是继承了一种十分传统的教训。某些哲学学派、特别是犬儒派所争论的婚姻的自然性通常是以一系列的原因为基础的：男女为了生育必须性交、为了确保后代的教育必须让这种性交以一种稳定的关系延续下去、两人生活能够在提供服务和义务的同时带来一切帮助、舒适和娱乐的总和，最后还有作为城邦的基本要素的家庭构成。根据其中第一种作用，男女的结合具有所有动物共有的原则；根据其他作用，男女的结合则代表着各种通常被认为是人类的和理性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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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婚姻因为自己带来生育和生命共同体的双重职能是自然的事情的这一主题，帝国时代的斯多葛主义者们在继承的同时改变了它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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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穆索尼乌斯。我们可以从他的阐述中发现口气有了某种变化，即从“生育的”目标转向了“群体的”目的。在他的论著《论婚姻的目的》中，有一段话说明了这一点。(5)它一开始讲论的是婚姻目的的双重性：即获得后代和共享生活。然而，穆索尼乌斯立即补充道，生育可以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是它无法以自身证明婚姻的正当性。在提出通常犬儒派都会作出的反对意见的同时，他指出，若是人类只是要后代的话，那么他们完全可以像动物那样做：先结合，然后立即分手。如果他们不是这样做的话，那么他们的目的是共同体：一个生活共同体，其中双方互相关心和爱护，可以比作马车中的两匹连缰之马，若是它们只注意自己的这一边，那么马车就无法前进。如果说穆索尼乌斯偏爱以生儿育女为目标的帮助和援助的关系，那么这是不正确的。但是，这些目标必须被纳入惟一的共同生活的方式之中。配偶双方的相互关心和共同抚养后代是这一根本方式的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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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索尼乌斯在另一段话中指出了这一结合的方式是怎样被大自然纳入每个个体之中。在《论婚姻是哲学的障碍》一书(6)中，他提到人种中男女之间最初的分别。穆索尼乌斯讨论了这一事实，即在区别两个性别之后，创造者还想让他们相互接近。然而，穆索尼乌斯又指出，大自然在让他们相互接近的同时，在他们每个人之中置入了一种“强烈的欲望”，一种既想“交合”（homilia）又想“联姻”（koinonia）的欲望。在这两个术语中，第一个（homilia）指的是性关系，第二个（koinonia）则指的是生活共同体。因此，必须明白，人性中有一种根本的和原初的欲望，这种欲望既导致肉体接触，又造成共享生活。这一论点有如下双重结果：这一极端强烈的欲望不仅规定了导致两性交合的运动，而且规定了导向共享生活的运动。与此相反，性关系与通过灵魂的兴趣、感情和共同体把男女个体联结起来的各种关系都属于同一个理性的规划。正是同一种自然的倾向以同等的强度和相同的理性造成了生存的耦合和肉体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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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穆索尼乌斯来说，婚姻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因为它正处于两个不同倾向的交叉点上。一个是肉体的和性的倾向，另一个是理性的和社会的倾向。婚姻的根据在于一种直接导向它这个根本目的的原始的和惟一的倾向，并且通过它而导向它的两个内在结果：产生共同的后代和生活共同体。我们不难明白，穆索尼乌斯可能会说没有什么比婚姻更值得欲求的了（prosphilesteron）。婚姻的自然性不是起因于人们可以从它的实践中得出的那些独一无二的结果，它从最初把婚姻构成为理想目标的倾向一出世时就显示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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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耶罗克勒以十分相似的方式把婚姻奠基于人的“二元”本性之上。对他来说，人类是一些“耦合的”（sunduastikoi）动物。(7)这一观念在一些自然主义者那里已经存在：他们区分了群居的（sunagelastiko）动物和配对的（sunduastikoi）动物。而且，柏拉图在《法律篇》的一段话中提到了这一区分：他向人类列举了这些保持贞洁的动物。当爱情季节来临时，这些群居动物会成双成对，成为“耦合的”畜生。同样，亚里士多德也在《政治学》中提到人的“耦合的”特征，用来表示主奴关系和夫妻关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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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耶罗克勒使用这一观念时则有着各种不同的目的。他认为这一观念只涉及配偶关系，后者的根据和自然性的基础都在于前者之中。在他看来，人性是结构二元的。人是为了两人生活而被置入一种既为他带来后代又可以让他与一个伴侣共度人生的关系之中。对于希耶罗克勒和穆索尼乌斯来说，大自然并不高兴让位于婚姻。它通过一种原始的倾向激发个人结婚；它像推动哲人那样激发每个人。大自然和理性在导向婚姻的运动中相互契合。但是，还必须注意，希耶罗克勒并不把人类成对生活的耦合性和群体生活的“社群性”对立起来，好像它们是两个不相兼容的可能性。人类是为了成对生活而存在的，也是为了生活多样化而存在的。人同时既是耦合的和社会的：双向关系和多元关系是联系在一起的。希耶罗克勒的解释是，一个城邦是由各种作为构成要素的家庭组成的，但是，在每一个家庭之中，一对夫妻则构成它的基础并使之完美。这样，只有当家庭是以夫妻为中心而组织起来时，它才是完整的。因此，我们可以在人类生存的整个过程及其各个方面中发现配偶的二元性：在大自然赋予人的原初体质中，在作为理性创造物的人所必须承担的义务中，在把人与他所属的人类共同体联结起来的社会生活方式中。作为动物，理性生物和通过理性与人类相结合的个体，人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耦合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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