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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性技术的三个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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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四大战略之外，福柯又把18世纪出现的对性的社会控制概括为三个坐标：教育、医疗和人口统计。福柯指出：“正是在同一时期——18世纪末——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性技术……通过教育、医疗和经济，它不仅使性成为世俗事务，而且也成为一种国家事务。确切地说，性成为一种要求整个社会肌体及几乎所有社会的个人把他们自己置于监视之下的事情。说它新，也因为它沿着三条坐标轴伸展：一条是教育，以儿童特殊的性为目标；一条是医疗，目标是妇女特有的性生理；最后是人口统计，目标是自发和自觉的生育控制。”(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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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即通过教育、医疗和人口统计这三种控制手段，个人的性活动成为一项国家事务。它不再处于自由自在、自生自灭的地位，而是被国家控制、监管起来。在此之前，个人的性只与当事人有关，与他人无涉，与社会无涉，更与国家无涉；而在此之后，个人的性变成了一种社会的事务，与国家利益有关的事务，再也不能放任自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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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人，我们早已对国家控制个人的性活动习以为常，我们甚至不会记得、不会知道、不会相信个人的性活动曾经有过一段与国家无关的时期，在那时，性就是单纯的性，它不属于教育的范畴，也不属于医疗的范畴，更与生育控制和人口统计无关。在性的领域，我们变得更加不自由。每一个人私人生活的最后一个领域不仅受到监控，而且已经变成了只给个人选择留下很小空间的国家事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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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权力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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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认为，每一个现代国家对“国家管得太少”这一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箴言都坚信不移，总想运用国家的力量对个人的行为实施日益严密的管理；同马基雅维利主义截然相反，自由主义提出的箴言是“国家管得太多”，或至少有必要怀疑国家管得太多。应该对每一种管理形式加以审查，不仅要审查它为其臣民谋得的利益和幸福，而且要审查它的统治要求的合法性。国家有必要管理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究竟是为什么？(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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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社会的各种事务中，总有一部分是要由国家来管理的。问题在于正确的立场是希望国家管得多些还是管得少些。福柯的政治立场是：伸张个人权利以对抗政府权力，这是一件有益、值得做的事情。(49)在我们度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时，应当确认这样的标准：国家的管束范围与社会的文明程度呈反比关系。换言之，国家需要管的事情越少，社会的文明程度就越高；国家需要管的事情越多，社会的文明程度就越低。原因在于，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与个人自由有关。一个具有较高文明程度的社会，公民的个人自由程度必定较高；而个人自由程度较低的社会，只能算是一个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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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认为：“权力关系本身并不是什么坏的、人们应该从中解放自我的东西。……问题并不在于试图在一种完全透明的交往中消解它们，而在于将法制、管理的技术以及伦理学、气质、自我的实践赋予自我，这些东西将使这些权力游戏得以在最低限度的统治下进行。”(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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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认为，权力是处于弥散状态的东西：“权力无所不在，不是说它包容万物，而是说它来自各方。……权力不是一个机构，不是一种结构，也不是我们具有的某种力量；它是人们给特定社会中一种复杂的战略形势所起的名字。”(51)他特别强调，绝对不可以将权力仅仅同法律或国家机器联系在一起来看，他说：“如果我们在看待权力的时候，仅仅把它同法律和宪法，或者是国家和国家机器联系起来，那就一定会把权力的问题贫困化。权力与法律和国家机器非常不一样，也比后者更复杂、更稠密、更具有渗透性。”(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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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史》第一卷中，福柯又对这一观点加以详细阐述。他说：“我所说的权力，不是指保证一个特定国家的公民的服从的一组机构与机制。也不是与暴力对立的以法规面目出现的征服手段。而且，我头脑里也没有一个集团统治另一个集团的普遍系统的概念，这个系统通过一系列途径充斥整个社会。这一从权力角度所作的分析，决不能以国家极权、法律形式或统治整体为出发点，这些只是权力的最后形式。我认为，权力首先是多重的力量关系，存在于它们运作的领域并构成自己的组织；权力是通过无休止的斗争和较量而转化、增强或倒退着的过程；权力是这些力量关系相互之间的依靠，它们结成一个链锁或体系，或者正相反，分裂和矛盾使它们彼此孤立；最后，权力如同它们据以实施的策略，它的一般构思或在组织机构上的具体化体现在国家机器、法律条文和各种社会领导权中。”(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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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说：“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要把国家权力的重要性和效应减低到最小的程度。我只是觉得过分强调它的作用会导致一种危险，会忽视所有不直接经过国家机器的权力机制和效应，这些权力机制和效应在维护国家方面比国家自身的机构更为有效。在苏联社会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即国家机器换了主人，但是社会的等级、家庭生活、性和身体则或多或少地同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样。你能想像权力的机制在苏联的技术员、工长和工人之间发挥的作用同我们这里有很大的不同吗？”(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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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眼里的权力既不是一元化的国家机构意义上的权力，也不是指一个社会集团用来压迫另一个社会集团的一般统治制度。权力应被理解为在一个特定领域里发挥作用的“权力关系的复合”(55)。当然，法律和国家机器是权力的最纯粹的形式，是权力最赤裸裸的形式，但是，法律和国家绝对不是权力的全部，权力的触角远比法律和国家机器要伸展的更广、更远、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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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从剥夺到占有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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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权力对生命的控制形式主要表现在对生命的剥夺，对于违法越轨的人，权力直接对他的身体施加暴力（普遍存在的残酷的肉刑），权力的最高体现就是剥夺个体的生命。而到了近代，权力控制生命的重心改变了：从剥夺生命改变为占有生命和管理生命，权力不再企图决定生死，而是“管理与控制”生命。福柯是这样说的：“肉体的惩戒和人口的管理构成两极，控制生命的权力组织就围绕它们展开。……这个权力的最高功能也许不再是杀生，而是彻底地占有生命。”(56)“总而言之，在‘肉体’和‘人口’问题上，性成为一个权力的重要对象，这个权力围绕生命的管理而不是死亡的威胁而筹划、组织。”(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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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对生命的占有和管理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肉体的规训，另一个是人口的控制。从17世纪起，支配生命的权力以两种基本形式发展：首先形成的是以个人肉体为中心、把肉体当做机器的规训权力。第二种形式是以种族肉体为中心的控制人口的生物政治，主要是越来越多地介入出生与死亡、健康水准、寿命等生物过程或生命过程。(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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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生命的状态是散漫的，它基本上与知识无关，与权力无关，与政治无关。但是，从近代开始，“生命进入了历史，即人类生命特有的现象进入了知识和权力秩序，进入了政治技艺的领域。”(59)政治权力“这时已直接延及个人的特征，能够触及他的肉体，浸染他的仪瓠态度、言论、见习方式和日常生活”。(60)被占有和管理的生命处于一种驯服的状态，它循规蹈矩，遵命行事，成为权力的被占有物和管理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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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从“血”到“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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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西方社会处于从贵族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时期，社会的上等阶级从贵族转变为资产阶级；社会的价值观也随之改变：从看重血统转变为看重肉体和性。福柯指出：“阶级觉悟的最初形式之一是对肉体的肯定；至少18世纪资产阶级的情况如此。它把贵族的高贵血统变为一个健壮的肌体和健康的性。”(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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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意义上，福柯论述了从“血”的社会向“性”的社会的过渡。处于这两种社会的转折点上的代表人物是萨德。福柯指出：“萨德和最初的优生学者正是‘血腥’向‘性’过渡时代的人物。”(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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