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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从“血”到“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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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西方社会处于从贵族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时期，社会的上等阶级从贵族转变为资产阶级；社会的价值观也随之改变：从看重血统转变为看重肉体和性。福柯指出：“阶级觉悟的最初形式之一是对肉体的肯定；至少18世纪资产阶级的情况如此。它把贵族的高贵血统变为一个健壮的肌体和健康的性。”(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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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意义上，福柯论述了从“血”的社会向“性”的社会的过渡。处于这两种社会的转折点上的代表人物是萨德。福柯指出：“萨德和最初的优生学者正是‘血腥’向‘性’过渡时代的人物。”(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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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将萨德前的社会称为“血腥”的社会。“在这里权力通过血说话：给战败者的恩典，对饥荒的恐惧，死亡的胜利，君主以及他的剑、行刑者、折磨人的刑罚；血是一个具有象征作用的现实。”(63)随后，社会变成了一个性的社会：“权力的机制不得不针对肉体、生命，针对导致它繁荣、强化人类、增强它耐力的因素，以及统治的职能和被利用的能力。通过健康、后代、种族、人类的未来、社会肌体的生命力等主题，权力谈性并对性说话；这性不是一个标志或象征，它是一个对象、一个攻击目标。”(64)“设计于古典时代，使用于19世纪的权力新步骤导致我们的社会从血统的象征走向性的分析。很清楚，没有比血更站在法律、死亡、触犯、象征和君主的一边了；正如性总是站在准则、知识、生命、意义、惩戒和调节一边一样。”(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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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血与性的对立和斗争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心理分析是——从主流上说，只是偶有例外——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与纳粹主义对立的。但心理分析的这一地位是和一个特殊的历史危机相联系的。”(66)当20世纪30年代纳粹主义由于希特勒的崛起而大行其道时，心理分析学派和性学家们受到了迫害，以致性学的中心被迫从欧洲转移到美国。这就使“血”带上恶劣的前现代色彩，而使“性”带上了现代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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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福柯阐述从血到性的转变时，他并没有把这一转变完全等同于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变，因为这一变化并不能概括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变中所发生的所有变化，而只是变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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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权力问题上升为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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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首要问题。在19世纪的西方，贫困问题曾经是首要问题；到了20世纪，贫困问题已退居次要地位，而权力问题上升为首要问题。正如福柯所指出的那样：“在西方工业化社会里，人们最迫切而强烈地关心像‘谁实施权力？如何实施？对谁实施？’这样的问题。而困扰19世纪的贫困问题，对我们社会来说，就不再具有首要的意义了。另一方面，谁在替我们作决定呢？谁在阻止我做这件事，又强迫我做那件事呢？谁在设计我的行为和活动？谁强迫我住在某个特定地区。虽然我在另一个地方工作？构筑我全部生活的这些决定是怎样作出来的？我以为这才是今天的首要问题。我相信，像‘谁实施权力’这样的问题，不可能与‘权力如何发生’这样的问题割裂开来解决。我们当然要找出发号施令的人。我们要注意像议员、部长、秘书长这样的人。但是这并不很重要，因为即使把这些‘决策者’一一指明，我们仍然并不真正知道那些决定为何作出，怎样作出，怎么为大家所接受，又怎样对某些人产生了伤害。”(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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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权力问题时，传统的权力理论关注的是谁掌握权力、谁实施权力一类的问题，而福柯所关注的问题却是权力是如何发生的。换言之，前者关心的是决定是由谁作出的；后者关心的却是决定是如何作出的，结果是怎样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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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传统的权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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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权力理论总是强调权力的否定功能：它惩罚，它制裁，它压抑，它限制。总之，“权力的理论如此强调权力与暴力、法律与违法、自由与意志，特别是国家与独裁（即使后者不再是极权的个人而是以集团面目出现）的问题的重要性。”(68)“这里我们又遇到对某一特定主题的维护：权力一定具有压抑的作用；权力是个坏东西，他只能是消极否定的，等等。在这些情况下，对自身的性的谈论一定意味着一种解放。可是，据我看来，情况要复杂得多。”(69)福柯是第一位提醒我们注意权力的肯定功能、生产性功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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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反复阐述的新权力理论是：权力不仅有压抑功能，还有创造功能和生产功能。“我们应当断然拒绝以这些否定性的辞藻描绘权力的效果：它‘排斥’、它‘压制’、它‘审查’、它‘榨取’、它‘掩蔽’、它‘勾销’。事实上，权力是一种创造；它创造现实，它创造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个人和为他所获的知识都属于这种产物。”(70)“在20世纪60年代，往往把权力定义为一种遏制性的力量：根据当时流行的说法，权力就是禁止或阻止人们做某事。据我看来，权力应该比这个复杂得多。”(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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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本人关于权力的观念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他是这样描述自己观念的转变的：在过去，“我一直接受了传统的有关权力的概念，即把权力看成本质上是一种司法机制，它制订法律，实行禁止和拒绝，产生一系列否定的效果：排除、拒斥、否定、阻碍、掩藏等等。现在我认为这种概念是不充分的。……接触了刑罚系统之后，我确信权力的问题不应该过多地从司法角度来考虑，而是应该关心它的技术、战术和战略。于是我在《监禁与惩罚》中用技术和战略的分析代替了法律和否定性的概念，并进一步把这种方法运用到《性史》中。”(72)在《性史》中，权力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论题。福柯在这部著作中用大量篇幅讨论了权力问题及其与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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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权力的五项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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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史》一书中，福柯将自己的权力理论概括为以下五项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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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权力不可能为人们所获取、把握或分享，人们不能把握它或让它溜走；权力的运用来自无数方面，在各种不平等与运动着的关系的相互影响中进行。它以一组参差不齐变动不居的关系，从无数的地点中被行使。权力既来自下层又来自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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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各种权力关系并非处于其他各类关系（经济过程、知识关系、性关系）之外，而是存在于这种关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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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权力来自下面，从权力关系根源上说，也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存在全面彻底的两元对立。它们不是受控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在日益缩小的社会集团里自上而下产生出来的总体二元对抗，而是在工厂、家庭、机关、形形色色社会团体中形成和运作。局部的对抗通过系列依次返回，从而产生了新的阵线、新的联合、新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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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权力关系既是有意识的，又是非主观的。任何权力的运用都有一系列目标和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由哪个个人的主观意识来选择或决定的。这些权力关系不可归因于个人主体，甚至也不能归因于统治阶级，而是以无名的方式从它们首次出现的局部地点产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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