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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权力问题上升为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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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首要问题。在19世纪的西方，贫困问题曾经是首要问题；到了20世纪，贫困问题已退居次要地位，而权力问题上升为首要问题。正如福柯所指出的那样：“在西方工业化社会里，人们最迫切而强烈地关心像‘谁实施权力？如何实施？对谁实施？’这样的问题。而困扰19世纪的贫困问题，对我们社会来说，就不再具有首要的意义了。另一方面，谁在替我们作决定呢？谁在阻止我做这件事，又强迫我做那件事呢？谁在设计我的行为和活动？谁强迫我住在某个特定地区。虽然我在另一个地方工作？构筑我全部生活的这些决定是怎样作出来的？我以为这才是今天的首要问题。我相信，像‘谁实施权力’这样的问题，不可能与‘权力如何发生’这样的问题割裂开来解决。我们当然要找出发号施令的人。我们要注意像议员、部长、秘书长这样的人。但是这并不很重要，因为即使把这些‘决策者’一一指明，我们仍然并不真正知道那些决定为何作出，怎样作出，怎么为大家所接受，又怎样对某些人产生了伤害。”(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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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权力问题时，传统的权力理论关注的是谁掌握权力、谁实施权力一类的问题，而福柯所关注的问题却是权力是如何发生的。换言之，前者关心的是决定是由谁作出的；后者关心的却是决定是如何作出的，结果是怎样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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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传统的权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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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权力理论总是强调权力的否定功能：它惩罚，它制裁，它压抑，它限制。总之，“权力的理论如此强调权力与暴力、法律与违法、自由与意志，特别是国家与独裁（即使后者不再是极权的个人而是以集团面目出现）的问题的重要性。”(68)“这里我们又遇到对某一特定主题的维护：权力一定具有压抑的作用；权力是个坏东西，他只能是消极否定的，等等。在这些情况下，对自身的性的谈论一定意味着一种解放。可是，据我看来，情况要复杂得多。”(69)福柯是第一位提醒我们注意权力的肯定功能、生产性功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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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反复阐述的新权力理论是：权力不仅有压抑功能，还有创造功能和生产功能。“我们应当断然拒绝以这些否定性的辞藻描绘权力的效果：它‘排斥’、它‘压制’、它‘审查’、它‘榨取’、它‘掩蔽’、它‘勾销’。事实上，权力是一种创造；它创造现实，它创造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个人和为他所获的知识都属于这种产物。”(70)“在20世纪60年代，往往把权力定义为一种遏制性的力量：根据当时流行的说法，权力就是禁止或阻止人们做某事。据我看来，权力应该比这个复杂得多。”(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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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本人关于权力的观念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他是这样描述自己观念的转变的：在过去，“我一直接受了传统的有关权力的概念，即把权力看成本质上是一种司法机制，它制订法律，实行禁止和拒绝，产生一系列否定的效果：排除、拒斥、否定、阻碍、掩藏等等。现在我认为这种概念是不充分的。……接触了刑罚系统之后，我确信权力的问题不应该过多地从司法角度来考虑，而是应该关心它的技术、战术和战略。于是我在《监禁与惩罚》中用技术和战略的分析代替了法律和否定性的概念，并进一步把这种方法运用到《性史》中。”(72)在《性史》中，权力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论题。福柯在这部著作中用大量篇幅讨论了权力问题及其与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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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权力的五项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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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史》一书中，福柯将自己的权力理论概括为以下五项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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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权力不可能为人们所获取、把握或分享，人们不能把握它或让它溜走；权力的运用来自无数方面，在各种不平等与运动着的关系的相互影响中进行。它以一组参差不齐变动不居的关系，从无数的地点中被行使。权力既来自下层又来自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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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各种权力关系并非处于其他各类关系（经济过程、知识关系、性关系）之外，而是存在于这种关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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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权力来自下面，从权力关系根源上说，也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存在全面彻底的两元对立。它们不是受控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在日益缩小的社会集团里自上而下产生出来的总体二元对抗，而是在工厂、家庭、机关、形形色色社会团体中形成和运作。局部的对抗通过系列依次返回，从而产生了新的阵线、新的联合、新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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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权力关系既是有意识的，又是非主观的。任何权力的运用都有一系列目标和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由哪个个人的主观意识来选择或决定的。这些权力关系不可归因于个人主体，甚至也不能归因于统治阶级，而是以无名的方式从它们首次出现的局部地点产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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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阻力。然而，或应该说因此，这个阻力在权力问题上从来没有处于局外位置。人们始终处于权力“之内”，逃避它是不可能的。正如没有权力中心一样，也没有反抗中心和居于反抗中心的统一阶级。存在着许多形形色色的反抗，而每一种特殊情况都以不规则的方式分布于不同的时空之中。有时，一系列反抗的汇合导致了一场重大的变革，即“革命”。但是反抗就像权力一样，而且与它结下不解之缘，通常也发生在无数的、易变的、暂时的地点上。(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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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权力定理与传统权力理论有着明显的差别：传统的权力理论认为，权力是被某些人占有的，而另一些人没有权力；福柯却认为，权力是不能被占有的，它只是在运作着。传统权力理论认为权力是独立存在的一种力量；福柯却认为，权力在各种关系之中，而不是在它们之外独立存在的。传统权力理论认为，权力是自上而下的，有权力者在上，无权力者在下；福柯却认为，权力是自下而上的，也不存在一个界线分明的二元对立结构。传统权力理论认为，权力是有主观意识的，它可以作出独立的选择和决定；福柯却认为，权力是非主观的，不能由个人作出独立的选择和决定，权力也没有一定的目标。传统权力理论认为，某些人是处在权力之外的，他们对权力的抵制是在权力之外做出的；福柯却认为，没有人能够处于权力之外，所有的人都处于权力之内，他们对权力的反抗和抵制也只能是在权力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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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与权力理论有关的五种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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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在一次讲座中将他的权力理论所涉及的方法论问题概括为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与前述五项定理略有差异，而且是从方法论角度加以论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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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避免统治权和个人主体的服从这一对概念，而使用支配和压制的概念。福柯指出：“用支配和压制的问题来代替统治与服从的问题。”我们的分析不应该关心处于中心位置的受到调节的合法形式的权力，不应该关心驱使它们工作的普遍的机制，以及由此带来的持续的效应。正相反，应该关注权力的极端状况，权力的最终归宿，权力的微细管道，也就是说，权力的区域的和局部的形式和机构。……我试图找出惩罚和惩罚的权力是以何种方式有效地体现在某些与折磨和囚禁有关的局部的、区域性的和具体的制度之中，并把这些因素放在一种有效的惩罚机器的背景之下——既是制度化的，又具有物质形态，既受到调节，又非常粗暴。换言之，我们应该在权力实施的极端情况下把握它，在那里，权力总是呈现出不太合法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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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们的分析不应该关心权力的自觉的意向和决策的层面；我们不应该从内部的视角来看待权力，不应该问那种令人迷惑不解、难以回答的问题：“谁拥有权力，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拥有权力的人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在权力完全投入到真实有效的实践中的地方研究权力。我们要研究的是权力外在的形象，要研究权力与其对象、目标、应用领域的直接的关系，在它安置自己并产生实际效应的地方。因此，我们不要问为什么某些人渴望支配，他们寻求的是什么，他们的整体战略是什么。我们应该问，在不断开展的压制活动中，在征服我们的身体，支配我们的姿势，规定我们的行为的不断的过程中，事情的发展是怎样的。换句话说，不要去看统治权孤傲的一面，而是要去发现受统治的臣民是怎样通过多种机体、势力、能量、材料、欲望、思想，逐渐地、持续地、现实地、具体地被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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