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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否定六大公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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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将福柯的权力理论概括为对传统权力理论的六大公设的否定。这六大公设是：所有物公设、定位公设、从属公设、本质或属性公设、模态公设和合法性公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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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所有物公设：权力是夺得权力阶级的所有物。福柯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权力只是一种状态，而不是某些人或机构的所有物。权力“只是一些配置、操练、战术、技术、运作”；“它被运用而非被拥有，它不是统治阶级获取或保有的特权，而是其策略位置的整体效应。”福柯的观点并不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而是为我们展示了与传统史观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画面，另一种风景，另一种人物角色，另一种程序：“无数的对抗点、不稳定聚集，各个都包含冲突、斗争及至少是力量关系暂时颠倒之危机”，既毫无类似性也毫无同质性，不具任何单义性，只有一种可能的连续原创类型。权力不具同质性，只被特异性、被权力所通过的特异点所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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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定位公设：权力就是国家的权力，它定位于国家。福柯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国家本身不过是一种整体效果，或构成“权力微观物理学”中不同层级齿轮及聚点的多样性的结果。现代社会可以定义为“规训”社会，但规训不可等同于任何建制或机构，因为它是一种权力或技术，它贯穿所有的机构和建制，并使其以新的模式运作。权力总是区域的，从不是总体的；但它也不是可定位的，因为它总是弥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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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属公设：具体化于国家机器的权力从属于作为下层结构的生产模式。规训体制并不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权力关系并不处于其他类型关系的外部……（它）不在上层结构的位置……它在所有它扮演直接生产角色之处。”权力以其场域的内在性为特征，而不具备超越的统一性；以其线状的连续性为特征，而非各自区隔的整体化：权力是一种系列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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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本质或属性公设：权力有其本质，而且是一种属性，它赋予权力拥有者（统治者）一种资格，使他有别于无权力的人（被统治者）。福柯认为，权力没有本质，权力是操作性的；它也不是一种属性，而是关系：权力关系就是力量关系的整体，它通过被统治力量并不比统治力量少。“权力包围被统治者，通过并穿透他们，权力靠他们支撑，就如同当他们要反抗权力时，也轮到他们要透过权力对他们的运作点来发动一样。”权力关系并不是运作在某一范围中，而是无所不在地存在于所有具特异性之处，如“街坊的争执、父母与孩子的口角、家居的不和、酗酒与滥交、公众吵架与神秘的激情”等力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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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模态公设：权力通过暴力或意识形态施行，不是镇压，便是用欺骗手段使人信仰；不是警察，便是宣传。福柯认为，权力的施行并不通过意识形态，即使当它被加在灵魂上时也一样；而当它被加在身体上时，也不必然靠暴力或镇压来运作。在镇压之前，权力便已“生产现实”；同理，在意识形态化之前，在抽象化及掩饰之前，权力便已“生产真理”。福柯并非无视压抑或意识形态的存在，但认为它们并不构成力量的搏斗，它们仅是搏斗所激起的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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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合法性公设：国家的权力表现在法律上，法律不是被视为一种在粗暴力量强置下的和平状态，就是被当做在斗争中较强者的胜利结果。福柯反对“非法—法律”的粗糙对立，代之以“法规—非法行为”的精微关联。法律是对非法行为的一种管理：有些非法行为由法律所允许并成为统治阶级的特权；有些非法行为被法律所容忍，被当做对被统治阶级的补偿，或对统治阶级的服务；有些非法行为被法律所禁止并被当做统治手段。法律并不比打赢战争的结局更具和平状态：它其实就是战争本身以及运作中的战争策略，正如权力不是统治阶级取得的所有物，而是其策略的实际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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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称福柯的权力理论是“自马克思之后首次出现的全新事物，某种围绕着国家的共犯关系似乎被打破了”。“福柯从未加入对‘法治国家’的崇拜，对他而言，法规条文概念并不比镇压概念强。”(75)应当说，与没有法治的镇压相比，法治是一个进步，认为二者不分轩轾有点太过激烈了。但是，福柯的深刻之处在于揭示出法治国家对人的自由的压制，提醒我们不要以为有了法治就大功告成了。法治对人的压抑和控制有时比赤裸裸的镇压还厉害，而且更不容易引起反抗，也更不容易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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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三大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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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对六大公设的否定之外，德勒兹又将福柯的权力理论概括为三项命题：第一，权力本质上不是镇压的，而是生产性的，它“煽动、激起、生产”；第二，权力的被运用先于被拥有，因为只有在可决定的形式（阶级）与被决定的形式（国家）下，权力才被拥有；第三，权力的运作经由被统治者不亚于统治者，因为它是通过所以结成关系的力量来运作的。德勒兹将福柯的权力理论视为“一种深邃的尼采主义”。(76)在福柯浩繁的权力论说中，这三大命题的概括是最为提纲挈领的：权力是镇压性的还是生产性的？权力是被拥有的还是被运用的？权力的运作是仅仅靠统治者还是也要靠被统治者？在这三大命题上，传统权力理论的观点属于前者，而福柯的观点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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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认为：权力与其说是被占有，不如说是被行使；它不是统治阶级用来掌管被统治阶级的“特权”，而是通过并依靠被统治阶级来行使的。实际上，从“阶级”的角度、以“阶级”的方法思考权力问题也许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权力不是一元的，而它的行使也不是二元的。这种意义上的权力是不存在的，因为存在的只是渗透到社会生活每个角落的“微观权力”和权力关系无穷复合的网络。有鉴于此，“权力”不可能通过各种机构的消亡和国家机构的夺取而一劳永逸地被废除和被获得。由于“权力”多种多样且普遍存在，因而反对权力的斗争应当是局部性的。那么，斗争是否只能是零散的、孤立的呢？也不。因为这些斗争都处于一个网络之中，所以每一次局部斗争都对整个网络产生影响。斗争不可能是总体化的——由单一化的、集权化的、等级化的组织去夺取单一化的、集权化的、等级化的权力；相反，根据一个斗争点与另一个斗争点的水平联系，它倒是系列性的。(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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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赖希命题和尼采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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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将自己在权力问题上的思考概括为赖希命题和尼采命题。他说：“我们刚想把自己从对权力的经济分析中解放出来，就出现了两个有力的命题。一个说权力的机制是压抑。为了简单起见，我想把这称作赖希命题。另一个命题认为权力关系的基础是势力的敌对行动。同样为了方便起见，我把它称为尼采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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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对权力分析的两大方法系统：首先是建立在18世纪哲学中的旧的系统。这种理论把权力看作在统治建立过程中放弃的权利，而契约就是政治权力的诞生地。这样构成的权力有着变成压迫的危险，一旦它过度施展，超越了契约的范围的话。于是我们就有了契约的权力，压迫是它的极限，或者说对极限的超越。与此相对照，另一种方法系统不再根据契约—压迫的方案来分析政治权力，而是从战争—压抑的角度出发。这种压抑不再占据压迫在契约中所处的位置，也就是说，不再是滥用，而恰恰相反，只不过是支配关系的效应和延伸。根据这种观点，在战事连绵的虚假和平中，压抑正是一种永久的势力关系的完成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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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就有了两套权力的分析方案。契约—压迫方案是一种法律的方案，而对支配—压抑或战争—压抑的方案来说，与之相关的对立不像在第一种方案中那样表现为合法与非法的对立，而是斗争与驯服之间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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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近年来我所有的工作都围绕着战争—压抑的方案……”(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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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在《性史》中所一再加以剖析的压抑假说显然属于赖希命题，它主张，权力所做的一切就是压抑，它的限度由一个契约来规定，一旦契约被滥用，就造成了压迫。而按照尼采命题，权力是一场永不停歇的战争，一方要驯服另一方，而不断遭遇到对方的反抗和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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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统治还是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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