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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权力的两种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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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在他论疯癫和监禁的著作中论述了权力的两种主要图式——“瘟疫”图式和“麻风”图式，以及介于这二者之间的一种过渡图式。在现代的规训社会中，统治采用“瘟疫”形式，它在城市中实行分区控制；在古代的君权社会中，统治采用“麻风”图式，它实行驱逐政策。还有一种中介图式：拿破仑图式，在其中，规训功能与君权功能相结合。总之，所有的图式都是跨社会且不断流变的，不断产生新的现实及新的真理形式。(80)在这两种权力图式中，麻风模式是暴力的模式；瘟疫模式是非暴力的规训的模式。从古代到现代，权力的模式大多从麻风模式过渡到瘟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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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图式在精神病问题的处置上可以被概括为监禁模式和规训模式，其分界线在1794年。精神病学史上，古典时期结束的标志是1794年皮内尔解除巴黎比塞特尔收容院疯人的镣铐。而现代时期开始的标志是皮内尔与英国的图克创立的新型精神病院。新型精神病院实行综合道德教育，其道德标准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价值。两种模式一个是暴力、镇压、残忍的模式；另一个是去掉了暴力的外表换上非暴力形式的规训。医务人员享有权威，不是因为他们掌握科学知识，而只是因为他们的地位——他们借用了家长和法官的权威。他们的权威来自新型精神病院的结构。这种结构是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价值观的缩影：以家长权威为中心的父子关系，以司法为中心的罪与罚的关系，以社会和道德秩序为中心的疯癫与无序的关系。(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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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种权力模式中，前者是赤裸裸的暴力；后者是假惺惺的伪善。其目的都是控制人，将人变成驯服的、符合社会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人。从人道主义角度来看，后者的伪善与前者的残忍相比是一个历史的进步。这一点难以否认。但是，福柯希望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即使前者是绝对的恶，后者也并非绝对的善，在它改善和善良的表面现象后面，隐藏的是一种更彻底的控制，是一种更加难以反抗的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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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权力的毛状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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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有一次将权力形象地表述为一种毛状形态的存在。他说：“每当我想到权力的结构，我便想到它毛状形态的存在，想到渗进个人的表层，直入他们的躯体，渗透他们的手势、姿势、言谈和相处之道的程度。”(82)想想我们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有权力在背后起作用，权力的广布程度真不是用法律和国家机器能包含得了的。福柯强调权力机制的复杂性，并且认为：“那种以为国家必须作为权力的源泉为所有组织权力的机器负责的观念，在历史上并不是很有效的，或者是它的有效性已经被穷尽了。”(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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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而现实的社会关系中，权力的存在方式和权力机制是极为复杂的。福柯论述道：“在社会身体的每一个点之间，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在家庭的成员之间，在老师和学生之间，在有知识和无知识的人之间，存在着各种权力关系，它们不仅仅纯粹是巨大的统治权力对个人的投射；它们是具体的、不断变化的、统治权力赖以扎根的土壤，它们使得统治权力的发挥功能成为可能。即使到了现在，家庭并不是国家权力的简单反映和延伸，在对孩子的关系上，它并不作为国家的代表，就如同男人在同女人的关系上也不是作为国家的代表一样。为了让国家能够正常地发挥功能，在男人和女人、成人与儿童之间就必须建立起特定的具有自身结构和相对自律性的统治关系。……经常有一种说法，认为父亲、丈夫、雇主、教师代表了国家的权力，而国家权力本身又‘代表’了阶级的利益。这种说法没有能够考虑到全部运行机制的复杂性、特殊性，它们之间的互相依赖、相互补充和相互阻挠。”(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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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柯眼中，权力关系是多种多样、形态各异的，它们不能简单地互相代表。如果把各具特异性的权力关系全都归结为国家权力，这就使事物过于简单化了。这些权力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共谋关系，它们除了相互依赖，还会相互阻挠。比如，父母对儿童的权力、男人对女人的权力、雇主对雇员的权力、教师对学生的权力都是各不相同的，前者不但不能代表国家权力，有时还会阻挠国家权力的施行。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人常爱提起的一句话：忠孝不能两全——在中国古代的服丧制度中，家庭的权力甚至会与国家的权力发生直接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说父亲代表了国家的权力就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概括了。这就是权力存在方式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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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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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福柯的权力概念来看法西斯主义，就会有新的发现。这同我们心目中关于独裁专政的法西斯主义的看法相比要深刻得多：“用‘独裁专政’这个字眼来形容纳粹主义，就一般意义而言，是真实的，但若相对来看，则变得虚假不实。你只要想想一个人在纳粹政权底下，只要他是个党卫军人，或者签名加入国社党，就能获得的权力吧！在现实中，你就可以任意杀害你的邻居，抢占他的太太、房子。……事实上，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专制独裁’——某一个人的权力——正好相反，你可以说，在纳粹这类政权下，权力最为人所厌恶、所憎恨的（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最令人陶醉、沉迷的）部分，是被赋予了相当多数的民众。”“只有在民众内部仍有相当多数的人行使着国家机器进行压迫、控制、统治等诸多职能的情况下，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才有存在的可能。”(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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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之下，权力分散到社会中下层的人群当中，权力的实施也绝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权力的这种运作方式就像是福柯权力理论的注解。为了证实福柯的权力理论，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简直是一个绝妙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专政，许多一般被认为无权的小人物全都体验了残忍、专横和绝对的权力的滋味，对他人生杀予夺的权力的滋味。如果说这个例子过于极端、过于短暂，那么父权制的家庭这种权力结构的存在就是一个悠长而普遍的例子了。在这种家庭结构中，每一个赤贫的、可怜的、无权无势的男人都可以仅仅因为他是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一个男人而欺压子女、妻子和女人。因此，福柯的权力理论不难理解，只要想想老式的父权制家庭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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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全景敞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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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柯关于权力的理论中，全景敞视理论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理论的形象化解释应当是奥威尔那部著名的反面乌托邦小说《1984》中的老大哥，他的目光像上帝，监视着人们的一举一动。福柯认为，周密地监视“平民百姓、无产阶级和农民”，实施普遍的、连续不断的监视，在一些新的政权形式下，第一次成为可行的了。“可以说这种发明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西，就是敞视式监狱主义。”(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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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敞视理论的最早倡导者是边沁及其圆形监狱的设想。他的圆形监狱设计思想是：“持续不断地处于监察者的睽睽目光之下，实际上就是摆脱做坏事的力量乃至于要做坏事的想法。”边沁承认，他的新发明，是要牺牲“自由公民的自由精神和活力”，换取“士兵式的机械训诫”，制造“一批人形的机器”。这一设计可能会显得丧心病狂，但他坚信，它是保证最大多数人利益的不可替代的手段。边沁说：“叫他们士兵也好，称他们机器也罢，只要他们是幸福的，我就不会在乎。”(87)“在圆形监狱中，每一个人根据他的位置被所有的人或某些人所观察。这里存在着总体的和不断流通的猜疑，因为没有一个绝对的点。”(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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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圆形监狱的设想之所以令福柯激动，那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一切令他憎恶的东西中，他恐怕难以找到比这更突出的典型了”。而这也是尼采曾说过他最害怕出现的世界。那世界犹如一部“巨大的发条装置，它由越来越细小、越来越精巧地‘调试过的’齿轮所组成”，其中存在着“太多的、而且越来越多的各种支配和控制的因素”，个人在其中体现着“最小的力量、最小的价值”。(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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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说：“监禁的体系只需要付出很小的代价。没有必要发展军备、增加暴力和进行有形的控制。只要有注视的目光就行了。一种监视的目光，每一个人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之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监禁。这个办法真是妙极了：权力可以如水银泻地般地得到具体而微的实施，而又只需花费最小的代价。当边沁认识到他的发现的意义之后，禁不住要把它称为哥伦布之蛋，这个方案与君主体制的统治正好相反。”(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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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将敞视监狱的设想看做“关于呈现理想形态的权力机制的图解”。这种监视“使权力与人相分离”，使人变得温顺、“合乎标准”，像现代军队中的士兵一样，随时准备接受上级的命令。其结果是一种“权力的自动运作”，一种“权力的化境”。敞视监狱主义这一抽象观念，说明了许多正在改变现代生活的真实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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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在一次访谈中谈到：“我在书中引用了一段优美的描述，把总检察长说成是皇帝的眼睛，从巴黎的总检察长到外省卑微的助理公诉员，他们都用同样的目光注视着任何对秩序的破坏，预防着罪恶的危险，对任何越轨的行为实施惩罚。这种普遍的注视一旦松懈下来，国家的垮台也就迫在眉睫了。与其说是国家机器征用了圆形监狱体系，倒不如说国家机器建立在小范围的、局部的、散布的圆形监狱体系之上。因此，如果要把握权力机制的全部复杂性和细节的话，我们就不能局限于仅仅对国家机器进行分析。这里应该避免某种程式化——顺便说一下，马克思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即把权力局限于国家机器，把它看成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主要的、特权的、甚至是唯一的权力工具。”(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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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认为，当福柯定义全景敞视理论时，他有时将它限定为监狱这一具体事物中的光线设置，有时将它限定为一种机器。全景敞视理论的抽象公式因而不再是“看而不被看”，而是在任意一个人类多样性中强加任意一种教化；或将任意任务或教化强加于任意个体多样性之纯粹功能。既不需要赋予功能目标或方法的形式（教育、照料、惩戒、使生产），亦不需考虑功能所奠基于上的定型物质（囚犯、病人、学童、疯子、工人、军人）。全景敞视在18世纪末就贯穿所有这些形式，也适用于所有这些物质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成为权力之范畴：一种纯粹的规训功能。(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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