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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性不应成为立法惩罚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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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的“越轨”和“犯规”方面，福柯有一个最惊世骇俗的观点，那就是：性不应当成为立法惩罚的对象。这一观点的提出受到了法国历史的启发。福柯说：“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希望当代与性有关的法律制度能够得到打破和放松。这种法律制度并不古老，因为1810年的刑法中有关性的内容非常之少，似乎性与法律无关；到了19世纪，尤其是20世纪，在贝当时期或者米约修正案（1960年）中，有关性的立法才越来越具有压制性。”(128)在另一处，福柯这样讲到性立法的历史：“直到1960年，法律一直朝压制的方向发展。1810年的法典没有提到性犯罪：这是欧洲唯一一部不对同性恋进行惩罚的法典。”再早些时对性是有严厉法律的，如对同性恋有过两例死刑判决，对通奸也有严厉的法律。“所有18世纪末的改革者都明确了这样的原则，即私人生活与法律无关。”“在1787到1788年，革命的法律废除了几乎所有的性犯罪。我确信，拿破仑社会尽管在某些方面非常死板，其实却是一个相当宽容的社会。”(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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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法律越来越多地涉入性的领域，社会观念中增加了一种关于“危险的个人”的范畴：“在过去，法律禁止一些行为，这些行为种类繁多，以致人们从来就搞不清楚那都是些什么，但是法律一直关注着这些行为。某些形式的行为受到惩处。现在，我们要界定的，法律、法官和医生要关心的，是危险的个人。我们将拥有一个危险的社会，一方面有人处在危险中，另一方面存在着危险的人。性不再是一种被戒律束缚的行为，而是一个到处游荡的威胁，一个无所不在的幽灵，这个幽灵活动在男人和女人之间，成人和儿童之间，还可能在成人们中间。性将在一切社会关系中构成威胁，在不同的年龄群体之间，在个体与个体之间。面对这片阴影，这个幽灵，这种威胁，当局通过一般的立法以及一系列特殊的干预来加强控制，这些特殊的干预可以是法律机构在医学机构的支持下做出的。于是我们就有了对性的新的监禁体制，但是，在20世纪下半叶，那种罪名已经消失了，它仅仅以‘危险’的形式出现，一种普遍的危险，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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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在性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从原则上可以说，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受任何一种立法的制约。“我们必须同时思考没有法律的性和没有国王的权力。”(131)福柯指出：“我想挑明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性都不应该服从任何形式的立法。就是这样。但是还有两个领域对我来说存在着问题。一个是强奸，一个是儿童。”(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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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问题应当如何解决呢？对于强奸问题，福柯是这样想的：“我们总是能够炮制这样的理论话语，其大意为：在任何情况下，性都不应该成为惩罚的对象。如果我们惩罚强奸，我们只是在惩罚身体的暴力，而不是其他。这只不过是身体侵犯的一种：用拳头击打某人的脸和把阴茎插到他人的……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差别。（强奸）不是性，而是必须受到惩罚的身体暴力，但却不需要把性的问题考虑在内。”(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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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涉及儿童的性行为，福柯提出了如下建议：“能够建议有这样的法律吗：一个人能够与一个同意的孩子、一个不拒绝自己的孩子发生任何一种关系——而这将与法律无关？……我忍不住要说：如果孩子并不拒绝，就没有理由惩罚任何行为。”(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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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18世纪末的法律可以完全没有性犯罪的内容？为什么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能够提出“私人生活与法律无关”的原则，而当今世界所有的社会全都设立了各种名目的性犯罪，立法加以惩罚？这是社会的进步还是退步？国家和司法对性的干涉越多，个人的自由就越少；而国家对性的干涉越少，则个人自由越多。这就是福柯提出“性不应成为立法惩罚对象”这一思想背后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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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从性中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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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向以为，在弗洛伊德之前，性一直处于一种沉睡状态，直到弗洛伊德石破天惊地发一声喊，性欲才被唤醒。其实，这种断代法是错误的。性的唤醒远在弗洛伊德之前。那么人们为什么会犯这种错误呢？按照福柯的看法，“他们只不过是在一种早已开始的过程面前措手不及，尽管他们毫无知觉，却早已被四面包围；他们完全归功于弗洛伊德的东西已经走过一段很长的准备时期；他们把我们社会中一种普遍的性状态展布建立的年代搞错了。……他们认为，弗洛伊德最终通过一种突然的逆转，恢复了被剥夺如此之久的性欲所应有的一份地位。”(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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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柯看来，所谓弗洛伊德的唤醒不过是一场闹剧：“我们装模作样假装把性欲从沉睡中唤醒，每样东西——我们的话语，我们的风俗，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法规，我们的知识——都在光天化日之下积极地生产并闹闹嚷嚷地鼓吹着性。”(136)其实，性不但一直在权力的话语中被当做控制生命和个人的工具，而且它已经到了“性的专政”的地位。性并没有被剥夺，而是一直在喋喋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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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说：“权力已把人变成了性爱怪物。”按照福柯的看法，这几个世纪以来，我们所经历的根本不是性压抑，而是性的专政。福柯竟至于提出这样的口号：应当打倒性爱专政，发现其他类型的身体快感。这个口号听上去虽然过于惊世骇俗，过于匪夷所思，但是它的确将福柯的激烈看法表达得淋漓尽致：性的话语在几个世纪的统治之后，早已成为限制人们自由的桎梏。让我们摆脱它的专政，去看看其他的风景，去找寻其他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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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何说：“有一个运动今天正在成形，我认为这个运动是对‘性多多益善’、‘有关性的真理多多益善’的潮流的反动，那种潮流已经奴役了我们许多个世纪。它致力于创造……而不是‘重新发现’……其他形式的快乐、关系、共存、依附、爱情。”(137)“看看在孩子们身上发生些什么吧。有人说儿童的生活是充满性色彩的，从哺乳期一直到青春期。从阅读的意愿到对卡通的喜爱，一切无不与性有关。你敢肯定这类的话语能起到解放的作用吗？你能肯定那不会把孩子锁进性的牢笼吗？……成人们把多态性视为反常，以此来宽慰自己，再用他们自己的性把它涂上一层沉闷单调的颜色。……儿童有五花八门的快乐，而性的栅栏则是囚禁这些快乐的监狱。”(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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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呼吁人们从“性的专政”中挣脱出来，去寻找各种各样其他的快乐，冲决性的监狱，打破性的栅栏。他激情澎湃地说：“我赞成所有快乐的分散化、局部化和私有化，我们正在发明各种新快感！那是超越性爱的快感！”(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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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性：解读福柯《性史》 权力与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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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德里亚尔写了一本评论著作《忘掉福柯》，他认为福柯的话语是其所描述的权力的一面镜子，即一个相反而相同的权力话语。理由是，福柯的话语溢满其对象（权力）的最细微隐蔽之处，因而与之重合，没有给能够限制和对抗权力的“现实”留下任何空间。他批评福柯是对影子作战。此外，福柯之所以能够谈论权力和性，是因为福柯意义上的权力已经瓦解了。他批评福柯把权力和反抗视为同一本质。这实际上堵塞了反抗的可能性。(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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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确十分反感左派的反压抑高调，他说过：当我们不断重弹反压抑的高调时，事情还是老样子。每个人都可以唱动听的调子，但是不会有真正的听众。然而，福柯真是取消了反抗的可能性吗？在与权力的关系中，福柯一向强调，反抗是首要的。他竭力主张反抗压迫，曾多次引用尼采的一个思想：任何权力都是战争，“一场用其他手段继续的战争”。(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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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反对正确与错误、统治与被统治的两分结构，他对于人们的误解感到尴尬和遗憾，因为他们以为同意福柯的观点，就应当站在癫狂、罪犯和性的一方，就是癫狂万岁、罪犯万岁、性万岁。福柯警告说：“应该站在正确的一方，但是同时要努力消除造成两个方面对立的机制，消除我们选择的这一方的虚假的统一性和虚幻的‘本质’。”(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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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在反抗权力的问题上，十分强调消除二元对立机制。在他心目中，这个社会并不是两种力量的对立，其中一方正确，另一方错误；一方革命，另一方反动；一方应当被打倒，另一方应当万岁。我方并不是一个统一体，对方也没有一种固定的反动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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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否就不需要反抗权力了？当然需要。但是，反抗是随时随地的，是局部的。他强调“抵抗点的多样性”。(143)当福柯说，“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阻力”时，他所谓阻力，就是反抗、抵抗和抵制。他说：“我所谓的反抗不是一种实体。它并不先于它所反对的权力。它与权力是共生的、同时存在的。……我并不是要提出一种反抗的实体对应权力的实体。我只是说：只要存在着权力关系，就会存在反抗的可能性。”(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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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权力理论既不同于一味维护国家权力的理论，也不同于夺取国家权力的理论。正如福柯的传记作家谢里登所说：“另一种理论，另一种斗争实践，另一种策略组织从福柯的著作里产生出来。”(145)那就是随时随地反抗权力、抵制权力的理论。“福柯的谱系学是应那些受权力压迫的人的要求而对权力的揭露。它的锋芒还直指那些为了自身利益而要夺取政权的人。……每场权力斗争都有三个而不是两个派别：不仅有那些掌权者和将要掌权者，而且还有那些受权力压迫者。”(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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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指出：“如果权力是‘被行使的而不是被占有的’；如果权力实际上是散在的，而不是集中在某个由少数人组成的统治阶级手里；如果权力只能透过‘和某个知识领域相关联的政体’来理解；如果这种知识的影响可以在每一个单个的人的自然倾向和爱好中被识别出来；那么，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旧公式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为达到改变世界的目的，除了需要改变经济和社会之外，还需要改变我们自己、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和我们所有的旧‘认识’方式。因而，‘夺取’和行使某种专政式的权力，可能只是在新的名目下把各种旧的隶属化形式再生出来，就像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显然已经发生的那样，那里，像同性恋者和吸毒者这样的人常常一如既往地受着粗暴的待遇。”(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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