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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吴欢欢|“无故事”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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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宗生产大队——这是我故乡正式的行政名称。我的故乡在海口市郊，离市中心仅仅二十多公里，名曰龙泉镇富伟村，整个村庄包含九个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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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出生，便随爸妈进城，在城市里生活二十多载。小时候也仅在过年才随爸妈回乡祭祖。随着年龄渐长，尤其是上了大学后，回乡的次数就越发的少，甚至连着好几年都不回去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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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故乡如果不是应该“逃离”的地方，也至少是要“走出”的地方。小时候爸妈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人穷志不穷”，鼓励我好好念书，做个“城里人”、有文化的人。这在我看来不过是很平常的生活样貌，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其中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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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连着附近几个乡镇——龙塘、龙桥、永兴、遵潭等，方圆一百公里，俗称“羊山地区”。一万年前火山爆发，地下熔岩喷发流溢形成高低起伏的丘陵地貌，如今这里绿水青山，是名副其实的海口后花园。福兮祸之所伏，虽天赐美景，却因地理环境的影响，“羊山”一度成了海口甚至海南贫困地区的代名词——玄武岩火山地貌不适宜农业耕作，土地细碎且地块不平整，石头多，水利灌溉设施条件极差。无法依靠耕作糊口的人们很早就开始向外寻求谋生之道。没法耕养，只能生养，不能树木，只能树人。羊山地区的教育氛围很浓厚，十多年来，依托城市的教育资源，从羊山地区走出了很多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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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似乎并没有人以故乡为荣，父母几乎不会主动跟我谈起故乡的人或事。倒是长大后，游学在外的我开始有了寻根的焦虑。我逐渐意识到，如同人走不出他的童年，人也走不出与他有千丝万缕、或隐或显的联系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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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追寻儿时对故乡的稀薄记忆，向爸妈问起那些于我而言是如此缥缈的人和事。我会问起整个宗族的谱系，问起家乡独特的习俗，问起人们的生命观念，问起村子的日常……然而得到的只是迟钝、模糊而简单的答案——爸妈也已经习惯了城里的生活，乡村旧事早已随时空流转而变得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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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发现，不仅爸妈如此，爸妈的同辈们也如此。他们几乎不谈祖辈，也不谈太多的生活琐事。代际交流是如此的少，父辈对子辈几乎没有权威，以至于一个人如果步入老年，尤其是丧偶之后，就算他们还没有入土，也会不参与村中的祭祀活动和公共事务，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父亲同辈人之间的交流少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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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少，一方面是村庄的地理环境与耕作的自然条件决定的。由于地块的细碎和不平整，羊山地区的人们很难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活动，每家每户的土地七零八落，甚至相距甚远，人们不需要也不能协同生产，耕种的事只能自家解决，少了许多人情往来，甚至很少碰面谈天。加上海南气候宜人，一年四季都可以耕种，没有很明显的农闲和农忙分际，因此整个村子的人，或者说这个地区的人们都不善言谈，没有多余的谈资。这里没有所谓的唠嗑文化，村民的性格上稍显木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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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城市化步伐加快。过去村子里以代际为基础或者以性别为基础的家庭半工（指木工、石匠、漆工等）半耕的家计模式是很明显的。由于非常靠近城市，近十年来，青壮年劳动力与父辈分家后便举家迁居市里创业、打工。上小学的时候，从大年初一到二十，几乎天天都能和爸妈到七大姑八大姨家“吃公期”（“公期”是当地习俗，每个村子都会在春节的固定某一天宰牲宴请来拜年的外村亲戚）。后来政府以反对铺张浪费为由禁止村民们再办“公期”，结果村民积极响应，他们一致认为“公期”虽热闹，有年味儿，但操办得太辛苦，且以这样的方式维系人际关系成本太高，只要去过别人家“吃公期”，自己就得办“公期”。“公期”销声匿迹后，人们过年几乎不再相互走访拜年了。近十年举家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村子里出现了“空心化”现象，过春节时，人们连小年都省了，村里人只在除夕和大年初一能碰面，除了祭祖之外，最多聚在一起打上一天的牌，这是他们为数不多的交流机会。日常互动的贫乏造成的结果是交流浮于表面，止于寒暄，人们除了知道某某家好像做什么生意、孩子工作与否之外，对其境况再别无所知。父辈们相互间已经如此生疏，虽然过年过节大家彼此问候如初，却没有什么强烈的感情关联，子辈们相互间更是好几年难得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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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就不太擅长讲故事的村民，现在相互间甚至“没有故事”可以分享。就像城里人一样，“不同的人过着看似不同的日子，他们对彼此保持着知与不知的底线，互相尊重着”。他们偶尔会互通消息，也不过是因为一些村里的公共事务——修路、买鞭炮、请公（公可能是祖先也是可能是贤人，被奉为神）等。爸爸说，大家都有手机能上微信后，虽互加好友并建起了群，联系是方便了，但关系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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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村民们没有故事，是因为小农的耕种方式，让他们的互动模式恍如老子所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现在村民们没有故事，是因为横亘在他们面前的城市——一座巨型而无情的时空切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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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宗法情结与乡村文化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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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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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回潮，祠堂成为现代乡村生活中别样的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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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祭拜烧香是宗教活动，不如说是交流诉说，他们拜的不是神而是“熟人”，与神“沟通”遵循的是世俗世界的熟人逻辑。而我们对于这些活动的态度，不能只将其视为农民的落后愚昧，也应看到这些活动的组织力、凝聚力，以及在农村价值冲突、社会失范现象越来越多时，它们在道德、文化、娱乐方面的作用——充分发挥其积极力量，增强村庄活力，维护村庄秩序。毕竟，生活意义与社会结构是“神”与“形”的关系，形承载神，神渲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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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缘关系是天然的紧密关系，也是天然的合作关系。村庄一旦卸去了竞争性外衣，就有可能成为人们的归属之所。在外拼搏的农村年轻人，皆有责任为本族事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公共精神是解决矛盾的润滑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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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黄丽芬|祠堂落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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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几年回家过年，走亲访友时，发现在不同的村子里，发生着相似的变化。比如，道路两旁的房子越盖越高，式样也不断翻新；各色代步工具呼啸而过，人们在路上相遇时打招呼的方式大都变成了点头致意；姑娘媳妇化起了妆，儿童少年手上拿着新得的电子产品。行走在乡村，沿途的风貌焕然一新：平整的水泥路，细幼的行道树，高耸的路灯，新增的垃圾桶，这些“城市元素”改变了原本泥泞、黑暗、脏污的乡间小道。去过很多初高中同学家之后，我发现虽然每个村子的格局样貌各有不同，但是很多村子在中央地带都有一座庄严古朴的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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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回家不久，父亲就接到村里的来电，说腊月二十三接新塑成的太公（当地由能人巧匠雕刻而成的木质偶像）回祠堂坐镇，每家每户都要派出红丁（村里的男性青壮年劳动力）作为代表，每两家租上一辆车去县里木雕店迎太公。腊月二十五为祠堂落成日，不论男女，凡是在村里出生的、长大的都得回去，参加祠堂落成礼。虽然我家十几年前就从村里搬迁至县城，但是户口还在村里，许多人情往来与村庄联系密切。村里与我家情况相似的人家自是不在少数，借着这个机会，我跟着父亲回到小时候朝夕相处的小村庄，以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式，见证了这场祠堂的落成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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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建筑风格与集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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