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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杨华|竞争与归属：宗族里的年轻人与年轻人的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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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南农村主要是单姓村落，一个宗族占据一个村落或数个村落。大一点儿的村落都有自己的宗祠。宗祠用于供奉祖先、祭祀、举办红白事及召开村民会议，既是信仰的象征，又有现实生活的功能。根据我的调查和观察，这几年湘南一带正在兴起一股新的重建祠堂的浪潮。这股浪潮主要是将旧有的、狭窄的老式瓦房祠堂拆掉，扩建为宽阔的、两层水泥建筑的雄伟新式祠堂。有些村落的老祠堂在大集体时代就倒塌了，之后一直未重建，现在也趁着这股浪潮将祠堂重建了起来。我们对面马公里三组湾于2014年重建了祠堂，原来的祠堂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倒掉了，当时祠堂也很狭窄，举办红白事时只能放下六七张桌子。重建之后上下两层楼可放下五十几张桌子。也是在这股浪潮中，周边一个只有五户人家的村落也建起了祠堂，在当地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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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所知道的上两次祠堂扩建和翻修不同，这次祠堂重建浪潮规模更大，气势更足，建筑更豪华。更突出的表现是在重建祠堂的倡议、讨论和施工过程中，一直是三四十岁的年轻一辈在主导。而八十年代初和2000年左右的两次祠堂重建的主导者皆为六七十岁的宗族长者。这些长者在宗族和村落里不仅有协调各方的能力，还有威望、有说分，说出来的话、做出的决定大部分人能听。新近的重建之风，在重建理事会中，五十岁以上的人已很少，更不用说六七十岁的老者。在当地曾有一个村落在重建过程中，率先推出家庭中“五十岁以上的人不做决定”的规定，并在实践中贯彻。旋即这一规定成为当地村落自己搞公益事业的共识，各个村落都在口头上有这种说法。这等于是将村落宗族里年长者排除村落和家庭的决策层，让他们靠边站。这与我们想象中的宗族行事风格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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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印象中，宗族都是长老统治，族长、房头长、家族头人等在宗族里有威望、地位高，老人的决定受到大部分人尊重，年轻人只有等到老年人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才能在家庭和村落里当家做主。尤其是在村落的公益事业中，像建祠堂这样涉及信仰的事情，更是老年人所擅长的。在2000年平屋里湾重建祠堂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六十多岁的老礼生杨书煌，他见老祠堂已经十分陈旧，瓦背漏雨，墙壁腐空，再不重建就会自己垮掉，便每家每户走了一遍，说了利害关系，得到了大多数人家的认可。杨书煌是老礼生，过去每家每户的红白事都由他来主持礼仪和待客，在各家都很有说分。由他来提出动议并主持修建祠堂，大家都没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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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新浪潮中，年轻人首先对修建祠堂提出倡议和做出响应，并在修建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热衷于修建祠堂，他们不是在外边闯荡吗，一年到头才回来几次，修祠堂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即便是待在家乡的年轻人，也多有自己忙碌的营生，为什么即使放下工作也要去操心修祠堂的事？这些都是需要解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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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不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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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杨书煌这一辈的老人都七八十岁了，他们是在集体时代成长起来的人，还有很强的宗族集体观念，个体家庭生活在大队小队集体中，跟宗族家族是一体的，个体家户的利益还没有完全占据主导。那些在集体里做事情，有集体观念、宗族观念，为宗族、普通老百姓抻头办事，做事公道的人就会逐渐崭露头角，得到宗族家户的认可，威望就逐渐增长，并且随着年龄增长，他们说话办事更有分量。所以，在杨书煌及之前，当地主事的人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一茬接一茬的。他们主要是凭借自己的威望办事，办事的主要策略是做说服工作，以理服人，也就是多“到人家家里坐坐”。当杨书煌这一辈人退出宗族舞台之后，按理来说，村落宗族应该由五十到七十岁这一辈人来主事。但是这一波人中却没有成长出有威望、能够服众、抻头带领大家办事的人。即便在小的家族（堂公门下）有这样的人，其威望也无法影响到整个村落。做过村组干部的那些人，有一定办事能力，想在宗族里做些事情，发挥余热，却也只是做些日常性的工作，比如记账、安排事情等，而不是一言九鼎组织办大事情。之所以如此，与这拨人壮年时生活在村落里有关系，也就是说这拨人在其二三十岁至五六十岁这段时间里，刚好赶上改革开放。那时他们主要生活在村里，较少离开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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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后的农村中，宗族在形式上虽较集体时代有所强化——如重建祠堂，一些宗族仪式复兴，但是包产到户使每个家庭成为独立的利益单位。家庭搞得好与不好，与村落集体和宗族的关系越来越小，而与个体的努力和钻营程度有很大关系。从那个时候开始，个人越来越计较小家庭的利益，尤其是妇女，他们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经营小家庭上，而对公共事务越来越淡漠。与此同时，只要家庭的利害与更多的个人努力有关系，而不是与家族的合力有关系，那么个体家庭之间的竞争就会越来越厉害。尤其是在村落、家族内部，大家的起点都是一样的，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如果人家搞得比你好，就说明你努力程度不够，说明你不会钻营不会打拼，总之是没有本事，因此会没有面子。所以每个家庭都拼了命似的争当先进，不甘落后，勇往直前，调动家庭内外所有的力量参与竞争。妯娌之间、兄弟之间的竞争最激烈。谁都不希望落后于人家，谁都希望人家落后，自己超前。这样，就要阻止人家利用自己的资源、公共的资源，而希望自己多占些便宜。所以妯娌之间会将养老的事情相互推诿，会为了一点儿能够用来浇菜的屋檐水、茅厕水而半夜起来吵架，争得天昏地暗。在这个时候，任何一点儿资源都要争得头破血流，因为即便是芝麻大的资源，也是自己在竞争中获胜的法宝，自己争不得，人家争得了，就是人家占了先机，占了便宜，自己就落后了。我记得在八九十年代，我三婶婶是个勤快的人，她在公家的荒地上到处开荒，即使是只能种上十几兜红薯的巴掌大地方，她也占着。我伯娘对我说，那时她经常跟大嫂为争老人屋檐下的水而吵架；也有为争晒谷坪而吵得一塌糊涂的，因为自己多晒点儿粮食，就可以跟天气、气候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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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是走在家庭竞争最前面的人，家里的男人逐渐被她们从宗族里拉进全副武装的竞争性小家庭。激烈的竞争给小家庭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尤其是对于当家人的男人来说压力最大。每个人都想着把外边的资源往家里拽，自己家里的东西则看护得紧紧的，家庭之间的互助少了，而争夺某些财产性物品的现象多了；坐下来沟通讨论的机会少了，因背后议论所产生的误会的多了；相互理解体谅大方的少了，埋怨计较的多了；积累下的恩恩怨怨多了，化解矛盾和恩怨的渠道少了。竞争让每一个人都紧紧地捂着自己，生怕被人家占了便宜，被人家伤害了。那些在竞争中处于下风的村民讲，那时他们就怕跟人家打交道，怕跟人家碰面，更怕坐在一起说话，因为一说话就会从对方身上感受到压力。尤其是碰到那些喜欢显摆的人，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中伤到自己脆弱的心灵。甚至对有些人而言，见到某些人就会感到迎面而来一股巨大的压力。有些承受不了压力的人就搬到镇上租房子住了。前面说的三婶婶家就是在九十年代搬到了镇上。其实镇上离村子不到五公里，但他们选择在镇上租房子，把家里的房子空着。村民们的工作地点在镇上不远的小煤窑里。事实上，多数村民是早上去小煤窑上班，傍晚回来，还能照看家里的农作物。而三婶婶一家搬出去不是为了工作方便，也不是为了享受真正的城镇生活，而是要逃避村里竞争的气氛：远离近距离的攀比，逃离面对面的压力，躲开看得见、摸得着的焦虑和烦恼。只有逃离了这种氛围，才能摆脱无限的竞争压力。像他们这样搬到镇上住的，我们那个小湾子里就有几家。有些家庭感受到的竞争压力太大，而自己无论如何努力都摆脱不了竞争中处于下风的处境，甚至雪上加霜，如果身体还不好，就会被逼入绝境。我在大冶农村调查时发现，有个三十多岁的男子自杀就与此有关。我们湾子杨××的母亲在九十年代自杀，也是由于竞争压力太大，家庭条件、环境无以改善，而自己又有哮喘的慢性病，便喝药自尽。很多妇女看着自己的男人不成器，不能挑起家庭参与竞争的重任，甚至在大好天气下给人家帮忙、耽搁自家的活儿，因此与男人吵架，甚至以喝药自杀相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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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以家户为单位的竞争，带来的最大后果是村民之间锱铢必较、睚眦必报，家庭之间关系疏远，宗族被撕裂、淡忘，村里矛盾丛生。进而，村民不关心公益事业，做公家事务时抻头的少了，自私自利的多了，村民之间谁都不服谁。公益事业越来越难办了，能够号令百家的权威人物也就无法产生。一旦要做公益事业，就会有人出来“拗起”，即扯老事、唱反调、泼冷水、看笑话，尤其是涉及修路、修水、修祠堂等要占地时，即便几分几厘的土地也不相让（有人说自己的地是“金不换”）。2000年平屋里湾重建祠堂的时候，当时就设计要扩大祠堂，还要在祠堂旁边修建大厨房和库房，这就要征用旁边的私人老地基。每户人的老地基不过几平方米，都不多，且土砖房早已垮掉。但是当时各户当家主事的那批人都不同意，反问要地基做什么，不能让出来。工作没做通，就只好在老地基上重建祠堂。到现在人口一多，办事坐不下，祠堂明显建小了。这是对自己的小恩小利过于计较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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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事中，当抻头搞事情的人（或过去抻头的人）与普通村民有恩怨时，“扯老事”就成了钉子户的主要手段。把旧的恩恩怨怨都拉扯出来，不解决这些恩怨就不退让。但事实上，旧的恩怨是解决不了的。解决不了，事情自然就办不了。而现在五六十岁那一拨人，在过去三十多年的竞争中，积累了无数的恩恩怨怨，他们之间相互瞧不起，相互不服气，相互拆台，彼此有怨气。让他们出来抻头办事，一是没有谁有权威，说话没人理会没人听；二是相互之间恩怨太多，摆不平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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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只要这些人的主要利益关系在村庄内部，他们就会将村子当作竞争的场域，竞争对象就是兄弟、堂兄弟及其他宗族成员。竞争会给每个人带来压力，使他们专注于自己的利益而忽略集体和他人利益，使他们把宗族成员当作“敌人”看待，当作自己压力的来源和落后的原因，这样就会撕裂宗族关系，分化割裂血缘、地缘关系，使宗族权威无法生成，同时也会积累因点滴小利导致的恩怨。恩怨虽小，但是纠结于恩怨的人却认为很大，也是很厉害的武器。只要是村庄搞建设要发展，各种恩怨就会死灰复燃、满天飞，成为发展建设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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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五六十岁一代的人来说，他们除了因激烈竞争而导致宗族的扁平化以外，竟然在经济水平上也没有谁能够一枝独秀，成为村落的“富人”而统领大家。这是因为，这一代人的经济利益关系主要在村庄内部，村庄内部稀缺的资源分配又较为均匀——大家虽然竞争很厉害，但是家庭条件都相差无几，富不到哪儿去，也穷不到哪儿去。谁也无法以财气压人，同时谁也没有认命，自甘穷困。因此他们在经济上的分化不大。但是社会关系上的分散却在加剧，家户之间走向扁平的原子化关系，使得宗族权威更加无法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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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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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70后，80后乃至90后）这一拨人，他们有的从九十年代末期开始出去闯荡，有的在2000年以后才出去，他们在外打工、经商或跑业务，无论是做大做强了，还是仅能够维持家庭体面的生活，他们的主要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都已经不在村庄里了。他们每年在过年过节或其他时期偶尔回几趟家，在家跟家人聚聚，在村庄中走动走动，时间非常短暂，与人交往不深入，蜻蜓点水似的，却也可以起到联络感情、加深印象的效果。村庄的社会关系成为他们的辅助关系，不能利用但是又不能断掉，只能找机会维系和强化。在这些不深刻的村庄生活经验中，周遭都是美好的，可以摒弃各种不愉快。过年时相互拜访可以恢复之前中断的社会关系。村庄的社会关系不是他们主要的社会关系，因此就不会在这种关系中跟人产生误会、与人结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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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利益关系不在村庄里。利益关系不在村庄中，也不在土地上，因此就不会在乎村庄中点滴利益的得失，他们的竞争对象不再像他们父辈那样是村里同宗同族的兄弟。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这一拨年轻人不再跟自己的兄弟、堂兄弟比较家庭的好坏，能力的大小，赚钱的多少，谁的房屋建得高大，哪家子女书读得好，等等。相互之间不再攀比，就不会再将对方当作敌人，见到对方也不会感受到压力——以前对方生活得比较好些，一见面无形的压力就出现了，恨不得躲得远远的。而现在，对自家的利益不会像以前那样看得太重、看得太紧，不会生怕对方比自己好了，更不会处处都打压、挤兑对方，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相互体谅就多了起来。利益关系不在村庄中，就不会在村庄里形成争夺利益之势，不争夺利益，就不会介入村庄的矛盾旋涡，就不会产生误会和恩怨。不介入村庄利益纠葛，不但不会产生利益矛盾，也不会介入村庄房分矛盾、家族矛盾，宗族内部家族房分区隔观念淡化，而且不会刻意规避交流，有了交流，误会自然无影无踪。村庄之外的利益关系足够远，使他们不再计较村庄内的小恩小利，也使得他们在村庄公益事业上可以大展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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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利益关系，这里要举一个“分房分”的典型案例。所谓“分房分”，就是在宗族里面讲家族、房分的亲疏远近，导致宗族的不团结。2009年之前，平屋里湾杨姓二房杨老魏是水落岱村的村支书。他做村支书后，二房杨老魏的堂公门下上百口人都对他充满期待，希望能够在他当村支书时捞到点儿好处。但事实上，杨老魏不但不给本家族的人分利，而且在办公事时经常调用本家的青壮年劳动力，还从不发工资，而上面来了工程、项目，杨老魏首先想到的不是本家族，而是长房的某个大家族。二房的人认为杨老魏吃里爬外，于是对他生了怨言，埋怨他没有照顾自己人，并逐渐疏远了他。二房的杨军元就说过，“老魏在位的时候，我奶奶八九十岁了，哪享受过他一丁点儿好处”，意思是杨老魏没有给他奶奶搞低保、救济之类的名额。杨军元的奶奶是杨老魏的七婶婶。后来在杨老魏遭遇来自同村其他村落群众的攻击时，其堂公门下，乃至兄弟、侄子都未曾出面帮忙。家族摒弃了他，这对杨老魏是巨大的打击。杨老魏下台之后，平屋里湾长房的杨国华出任村里的治保主任，分管杨姓四个小组的事务。据二房在村的一些人抱怨，杨国华当干部，村里有什么好事他首先想到的都是自己那个家族，比如要去割柴、挖山、种树之类的，用的工都是他们自己家族的人而不叫二房的人。为此二房的一些人有意见，并从中作梗，使一些项目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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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上述案例要说明：主要利益关系在村里的人，一是容易在乎村庄里的丁点儿利益，计较利害得失；二是也容易因为这丁点儿利益而分房分，以家族为借口，把利益关系上升到家族关系上来，使问题越发复杂，难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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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的利益关系在村庄外部，所以他们的竞争在村庄外部展开，竞争的对象是各职场、生意场的对手。村庄外的竞争与村庄内的竞争有个很大的不同是，村庄外的竞争是非地缘、血缘关系的竞争，或者说是与外人的竞争。村庄内的竞争是自己人的竞争，在自己人评价体系之下的竞争，是不可逃逸的。而与外人之间的竞争是可逃逸的，如果竞争太激烈，压力太大，就可以选择退出，或者进行自我评价。当年轻人选择外部竞争后，村庄内部的竞争就弱了，老一辈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村庄渐趋平静和谐。同时，不再将村民当作竞争对象后，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就较父辈要良善多了，那么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就还可以作为一种资源而存在，它可以是外部竞争可资利用的资源。也就是说，年轻人在外部跟人展开竞争，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参与竞争，而村庄年轻人的关系就可以成为这样一种资源。这就是为什么在外创业的年轻人需要带一个团队的时候，总是希望从村里选择伙伴。就像老一辈人在村庄竞争中，喜欢从妇女的娘家寻找可利用的资源一样。血缘关系是天然的紧密关系，也是天然的合作关系。这个关系在对外竞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用得也很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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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起来，之所以湘南农村会形成“五十岁以上的人不做决定”的规矩，首先因为是五十岁以上的人，其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都在村庄里，以家庭为单位的高度竞争使得宗族分化和社会扁平化加剧，家庭之间的关系恶化，恩怨不断，没有权威人物。如果让他们来做决定办大事，既没有能服众的人，又无法摆平相互之间的恩怨，事情难以办成。而五十岁以下的人，其生活经验、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主要在村庄之外，他们将竞争搬到村外，竞争对象不再是村里的人，这样既不再产生新的恩怨，又可以缓和村庄内的社会关系，由他们来做决定不仅可以摆脱旧的恩怨纠葛，还可以大方地放弃村庄内的小恩小利，甚至做出牺牲，办起事情来就顺利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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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案例比较直观。2000年平屋里湾修祠堂的时候，祠堂周边倒掉的土砖房本来可以征收用于公共建设，但是上一辈人还对这几分地基很在意，所以多数工作都未做通。其中包括当时的小组长（杨山东的父亲）家所有的一块地基，小组长就未统一征收。祠堂建成很多年之后，这块几十平方米的老地基上建成了红砖瓦房牛栏，用于养猪。几年前杨山东的母亲不再养猪了，这块地就空了下来，但房子保存蛮好。这次平屋里湾再次提倡要修祠堂，并打算将祠堂旁边的地基全部征收。杨山东家这块几十平方米的牛栏届时也将被征收。杨山东的母亲仍然有些舍不得，认为房子还很好，拆掉了可惜。但是杨山东表现得很大方，他对他母亲说：“你留着它能做什么呢，还要养猪？”他母亲无以作答。杨山东决定捐出这块地，这当然是做出了牺牲，但他完全可以做出牺牲。他不需要留下这块地来获得财产性收益，无论现在还是未来。三十二岁的杨山东在永州已有三家医药超市，他还是某药业公司在永州市的总代理。在外获得的收益使他完全可以放弃对这块地基的所有权。在对其他地基的征收上，也将是主要做年轻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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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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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回答了村庄公共事务中年轻人适合做决定的原因，接下来要追问的是年轻人为什么热衷于村庄公共事务，尤其是像修祠堂这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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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已经理出了两种性质不同的关系：竞争性关系与非竞争性关系。竞争性关系虽非对抗性关系，但它给人带来生活动力的同时，也容易导致关系的对抗性。竞争性关系往往给人带来压力，带来紧张感，使人处处感觉压抑，透不过气来，不舒畅。竞争性关系使人的神经总是处在高度紧张状态，时时剑拔弩张，做好战斗的准备。竞争的状态就是一种工作状态。一旦进入这个状态，神经就会异常绷紧，想好好休息也休息不了，想放宽心态也放不了。所以竞争关系并不是一种令人身心健康的状态。人们需要从竞争性关系回到非竞争性关系之中，才能使绷紧的神经得到松弛，使奔波的灵魂得以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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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某一社会关系是竞争关系的时候，人总要寻找另外一种关系作为自己的灵魂安放之所。这种关系可以称之为归属关系。家庭内部关系就是一种非竞争性的归属关系。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当家庭也置身于竞争关系之中时，家庭内所有成员的神经都被调动起来了（资源调动），所以在个体家庭内部也难以完成关系的转换，在家庭中也会感受到类似外界的竞争，甚至会因竞争强度过大而使得家庭不和睦，出现夫妻吵架、父子纠纷等问题。所以还需要有一个更大的非竞争性关系让人们来逃逸出竞争性关系，释放竞争带来的压力和压抑感，就像前面有人逃离充满竞争的村庄一样要有个归属之所。在竞争性关系之外来经营一个庞大的非竞争性的关系，是人们当下正在做的事情。朋友圈中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微信群，皆非竞争性关系——离当下越远的同学圈，越是非竞争性的，也就聊得越火热。人们可以在那里暂时逃离残酷的竞争，在纯洁的回忆中找到另一个自己，让紧张压抑的神经得到短暂的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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