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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陈锋|从“偷生”到“逼生”：两个农村媳妇的二胎生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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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腊月二十三是小年，村里家家户户要“祭灶”，这也意味着已经开始过年了。福建省福州市西南部一个小村庄的高氏家族，人丁兴旺。每逢节日或者家里老人过生日时，在外工作、居住的孩子总会从县城或者省城赶回老家，围绕在高老爷子和高老太太身边。全家四代同堂，让人好生羡慕。今天，高家院子里照例又热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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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儿孙们进进出出，高老太太今天却高兴不起来，她反复叨念着：“老三媳妇怎么又躲娘家了？”这是老三媳妇第二次在聚会时躲在娘家“避风头”了。上次是十一月初，老太太过生日，全家上下给老三媳妇打了一天电话，都不能把她“请”回家。最后是三儿子开车直接去她娘家把她硬拽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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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媳妇并不掩饰她躲避的理由：“我一回去肯定又要被你们‘催生’，不回还能落个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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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30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高家三个兄弟和他们的媳妇都在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此前一直受制于计生政策不能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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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宗接代，多子多福”一直是福建地区广大农民的信仰，因此，这里的计划生育工作一直是当地政府最头疼的事情。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让这里的许多农民，尤其是老一辈农民欢呼雀跃。高家三兄弟虽然已经离开农村在外工作，但骨子里依然是地道的农民。如今政策放开，高家老爷子老太太、50后的老大、60后的老二和70后的老三都心生宽慰：对于两位老人，孙辈都能生二胎，“开枝散叶，枝繁叶茂”有指望了；对于老大老二，自己再生已无可能，但他们的孩子都能生二胎，这当然也是喜讯；70后的老三夫妇则有望搭上“末班车”，再要个孩子，因此，他们和侄子侄女们一道成为全家敦促再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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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旁并不多言的老大媳妇看着“全家总动员”来“催生”，心中真是百般滋味涌上心头，她实在不理解，老三媳妇怎么能身在福中不知福：如今国家政策放开了，生育二孩名正言顺，这是她梦寐以求的事情，怎么会有人拒绝生第二个孩子？当年，她们夫妇俩为了生第二个孩子，不得不一辈子“夹着尾巴做人”，直到现在退休，那段经历都还是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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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氏两位老人膝下共养育了三男四女。高老大是他们的长子，也是这个家族的长孙。高老大夫妇都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的第一届考生，后因各种原因，夫妻俩都没上成大学，毕业于师专。中专毕业以后，他们回到家乡的小镇中学任教。1985年，他们生下第一个孩子。因为是个女孩，高家上下怎么也高兴不起来。高老大从小爱读书，学习成绩一直在全镇、全县都排名前列，成为全村的第一个中专生，顺利当上了公办教师。这在农村意味着已经读书“出仕”，可以不用从事农村劳动，吃上“公家粮”。但是，这也意味着高老大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在这重男轻女观念极强的地方，女儿的出生意味着他们将变成“无后”之人。“无后”不仅让高老大自己觉得愧对祖宗，而且受尽别人的数落。高老大夫妇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他的大伯父曾当着他们夫妇的面嘲讽：“会读书有什么用，你再有能耐，断了后什么都白搭！”对高老大媳妇来说，尽管她是农村里少有的受过较高教育的女性，但是，如若未能生育儿子，在家族、家庭里便无地位可言。生闺女成了那段时间高老大夫妇的“耻辱”。后来，他们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将刚出生不到三个月的女儿送到偏僻的老家，由高老太太抚养，并对外宣称，高老大女儿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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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高老大媳妇又怀上第二个孩子。为了不让同事看出自己怀孕，高老大媳妇想尽各种办法，故意束腰、多穿衣服、请病假，幸亏孩子月份大时已到了寒假，这才没被同事识破。1987年1月，高老大夫妇如愿生下了一个儿子。然而，农村是个熟人社会，没有不透风的墙。高老大夫妇生育二孩的事情，不仅乡邻知晓，而且单位的部分同事也知道了。为了避人耳目，他们夫妇俩放弃了乡镇中学的教职，主动申请到偏僻的农村小学执教。高老大夫妇俩为人善良，热爱教育，教学成绩在学区名列前茅。然而，每当高老大夫妇的成绩被上级单位表彰或自己拿着优异的工作成绩申报高级职称时，就有人将他们“超生”的事情写成举报信递到县里、市里甚至是省里，紧接着计生部门就会派人下来调查。最后，他们只能选择“息事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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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老大的大女儿高晓，这个遗留在偏僻老家的小女孩，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见到回家过年的父母。一些大人经常吓唬高晓：“你是黑户，你们家超生，上面会下来把你爸妈都抓走。”高晓说，每每听到这样的话，“我就吓得到每一个邻居家哀求他们，跟他们说，有坏人要抓我爸爸妈妈，请你们都告诉那些人，我不是我爸爸妈妈生的，而是我舅公抱养的女儿”。高晓清晰地记得，年仅七岁的她，能够熟练记住家族中的七大姑八大姨称谓，但是，这不是以高老大夫妇女儿的身份，而是以她舅公抱养女儿的身份。正是如此，年幼的她巧妙地应对了计生干部一次又一次的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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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为了保全工作，高老大夫妇一直不敢再主动申报职称。女儿一天天长大，上了小学后，高老大夫妇才让老人带高晓一起回镇上生活，并在镇上的小学就读。但是，每次家里一有人到访，家人便如惊弓之鸟，高晓更要快速地躲到楼上，直到客人离去。高晓与弟弟年纪差一岁，在一个学校里成了同班同学。但是，她与亲弟弟一直以表姐弟相称。虽然高晓一路成绩拔尖，考上了大学，并上了研究生，但自小东躲西藏受到“特殊待遇”的她十分缺乏安全感，对父母也有一份难以消除的怨念。因此，母女关系一直处得不好，她甚至不能亲昵地喊出一声“妈”。时隔多年，高晓已为人母，她已经谅解了父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但儿时的记忆仍是她的一个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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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末，高老大媳妇年满五十五岁。鉴于她出色的工作成绩，学校还是在她退休前解决了她的高级职称问题。时隔一年，二孩政策宣布将全面放开。拿着高级职称的聘书，高老大媳妇百感交集。2014年，她有了外孙女，2015年，她有了孙子，“两个孩子都吃公家粮，他们也都可以生二胎了，终于可以不用遭我这罪了”。“偷生”二孩几乎成为高老大夫妇一家人的噩梦。但是，高老大夫妇至今不后悔，他们与父辈的想法一样，“有人就有一切，自己受点儿苦受点儿委屈不算什么”。正是如此，高老大的媳妇无法理解高老三的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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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老三夫妇都在县城工作。老三在机关，领着不高的工资，但总算是稳定。老三媳妇通过自己的才干在一家刚转企的事业单位坐上了管理层的位置，收入比老三还高。夫妻俩在县城有一套一百四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也开上了一辆不错的小汽车。儿子已经上初中。二孩政策放开以后，高老三“跃跃欲试”，因为他媳妇是七十年代末出生的，年龄不算太大，因此他想再多要个孩子，高家上下也纷纷给老三媳妇做思想工作。为此，家族还开会讨论了几次。不过，高老三的媳妇却异常坚定地拒绝：“我们俩都上班，爸妈八十多快九十的人，让他们看孩子是不可能，那孩子谁来带？休了产假，我的工作可能就被别人顶替了，老三那点儿钱，怎么养家？另外，谁能保证我第二胎能生女孩？要再生个男孩，我们还得给他再挣一套房子，再娶一个媳妇，我干吗要这么累？生孩子你们说得容易，生养的人又不是你们，所以，你们爱说就说吧。”家族里的成员均认为高老三的媳妇太自我，太自私，几次“逼生”动员会都不欢而散，而“躲在娘家”成了老三媳妇躲避家族动员的惯常招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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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云，我们让妈妈再给你生一个弟弟做伴怎么样？”大人们开始拿高老三的十四岁儿子打趣。“不要，不要，才不要呢，再生一个弟弟，我的东西就得分一半给他，我的家产也就没了一半。”高云一听到这个话题，就会变得很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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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了，一对孝顺儿女带着他们的儿女回来，高老大媳妇觉得，自己这辈子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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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了，账户上儿子读大学的费用已经足够了，明年又可以好好规划下全家外出旅游的线路了。高老三媳妇翻看着全家的旅游照片，觉得这才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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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高万芹|二胎又是一个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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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媳又给家里添了一个小男孩，我心里乐呵了，家里有了两个小侄子，在讲究多子多福、人多就是力量的华北平原，这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然而，回家以后的感受是家里人并没有想象中的高兴，更多的是觉得增添了一份负担。之前，给家里打电话，家里人都说想要个女孩，“儿女双全”比较好。我以为只是他们的一种托词，在如此重男轻女的氛围中，谁不想要男孩呢？没想到如今，他们确确实实想要女孩，最主要的原因是养女孩负担不那么重，养两个男孩的压力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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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男孩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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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里，父母要对儿子的成家立业负主要责任。建/买房、结婚以及生育的费用基本上都是父母在负责，然而，最近几年伴随着市场对家庭再生产的渗透，一个男孩成家立业的成本越来越高。在我们这里定亲、彩礼、三金、婚庆仪式等零碎的费用在十万元左右，再加上建房的成本二十万元左右，结一次婚得三十万元左右（买房支出的差异比较大，一般需要三十万元以上），一对夫妇一年结余三万元，也要十年才可以支付得起，还不算买车等更高层次的消费。如果是两个男孩，起码需要五十万元，一个家庭要保持这样的积累和家庭再生产，最好是儿女们不上大学，日常养育费用不高，家里没有病人等额外的大项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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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妈说娶个媳妇成本高，也是因为农村的女性资源太少了。城乡流动，导致婚姻市场上的农村男性处于弱势地位。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流入城市和优势阶层，如果在城镇里没有一套房子，就有可能娶不到媳妇，最起码也要在村里有套像样的房子。对女性资源的缺乏，村民确实有着深刻的危机感，不少人看到了商机：婚姻介绍所开起来了，媒婆也成了一项赚钱的工作，同时，刺激了小镇的房地产开发，镇上建了越来越多的小产权房和突兀的小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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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妈说：“村里三十岁左右的单身汉估计只能找二婚的，现在农村二婚的姑娘三金、彩礼一样不少，都还抢个骨碌子（栽跟头），村里的姑娘越来越少了，等到孙子这一代结婚时，还不知是个啥形势。”弟媳也说：“两个男孩、两套房子、两辆车子，还不说其他，就不知道得赚到什么时候是个头，现在大家都知道生女孩好，哪像之前为了生个男孩，啥办法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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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姑娘少，还因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出生的这一代人的父母很多仍保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当重男轻女的思想碰撞上了计划生育政策，大多数农民选择保证生一个男孩的底线原则。计划生育前期，虽然一个家庭至少保证生一个男孩，但很多人可以选择多生来实现男女平衡；计划生育后期，很多年轻夫妇受传统观念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双重影响开始理性地计划自己的生育行为，选择少生。九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夫妇，一般选择只生一个男孩，是女孩就堕胎。或者第一胎女孩，第二胎一定保证是男孩，这就导致男女比例失调比较严重，男多女少。再加上这一代父母对男女要求的差异，女孩一般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流向城市，而家里的男孩学习不好，就有可能提早退学变成打工者，留在父母身边给他们养老。现在他们这一代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性别比例失调、婚姻资源的流动性加大，更加凸显了婚姻市场上女性资源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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