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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记：我们眼中的流动中国 高万芹|二胎又是一个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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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媳又给家里添了一个小男孩，我心里乐呵了，家里有了两个小侄子，在讲究多子多福、人多就是力量的华北平原，这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然而，回家以后的感受是家里人并没有想象中的高兴，更多的是觉得增添了一份负担。之前，给家里打电话，家里人都说想要个女孩，“儿女双全”比较好。我以为只是他们的一种托词，在如此重男轻女的氛围中，谁不想要男孩呢？没想到如今，他们确确实实想要女孩，最主要的原因是养女孩负担不那么重，养两个男孩的压力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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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男孩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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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里，父母要对儿子的成家立业负主要责任。建/买房、结婚以及生育的费用基本上都是父母在负责，然而，最近几年伴随着市场对家庭再生产的渗透，一个男孩成家立业的成本越来越高。在我们这里定亲、彩礼、三金、婚庆仪式等零碎的费用在十万元左右，再加上建房的成本二十万元左右，结一次婚得三十万元左右（买房支出的差异比较大，一般需要三十万元以上），一对夫妇一年结余三万元，也要十年才可以支付得起，还不算买车等更高层次的消费。如果是两个男孩，起码需要五十万元，一个家庭要保持这样的积累和家庭再生产，最好是儿女们不上大学，日常养育费用不高，家里没有病人等额外的大项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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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妈说娶个媳妇成本高，也是因为农村的女性资源太少了。城乡流动，导致婚姻市场上的农村男性处于弱势地位。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流入城市和优势阶层，如果在城镇里没有一套房子，就有可能娶不到媳妇，最起码也要在村里有套像样的房子。对女性资源的缺乏，村民确实有着深刻的危机感，不少人看到了商机：婚姻介绍所开起来了，媒婆也成了一项赚钱的工作，同时，刺激了小镇的房地产开发，镇上建了越来越多的小产权房和突兀的小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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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妈说：“村里三十岁左右的单身汉估计只能找二婚的，现在农村二婚的姑娘三金、彩礼一样不少，都还抢个骨碌子（栽跟头），村里的姑娘越来越少了，等到孙子这一代结婚时，还不知是个啥形势。”弟媳也说：“两个男孩、两套房子、两辆车子，还不说其他，就不知道得赚到什么时候是个头，现在大家都知道生女孩好，哪像之前为了生个男孩，啥办法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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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姑娘少，还因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出生的这一代人的父母很多仍保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当重男轻女的思想碰撞上了计划生育政策，大多数农民选择保证生一个男孩的底线原则。计划生育前期，虽然一个家庭至少保证生一个男孩，但很多人可以选择多生来实现男女平衡；计划生育后期，很多年轻夫妇受传统观念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双重影响开始理性地计划自己的生育行为，选择少生。九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夫妇，一般选择只生一个男孩，是女孩就堕胎。或者第一胎女孩，第二胎一定保证是男孩，这就导致男女比例失调比较严重，男多女少。再加上这一代父母对男女要求的差异，女孩一般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流向城市，而家里的男孩学习不好，就有可能提早退学变成打工者，留在父母身边给他们养老。现在他们这一代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性别比例失调、婚姻资源的流动性加大，更加凸显了婚姻市场上女性资源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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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缺乏也被市场所裹挟，通过婚姻消费行为的市场价格来决定谁能获取稀缺资源。城市社会和农村中的中上层男青年便在这场消费竞争中获胜，社会分化和阶层消费竞争的差异拉大，让婚姻市场上的农村女性资源不断地涌向优势阶层。优势阶层所带来的消费行为也让婚姻市场上女性的价格水涨船高，彩礼、婚庆、房子、车子等消费符号成功地绑架农村婚姻市场资源，它们是家庭经济实力和稳定生活质量的保障，然而除了少部分家庭能真正承担如此高的消费外，大部分农民家庭都是被迫卷入面子竞争和资源争夺中的。在城镇里有一套房子也成为很多农村女孩选择对象的必备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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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城市是年轻一代的宿命，它是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部分，然而，问题不在于进城的诉求是错误的，而是在自身经济实力和消费竞争的刺激下，少部分人的生活方式成了大部分人不切实际的要求。在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压力下，走向城镇化的只能是在城市务工经商比较成功、经济实力还不错的人，还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年轻人暂时不能进城，只能是渐进的、在两三代之内接力进城。然而在男女比例失调、婚姻市场结构失衡和消费竞争的压力下，大多数农村青年又不得不参与竞争，参与不起就可能导致婚姻失败，婚姻失败也意味着父母的失责和无能，而这种压力也通过代际责任传递传给了父母。因此，面对不可知的未来、更高的消费预期和农村越来越少的女性资源，生两个男孩的压力对于父母来说是相当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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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子多福与儿女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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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点儿疑惑，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二胎？已经有一个小侄子了，不要也是可以的，况且要二胎要交七万多的社会抚养费。二胎还是弟媳主动要的，即使是想要女孩，当时也可以去查，可以打胎，为什么顺其自然？不光是弟媳、弟弟，就连父母对二胎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想再要一个女孩，另一方面也不是非要女孩不可。既然怀了，那就生吧，既然生了男孩那就养吧，就是压力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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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弟媳一样，村里年轻一代大部分还是选择要二胎，甚至年纪大一点儿的原先只有一个孩子的父母，现在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也想再要一个。与父母一辈的“多子多福”不一样，“儿女双全”是他们的理想状态，如果无法实现儿女双全，两个孩子也算是次优状态。对于他们来说，即使养儿育女的压力再大，也还是想要两个孩子，家里人说“有个伴不孤单”。这个“伴”不只是情感意义上的陪伴，更多的是指在未来的家庭生活中，实实在在能够互相帮扶，包括婚丧嫁娶、养老负担、风险分摊上的“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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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一代的父母考虑更多的是子女的生活风险和养老负担，因为到了自己这一代，很多都是独生子女，没有一个兄弟姐妹来共同抵御风险，一个人多少显得有点儿势单力薄的。并且很多家庭生的还是独生女，女儿也要承担养老的责任，一对夫妻就要养四个老人，出于对下一代养老义务分摊的考虑，一般家庭都想要两个孩子。但对于父母来说，养两个儿子负担又太重了，养个女儿既减轻了养育负担，女儿还可以部分承担养老的责任，是一种较为理想化的状态，特别是随着女性经济收入的提高，以及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优势和家庭地位的提高，女儿在养老方面的优势和重要性也日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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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老年一代还多少残存多子多福的想法，用老爸老妈的话说“人多就是好”。因此，父母对于第二个孙子的出现还是非常高兴的，特别是老爸，总觉得家里男孩子多了好。弟媳他们考虑更多的则是现实的养育问题，让他们不高兴的不是生了两个男孩，而是生了两个男孩后的压力。养两个男孩意味着沉重的负担，意味着不断地付出，意味着自身生活质量的下降。然而，未来子女们的生活压力、养老问题及其各种不确定的风险，使他们愿意要两个孩子，最好是一儿一女，既能解决养老问题，又减轻养育负担。如果真生了两个男孩也就顺其自然吧，毕竟重男轻女的残存思想还在，儿子仍然是养老的主力，因此，两代人在既沉重又欢喜的状态下，接受了“二胎又是个男孩”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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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对家庭生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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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甜蜜的“负担”、幸福的“重量”，两代人并没有唉声叹气，而是想着如何通过打拼过上“好日子”，他们乐意承受这份负担，每个人都在协商和计划，谁出去务工，谁在家里务工，谁来照顾子孙更合理更划算。小孙子的出现也让家庭的生活氛围更加有趣，增添了更多的欢乐，两个孙子一起闹春节，让我这个当姑姑的都有点儿眼花缭乱，而当家里只剩下大人的时候，反而有点儿冷清和无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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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小侄子的出现，让这个家庭又多了份活力，每个人在体验这份幸福的过程中，也更明确了自己肩上的担子，更知道如何经营这个家，特别是弟弟和弟媳，多了份一家之主的感觉。从刚开始按部就班的结婚生子，到真正体会到家庭生活的意义，从懵懂到内化，这一切不再是被动地接受人生任务，而更多的是在家庭伦理生活中，体验生活的奔头，开始关心父母，规划以后的人生。弟弟说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自己还不懂事，还不知道疼孩子，生第二个孩子时他就懂事了，知道疼了。弟弟和弟媳日渐成熟，老爸老妈也在辛苦地劳作，一家人都在用力打拼，为了下一代，也为了下一代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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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弟弟一样，很多人都选择了生二胎，也有不少家庭生的两个孩子都是男孩。为了撑起这个家，也为了过上好日子，为子孙打拼天下，很多家庭也都重新分工，不少原本赋闲在家的中老年人和妇女开始走出家门，进入劳动力市场，很多人忙着赚钱。农民对自身劳动力价格的理性计算，也让他们对原先传统的习俗和礼尚往来等社会关系有了新的态度，红白喜事不再热闹，很多礼俗也不再参与，很多时候不是农民太过功利和计算，而是现实生活要求他们改变自身行为，久而久之大家也就都淡薄了，自己过好日子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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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的子女成家以后，父母就可以“退休”颐养天年的做法，现在被推迟了。在华北平原大部分地区，父母要为子女的成家立业负主要责任，同时，儿女成家以后也要承担起为父母养老的义务，晚年，父母就可以退休，享受子孙的孝顺。然而，在残酷的婚姻市场竞争的压力下，家庭代与代之间均衡的责任义务关系也逐渐被打破。父母不仅要主动为子女减轻养老负担，而且也要开始为下一代的下一代考虑，因为到了孙辈，结婚买房和生活的消费可能更高，婚姻竞争压力更大。他们不愿意变成子女的负担，要更多地为这个家庭投入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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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往下流，三代之间，老一辈承担了相当大的责任，子代家庭成家立业、养育子女的压力，通过代际传递的方式传到父母那里，父母不仅要帮助子女成家立业，还要继续帮助小家庭抚育孙子，同时，也要考虑自己的养老问题，在自己能劳动的时候尽量为家庭付出。他们不再坦然接受子代的“孝顺”，因为子代面临着自己的社会竞争压力，还要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留守在村里的中老年人尽量从事可能多的农商副业，同时照顾孙子孙女，外出务工经商的中老年人尽量延长自己的劳动年限，直到被劳动力市场淘汰为止。他们打工的时间越来越长，很多中老年妇女也开始走出家庭进入当地的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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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面子和消费竞争下，年轻一代不仅要承担起自己的生活负担，还要负担起父母的养老费用和子女的教育费用，他们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年轻一代只要不上大学，很早就出去打工，可能结婚之前的工资仅够自己的享乐开支，等到结婚之后就需要过紧自己的生活。我们这里有早婚早育的传统，男的二十岁左右就结婚有小孩，而那时，他们自身尚未成熟，对自身的责任和义务也并不十分清楚，而到二胎出生时，已经结婚至少四五年了，这时的他们才逐渐心智成熟，体会到为人父母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他们不仅要养家糊口，而且也要承担起养老义务。随着父母年龄的增大，“一家之主”的接力棒慢慢从父母手里接过来，这份责任的接力虽然是一个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过程，却也是“最沉重的一跃”，作为一家之主的担子要挑起来。趁着父母还能劳动、还能带孩子的时候，自己外出尽力打拼。很多年轻媳妇生完小孩，不到一两年时间就外出务工，把孩子留给父母来带，这在以前是比较少见的。老一辈并不提倡妇女外出打工，四十岁以上的女性很少有外出务工经商的，为的是专心照顾好孩子，也为了一个家庭的圆满，防止婚姻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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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男主外女主内”和代与代之间的传统老规矩都在被慢慢打破，最大限度地配置劳动力，赚取生活来源成为核心准则。在家庭劳动力配置和照顾子女方面，远郊农村体现为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农的家计模式。老人在家务农照看小孩，年轻一代外出务工。在近郊农村则因为有较多的市场机会而体现为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年轻人外出务工和老一代就近务工的商业、副业、服务业和务工等多元家计模式，父母和子女共同生产和生活，年轻子女以事业为主。面对二胎带来的压力，年轻一辈和年老一辈共同负担、合理分工，也让家里人都能坦然承受。在两代人的努力下，给下一代娶媳妇还是不成问题的，就是比较辛苦。弟弟和弟媳们考虑更多的是，自己未来因为要养育两个儿子，生活质量可能有所下降。他们不想要过父辈那样的辛苦生活，一辈子就为了子女忙忙碌碌，婚姻对他们来说不单是为了传宗接代和养育儿女，新兴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不断冲击着他们的观念，他们想要优雅的夫妻生活，实现自我的价值，所以他们不希望二胎是个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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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积极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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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又是个男孩的压力传递到每个家庭成员的身上，奇妙的是，这份负担没有变成累赘，它成了一种向心力和凝聚力，整个家庭被奇妙地调动起来。父母虽然操劳辛苦，却更珍惜自己的身体，希望多干几年。爱酒爱牌的老爸也有所克制，弟弟、弟媳也有了为人父母的担当和对自身消费行为的节制。每个人都在思量如何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贡献自己，在家庭内部实现劳动力的合理分工和安排来迎接不确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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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婚姻市场上的农村女性资源随着阶层分化和市场配置流向优势阶层，在城镇化和城乡流动的背景下，农村中的男性在婚姻市场中必然处于弱势地位，家里有两个男孩的压力是巨大的。在社会竞争分化和消费符号、标准都倾向于优势阶层的文化价值宣传中，农村底层被上层带动的消费竞争和面子竞争拉扯着，农民在被功利主义所裹挟的婚姻市场面前和资源争夺中，没有主体地位，也没有优势。但是，二胎也是农民的理性选择，在社会保障体系尚无法覆盖全部农村的情况下，多子仍然是一种保障，不管是在养老，还是应对意外、抵御风险和相互帮扶方面。其次，生育儿女，帮助其完成人生任务，仍然是农民实现家庭价值的主要方式，只是这部分伦理义务在不平等的婚姻市场和男女比例失调的结构性因素影响下，走向畸形和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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