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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归因：从青铜到王者的逆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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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回1978年，当时我还在西雅图居住，那一年西雅图超音速队以一场之差与NBA总冠军失之交臂，不过到了第二年，他们总算夺冠了。坦白说他们在通往巅峰的漫长岁月中其实一直都表现平平，即便到了1978赛季，他们也是以5胜17负这样“谦虚”的姿态开局的。不久，俱乐部的管理层解雇了球队主教练，取而代之的是一位风华正茂的小伙子——此前曾经做过球员兼教练的兰尼·威尔肯斯。球队阵容方面，除了威尔肯斯转为教练外，没有发生其他人员变化。不想这次换帅竟然让球队迅速走上了胜利之路。球队在威尔肯斯的率领下一共取得42胜18负，以47胜35负的总成绩结束了常规赛。随后这支球队一路过关斩将闯入了总决赛，在总决赛第七场以6分之差憾负，差一点儿就拿了总冠军。仅仅是做出了一个人事变动，即让威尔肯斯接替教练，便使得整个球队脱胎换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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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值得玩味的现象是球队发生逆转前后媒体态度的变化。在球队发生变化之前，当地的体育记者总是使用最差劲的词描述各位球员。他们指责得分后卫只会传球而不敢往篮下突破；大前锋在离篮框还有十万八千里的地方就急于投篮，而且连最简单的篮板球也接不住；中锋则像个木桩一样在场上一动不动，中距离投篮也是一塌糊涂。这些体育记者都是旁观者，为了说明问题，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眼光解读球员以及他们的个性特点。毕竟每次球队失利后他们都需要在报道中编几条原因出来，因此把矛头对准球员们的各种缺陷不失为一个明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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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练的更替，超音速队的面貌焕然一新。这下子体育记者们要忙着分析胜因而不是败因了，于是他们笔下的球员形象也出现了180度大转弯。他们开始恭维那些一个月前还在被自己百般嘲弄的球员们，而此前提到的那些缺点一个个都变成了优势。得分后卫不往篮下突破说明他们具有很好的大局观；大前锋抢不到篮板的情形在他们漂亮的外线得分面前根本不值一提；而中锋在球场上站桩则恰恰使得他们在篮下坚如磐石……就这样，当球队最终杀入总决赛时，每个位置上的球员在体育记者们的眼里都成了篮球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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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对超音速队球员们在1978赛季初平庸表现的片面解读一样，针对少数族裔和女性学业问题的解读也是充满局限性的。评论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采取旁观者视角，并且他们总是在试图解释糟糕表现的原因，却对成功的一面视而不见。在这种局限性的影响下，学生们的问题都被“合理地”归咎于他们的自身缺陷，正如超音速队在1978赛季初遇到的各种问题都被“合理地”归咎于球员们的自身缺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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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局限性其实是一种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式，一旦涉及从心理学层面解释少数族裔或女性等弱势群体的学业问题，它就会像一片阴霾一样笼罩在我们的探索之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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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内化现象：形象与性格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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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学家达丽尔·斯科特在她的著作《轻蔑与怜悯》中，通过对非洲裔美国人切身经历的重点阐述，反映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的传统思维定式。与体育记者们类似的是，社会观察家们也总是试图对整个20世纪时期黑人在经济、社会、教育、医疗等各方面的糟糕处境做出解释。斯科特指出，社会学家们倾向于将关注点聚焦在个人缺陷上（这与体育记者们的思路如出一辙），仿佛这些缺陷就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斯科特将这种做法称为“思想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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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维定式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20世纪中叶杰出的社会心理学家高尔顿·奥尔波特就曾言简意赅地表示：“若要令某人的社会形象和声誉（无论是否名副其实）深入人心，则须从其个人特质上着手刻画。”当黑人们长期受困于来自社会对他们群体的负面印象（充满攻击性、大脑迟钝等）时，他们的思想意识会受到侵蚀，那些针对他们群体的负面印象便会渐渐被他们“内化于心”了，于是他们会在潜意识中接受对于自己群体的偏见，更悲剧地是他们可能还会将这些偏见适用到自己身上。这种内化于心的过程将会导致自尊心、期待值和积极性的下降，以及陷入自我怀疑等，从而对其个人特质产生破坏，而这种破坏转而又会引发一系列的恶果，比如高失业率、婚姻失败、学业荒废以及犯罪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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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指出，这种思维定式并不仅限于科学领域内的一条研究思路，它更是一股传统观念，一种如假包换的、可以导致当事群体举步维艰的负面刻板印象。在这种思维定式的框架中，如果黑人或是女生们的表现低于人们对其能力的预期，那么就一定是心理层面的缺陷所导致的（缺乏自信心、自我期待不高、自暴自弃等）。这种解读方式的背后逻辑就是采用“旁观者视角”看待问题，当然也离不开传统习惯的大力推动。事实上，即使是在我考虑下一步的研究计划时，这种思维定式也总是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萦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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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自身缺陷论：负面标签压力影响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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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赛季后期，西雅图的体育记者们终于打破常规开始如实报道超音速队了。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的观察力变强了，而是超音速队依靠原班人马取得了连续胜利。这样一来，道理就明摆着了，那就是再也不能把球队失利的原因完全甩锅给球员们的各种缺陷了。当然，体育记者们也并不是完全在胡说八道，那帮球员的确存在各种各样的不足，它们与球队此前的屡战屡败也摆脱不了干系，只不过后来球队的一路高歌猛进说明此前的各种失利并不是纯粹由球员的缺陷导致的。一定还有其他的问题是体育记者们没搞清楚的，而显然这些问题被威尔肯斯搞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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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西雅图的体育记者们在超音速队大获全胜后画风突变一样，我以“旁观者视角”对少数族裔和女性学生的学业问题所做的解读也正不断地被各种客观事实所颠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学生们都是无可挑剔的。其实反观一下我们的现实社会，无论是教育机会还是教育质量都没法做到一视同仁。社会经济的薄弱环节、社会活动的隔离秩序、文化取向的严格限定等都迫使教育资源只能对不同的族群厚此薄彼。过去如此，现在依旧如此。而这些差异进而可能令某些族群在能力方面与其他族群产生差距。这种差距大到足以影响一整个族群的大学学业表现，也大到足以被各种“观察家”们的眼睛轻易捕捉到。即便如此，我在研究工作中所经历的各种事实都不约而同地表明，某些族群的某些缺陷并不是他们表现欠佳的唯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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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一路走来经历的所有事实当中，我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参与我们实验的学生的类型。他们并不是从不良的教育环境中走出来的那种学习能力不高、积极性不强的学生。不管从任何标准来看，他们都没有明显的心理或是能力方面的缺陷。他们是在全国都排得上号的尖子生，现就读于国内的高等学府。与此同时，我在密歇根大学的各个班级中也发现，无论是在比他们能力更强的学生，还是能力不如他们的学生中，同样会出现学习表现欠佳的情况，而且正如许多大型研究文献所提到的，这种情况在绝大多数的大学中都普遍存在。堆积如山的案例足以证明，所谓的“自身缺陷”论并不足以解释我的所见所闻以及我们的实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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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之前，我需要先解释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需要弄清楚我和史蒂文在女生数学能力实验中观察到的负面标签效应是否能够推及其他群体。这种负面标签的压力会对在某些能力方面遭受社会偏见的其他群体产生破坏作用吗？比如说它是否会影响到非洲裔美国人在高难度的标准化测试中的表现呢？没错，正是这一群体所面临的学业问题，直接开启了我们的整个探索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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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拒绝标签：普适性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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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左右，我又从安阿伯市搬回了全家人更偏爱的西海岸，我的工作也从密歇根大学移至斯坦福大学。与我一同前往斯坦福的是另外一位绝佳的搭档，刚取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不久的约书亚·阿伦森（现为纽约大学著名教授）。约书亚签约了一个关于“自我肯定”理论研究的博士后项目，也就是前文提过的，若干年前我和史蒂文等学生一起构建的那套理论。约书亚此前不久刚完成了一篇关于该课题的学位论文，其中的见解相当有水平。他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以及相关的实验设计方面很有灵性。而他很快就跟之前的史蒂文一样，发现与他共事的教授是一个全情投入在群体性低迷表现、女性的数学能力、负面标签效应对学业表现和可持续性的潜在影响等课题上的工作狂。各种各样的谜题似乎能把整张实验桌铺满，而约书亚不仅对它们很感兴趣而且充满见解，于是他也顺理成章地加入研究中来，试图从零散的线索中整理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在他的鼎力相助下，我们的研究进度明显加快，对此我深感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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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开始梳理研究素材：学业表现欠佳的问题、我与女性学生和黑人学生们的交谈、我和史蒂文在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发现等。然后我们再将所有的问题串联起来。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关于研究成果的普适性问题：我和史蒂文从女生的数学测试成绩中发现的负面标签效应是否能够推广到另一个学习能力不被看好的群体，譬如说非洲裔美国人（事实上正是出于对该群体学业问题的关注，我才会启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如果结论是肯定的，那么我们便有理由相信负面标签效应对于学习表现的影响是普遍存在的——它可能会对任何在学习能力方面不被大众看好的群体产生影响；而如果结论是否定的，那么我们便只能重新审视一下是否女性确实在抗压能力方面有所欠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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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是，假如说负面标签效应适用于黑人学生群体，那么它会像在我和史蒂文的实验中影响“女学霸”一样影响到黑人中的尖子生吗？很难说。事实上，在我就这一项目申请科研经费时，审核人员就对以上设想提出质疑，他们很难相信我们口中所述的负面标签效应能够对国内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中最为聪慧好学的黑人学生的学习表现产生严重影响。在这些评审员的观念中，这些学生是如此的优秀和充满积极性，因此根本不可能被这样一种压力所打倒。我们对这种想法表示理解。毕竟我们也是根据事实情况才推导出这种可能性的，仅凭直觉很难做出准确判断。综上可以看出，我们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我和史蒂文发现的针对女生数学能力的负面标签效应是否也同样适用于黑人学生？二是如果这一效应适用于黑人学生，那么黑人学生中的精英分子们是否也会受到影响？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选择斯坦福这样一所对生源质量把控最为严格的大学进行研究还真是来对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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