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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以身份之名：控制我们心灵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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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散文家、小说家阿敏·马卢夫是一位具有多重社会身份的人士。他出生于黎巴嫩的一个基督教家庭，母语是阿拉伯语，儿童时期曾在法国耶稣学校学习。1976年，他为了躲避家乡的战乱而移民到了法国并一直定居于此，同时也开启了他的写作生涯。所以马卢夫先生同时拥有至少以下这些身份：黎巴嫩人、法国人、阿拉伯人、天主教徒、作家、男性、政治移民等。可能正是在这些多重身份的影响下，他才能够写出《以身份的名义：暴力活动与归属感》（下称《以身份的名义》）这样一部见解深刻的著作。这本书中提出的核心话题在当今时代振聋发聩——为什么如此多的犯罪和暴力行为都是以某种“身份”的名义进行的？答案就是，如果打着“某种身份受到了侵犯”的旗号开展行动，那么就可以做到许多以个人的力量或名义无法做到的事情。比如打着“保卫国家”“守护信仰”“维持区域稳定”“争取种族权利”“维护本群体的国际形象”等幌子，便可以开展一些正常情况下难以想象的活动。《以身份的名义》一书就是这样一部力作，它阐述了恐怖主义、战争以及种族灭绝等对现代文明产生极大破坏的行为的爆发原因，并且在叙述过程中还提到了身份风险给人们的精神世界带来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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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来说，人们会通过寻找自身最易受到攻击的某些固有属性（身份）更好地了解自己。有时候，当他无力守护某一属性时，他便会选择将其隐蔽起来。那么这一属性便会蛰伏在黑暗之中，等待某一个启封的时刻。不过无论他接受还是隐藏这一属性，也无论他对此大肆宣扬还是讳莫如深，他的所有认知行为都会受到这一属性带来的影响。于是，无论这种属性是关于肤色、信仰、语言还是阶级，它都会“侵蚀”当事人的身份特质，因此，拥有同样属性的人们之间便会惺惺相惜，他们会聚集在一起，形成合力，相互鼓着劲儿去挑战“另一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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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卢夫的主要观点与我的看法非常接近，即个人之所以会在情感和思想上对自己的某一身份予以高度重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身份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额外的风险。正是因为害怕在大庭广众下曝光、害怕今后失去伴侣或工作等，所以观众席上的那位女同学才不敢透露她患有躁郁症的身份信息。也正是这一风险，会将与之相关的某种身份特质从当事人所有其他身份中凸显出来，主导了当事人的感情和思维，也就是说在那一特定时刻，这种特定的身份“侵蚀”了当事人的所有其他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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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马卢夫还是我都认为能够引发风险的身份条件作用具有最大的破坏力。“由于自带了某种属性而时刻面临着风险”这种想法会让人们格外地在意自己的特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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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直观地理解这一观点，请想象一下我们在真实的生活、学习、工作中的一些重要场合，如果在这些场合下个人不会因为自己的某些特质（比如女性、年长者、黑人、带有西班牙口音等）而引发一些需要额外应对的状况，那么这些特质（女性、年长者、黑人、带有西班牙口音等）便不是当事人在这些场合下最为突出的社会身份。当然，他们的确也是你拥有的身份，甚至你可能处于种种原因非常珍视这些身份，但是在上述场合中这些身份并不会对你看待问题的角度、你所认同的人物、你和周边事物的情感互动，以及你的社交倾向等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它们不会构成你在上述场合下的核心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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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要提出一个非常简单的观点：个人对于自己某一身份特征的意识来源于应对这一身份所引致的重大条件作用的互动过程。这些条件作用一般是风险型或是限制型的，譬如针对个人所属群体的刻板负面印象、族群间的相互隔离、歧视和偏见等，所有这些条件作用都源于当事人的某项特质。而正是这一特质引发的条件作用（更多情况下是风险型的条件作用）会让当事人对这一“特质”的认识上升到“社会身份”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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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作为非洲裔美国人，我应该更加关心一下自己族群的传统，那么我可能会有兴趣稍微了解一下——一下下就好。但是如果说作为非洲裔美国人，我就会被泳池拒之门外，那么对我来说，这辈子可算是被这个身份给毁了，即使那时我才七八岁而已。当然，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包袱，对布罗亚德来说也一样。不过作为他的后辈，我在生活中许多重要场合下遭遇的种族身份条件作用和他有所不同，同时，我以及那些与我身份相仿的人们有时还能够碰到一些相当正面的条件作用。我的这一身份对我的品位、偏好、观点以及自我认知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过同时我也不会忘记，这一身份之所以能够左右我的意识和人格，根源还在于它所引致的那个经典的条件作用——只有每周三才能去游泳，其他时间的话就老实在家待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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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身份条件作用不都是负面的，也会有正面的和中性的，也即那些由既定社会身份引致的一些不具风险的情况，它们一般是中性的，甚至还有可能是正面的。比方说，男生和女生在如厕时需要进入不同的洗手间，这种安排实际上也是一种性别身份引致的条件作用，但是这种常规操作一般都会被看作中性的，所以我们不会把它放在心上。类似这样的条件作用并不会令我们从性别身份的角度观察、感受和体验外部环境（除非我们进错了洗手间，或是性别特征不明显，那么这种基于性别的卫生间环境便会产生负面的身份条件反应，使得我们对自己的性别身份格外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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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道理，正面的身份条件作用也很少会让我们产生身份意识。在篮球比赛开始前进行选人分组的时候，我可能早早地就被挑走了，因为我是非洲裔美国人，而这一身份在大众印象中就是“篮球打得不错”。但是由于被优先选择为队友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损害，所以我可能并不会对此引起注意，也就是说我忽略了我的这项优势，甚至可能还会觉得大家对我的评价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也正是由于这种对自身优势的忽略，才不会让我意识到背后隐含着的身份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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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最能够让你印象深刻的总是那些会引致风险型条件作用的身份，也就是说这种身份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不愉快的经历。这种不愉快的经历不一定必然要发生，而是只要存在发生的可能性，那么你就不得不对此保持时刻警惕，从而便会对与之相关的身份特质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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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讲座的观众席上的那位患有躁郁症的女同学便一直被一些问题所困扰着。她很想弄清楚，“为什么连一个专门研究‘由身份导致的不利处境’问题的学者都对她这种病况只字不提呢？”，“难道说躁郁症已经差劲到让人们避之不及的地步了吗”？她必须通过各种细枝末节判断她这种患者身份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又会对她的生活产生何种影响。即使她已经将这一身份隐藏了起来，但是以上这些问题还是会让她感到难以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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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科默是一位著名的改革家，曾经参与过全美最为成功的学校教育改革项目。有赖于他的中肯建议，许多原本教学质量不高的公立学校都已显著地提高学生成绩，纷纷华丽变身为名校。他非常清楚那些家境不好的少数族裔学生们会更多地遭遇到我所说的那种身份条件作用，而为了缓解这种困扰，他常会给出一条非常简单的建议，就是如果他们发现自己身边出现某些看上去带有偏见或是歧视色彩的情况，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置之不理；如果这种情况再次发生，那么就再次置之不理；不过如果这种情况再三地发生，那么就狠狠地诅咒对方，痛快地回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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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默的建议固然是一个值得一试的策略，不过有的时候，一些乍看上去很像是种族或阶级歧视的现象实际上并非如此。这让我想起此前我还跟吉姆半开玩笑式地猜测说，仅仅根据一些感官上的迹象判断是否的确存在歧视的做法会有多大的错误率，是30%还是70%呢？这个比例会动态变化么？当然，对此我们不可能给出一个确切的数据。但我最欣赏科默这条建议的原因在于，它反映了当事学生们的精神负担——大致来说，那是一种对于不确定性的担忧，担忧他们的种族和阶级会影响到别人如何看待他们，担忧受到各种身份条件作用的侵害。而这个时候，科默的建议可以有效地提高他们这种因不确定而产生担忧心理的阈值，如果这些学生可以不折不扣执行的话，那么在情况明朗之前，他们都能够将许多对于自己身份的不必要的担心暂时搁在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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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数情况下，身份风险会使得对应的身份更加凸显，从而“侵蚀”掉其他所有身份。我所经历和了解的许多案例都与身份引致的重大风险有关。比如失业风险、被社会排斥、大庭广众下陷入难堪以及类似的处境。也许有人会问，这些条件作用总不至于严重到足以令某一特定身份成为我们行为的主导吧？对于这一问题，我想说的是社会心理学研究活动的一个最有看头的传统特色就是它的戏剧性，因为研究过程中总是会揭示一些与传统观念相左的结论，比如下文将要提到的，即使是最小限度的身份风险都足以让人们站在群组成员的立场上进行思考和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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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最小化群体效应：我们的歧视行为为何如此容易被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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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夏，我开始担任英格兰布里斯托大学的主任教授。此后不久，一位享誉全球的社会心理学家亨利· 泰弗尔在迈克尔·毕利希、M. G.邦迪和克劳德·弗拉芒等同伴的协助下，招募了64位年纪在十四五岁的男孩进行实验。实验是在布里斯托大学新建成的一所实验室里进行的，男孩们被分成8组，并被告知即将开展一项视觉测试。随后将会有一幅由40个小点组成的画面在他们眼前一闪而过，而他们的任务则是对画面中小点的数量进行估计。填报完估计值后，孩子们会收到相应的反馈，告知他们的估计值与实际相比是“高估”还是“低估”了，并将他们编为“高估组”和“低估组”。不过这种反馈只是形式上的，因为对于“高估”和“低估”的判断是随机做出的，而非真的基于孩子们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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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孩子们被分别带入单独的小隔间里完成一项“分配点数”的任务。研究人员会交给他们一张分配表，上面列着为其他两个孩子分配点数（每一个点数对应着一定数量的金钱）的各种可能方案，而他们则需从中挑选一个最终方案。其中，每种可能的方案都经过刻意设计以确保不会出现两个孩子配点相同的情况。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小决策者们会不会对同属一组的孩子有所偏袒呢（即使“高估组”和“低估组”这样的组别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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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无法淡定的是，实验结论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当两个分配对象都是与自己同组的小伙伴时，小决策者们会按照分配表中尽可能平均的方式进行分配；然而如果两个分配对象中只有一个与自己同组时，那么小决策者们便会明显偏向同组的小伙伴，没想到他们竟然为了如此微不足道的身份差别而采取歧视性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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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研究是选取另一群年龄相仿的孩子，向他们出示克利和康定斯基（这两位都是20世纪早期欧洲的画家，他们的画风和技巧颇为相似）的画作各一幅，并按照孩子们对画作的偏好进行自然分组。随后仍然是“分配点数”的任务，不过这次分配表上的方案由具体的分配方法变成了总体策略的选择：一种是始终在两位对象间进行平均分配；一种是让两位对象的总体收益最大化；还有一种则是始终让与自己同组的小伙伴的收益高过他人，即使这种做法会比在更加均衡的方案下“自己人”获得的绝对收益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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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孩子们再次选择了歧视性的方案。在面临“确保两位分配对象的总体收益最大化”和“确保本组成员的收益高于对方”两种选择时，他们坚定地选择了后者，即使这样做会牺牲掉一部分绝对收益也在所不惜。这群来自牛津郡的小男孩们是如此地争强好胜，他们可以为了团队优势而牺牲个人收益，即使他们所力挺的团队只是随机建立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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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打消那种“牛津郡小男生的行为只是个案”的怀疑，我必须强调的是，自上述实验结论发表后35年以来，类似的实验已经重复开展了上千次，覆盖了全球几十个国家、几百号不同的样本。结果发现实验涉及的所有国家和群体样本无一例外都受到了这种所谓的“最小群体效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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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何如此容易产生歧视行为呢？泰弗尔和他的学生约翰·特纳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答案：自尊。我们青睐自己所在的群体实际上就是青睐自己，即使这种群体是极其微小而又不具实际意义的，譬如同处于估计点数的“低估组”。而对于那些更加重要的群体——比如我们所就读的高中，那么这种现象就更加明显。我们对自己高中给予好评实际上就是认可我们自己的一种方式，爱我们的群体其实也就是爱自己的一种表现。这一道理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各种团体和机构等——我们的社区、城市、同辈、收入水平，等等，相对于其他群体来说，我们很自然会更加偏爱自己群体内的成员，这便是出于自尊的需要而引致的对群体的偏爱。这其实并不一定是一种刻意的行为，但它就是这么真真切切地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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