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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数量：女性大法官体现的职场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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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23日，美国最高法院针对两起涉及平权法案的诉讼做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终审判决。在这两起诉讼中，密歇根大学主张其有权在本科生以及法学院的招生过程中将申请人的种族情况纳入考量范围。早在判决日的数周前，我便预计到了最终的判决。早前的舆论普遍认为，对于上述两起案件的态度，9位大法官中的8位已经形成了4比4的对峙局面，因此最后一名大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手上的一票将会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而恰在此时，我收听了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5月13日播出的《全盘考虑》栏目，内容是主持人妮娜·托滕贝格对奥康纳的一段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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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采访中完全没有提到平权法案的内容，而是聚焦在奥康纳最新出版的回忆录《法律的尊严》上。这部回忆录从奥康纳在亚利桑那州的“懒洋洋”农场度过的年少时光写起，一直叙述到她就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时期。当托滕贝格询问奥康纳在早期接手工作的时候，作为最高法院唯一的女性大法官感受如何时，奥康纳回答说这段经历简直“令人窒息”。她说道：“只要我出现的地方，媒体便闻风而至。”“他们会对我参与的每一次审判品头论足——奥康纳在这件案子里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另外，对于任命她作为大法官的质疑声也是此起彼伏：她有那么优秀么？她是否具有女权主义倾向？她对于男女平等的态度是否不够坚决？……诸如此类。似乎她的每一个毛孔都要接受全方位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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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滕贝格接着问道：“第二位女性大法官金斯伯格的到来，有没有让之前的局面有所好转？”奥康纳答道：“哦，那简直是天壤之别，从金斯伯格到来的那刻起，我身上的压力立刻就退散了……我们现在占到了九分之二的比例……这可真是一个可喜的变化。”当我一边开着车一边收听到这里时，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知道这两件诉讼最终会怎么判了。因为从奥康纳的言谈中我发现她对于临界数量这一概念十分清楚，而这一概念恰恰是密歇根大学主张自身权利的基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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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临界数量指代的是一个具体的量值，当某一情境（校园或是工作场合）中小众群体的人数上升到这一量值时，他们便可以摆脱由于人数上的劣势而感到的不适——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就是不会再明显感到身份风险的侵扰。当奥康纳还是最高法院中唯一的女性大法官时，作为小众群体的女性数量尚未达到临界数量，因此她便不得不担负起额外的压力，承受外界对她的吹毛求疵，就像第一位进入美国职棒大联盟的黑人选手杰基·罗宾逊一样，不停地与各种歧视、偏见作斗争。不过，当金斯伯格到来时，女性大法官人数到达了临界数量，她的压力和负担瞬间减轻了。而这种变化远不止于心理层面，连她的实际处境都随之改变了。每次判决过后，媒体对她的采访少了很多，即使有报道，也很少会再抓住她审理案件的“女性视角”不放了；记者们也不再像狗仔队一样如影随形了。她的工作环境中多了一位与她同样具备女性经验和视角的同伴，这使得她对于外界投来的偏见不再那么忧心忡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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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奥康纳退休了，最高法院又只剩下唯一一位女性大法官——金斯伯格，临界数量的条件无法达成，于是金斯伯格也开始面临与奥康纳早先的遭遇类似的处境。在近期的一次谈话中，金斯伯格对于奥康纳的退休大为感慨：“直到她退休的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是如此需要她。虽然我们对很多重大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但我们都具备着女性独有的成长经历，并且相对男性同事们来说，我们在某些方面的敏感性更强。”她同时表示，她不愿意奥康纳的离开被解读成最高法院在暗示女性大法官的存在只是限时限量的猎奇行为，而非常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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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数量并不是一个精确的概念，我们很难给它界定一个准确的数字。比如说，在最高法院这样的环境中，只要再多一位女性大法官，便可以让奥康纳获得临界数量的效益；但如果是在大学校园中，那么仅仅两名小众学生便很难满足临界数量的要求了。那么把握这一概念的关键点在哪里呢？一种可能的标准是，既定情境下的小众群体数量必须多到足以改善该小众群体中个体的境遇。对于一般的大学校园来说，仅仅两名小众学生很难扭转校园的风气——校园的主流风格、不同人群的地位、学生领袖的标准、遭遇偏见的可能性等。拿具体实例来说，对于拥有多达36 000名学生的密歇根大学来说，100乃至500名黑人学生可能很难达到临界数量。不过对于最高法院来说，只需再多来一名女性大法官，便足以令奥康纳的境遇得到明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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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著名的组织心理学家理查德·哈克曼和他的同事尤塔·阿尔门丁格以世界各地交响乐团中女性成员的融合情况为观察对象，就上述问题展开了研究。他们的研究发现十分引人注目。在女性比例较小（1%～10%）的交响乐团中，女性音乐家们的境遇与桑德拉·戴·奥康纳在金斯伯格上任前的经历颇为相似。她们时刻都处在需要为自己正名的压力之中，还必须得迎合男性眼中对于优秀团员的评价标准；当交响乐团中的女性比例达到 20% 左右的时候，部分满足了临界数量，此时女团员们仍然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相比那些女性沦为花瓶的乐团来说，她们作为女性群体的底气更足了；直到女性比例达到40%左右——男女数量十分接近的时候，女团员们对于工作体验的反馈才呈现出较高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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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临界数量这一概念很难精确把握。话说回来，在2003年的那一天，当我在车子里收听广播节目时，我认为桑德拉·戴·奥康纳既然亲身体验过临界数量发挥效应前后的巨大差别，那么理应对临界数量的现实意义和重要性有着切身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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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康纳大法官可能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简单——人人生而平等，校园或工作场所应当对每个人一视同仁，而不应根据身份将人分为三六九等。可能在她的理想中，作为最高法院唯一一名女性大法官的体验应当与其他男性大法官没有差异。可能她希望对于法律的解读应当仅限于个体层面，而不能影响到群体身份的境遇。毕竟她成长于个人主义盛行的美国西部边陲，同时还具有自己独特的经历。于是，在密歇根大学的两起诉讼上，奥康纳大法官基于上述理念做出了关键性的判决。密歇根大学对本科生招生相关权利（使用特定手段对招生名额进行直接限制）的诉求被驳回，但另一件主张法学院招生相关权利的诉讼却被判成立，学校得以保留在法学院招生时将申请对象的种族背景纳入考量指标。最高法院在这里释放出的信息是少数族裔学生的临界数量将会对学生们在大学环境中的学习和表现起到实质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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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身份融合：环境透漏的情境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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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拉·戴·奥康纳在她极为重视的环境（如最高法院）中经历过高强度的身份风险。而本章的核心问题则是这种风险是如何被感知的？这种风险的影响程度又取决于何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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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得承认的是，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倾向于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寻找答案。因此我猜想可能存在某种心理层面的特质，使得当事人容易受到风险影响，比如缺乏自信、对潜在的歧视过于敏感、抗压能力不佳等。不过我们的早期研究已经表明了此路不通。从各种案例中也可以看出，受到身份风险影响最大的反而是像桑德拉·戴·奥康纳和鲁斯·巴德·金斯伯格这样的精英，还有少数族裔以及女性学生中的佼佼者。如果这些人的能力都不足以克服身份风险的影响，那么可能已经没有人类能够阻止这一风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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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转而将关注焦点放在环境因素所起到的作用上。与个人身份相关的环境设定正是令我们感受到身份条件作用的重要因素。而这一思路则引出了另一个设想：感知特定场合下身份风险强度取决于这一场合中存在的、会对这一条件作用产生提示效果的各种线索。比如在奥康纳的例子中，相关的线索就包括：相比其他大法官，她所做出的判决受到外界关注的程度更高；她受到的许多质疑看上去都来自性别偏见等。有鉴于此，我们对于促使当事人感知身份风险，以及决定身份风险影响程度的因素提出了以下假设：相对个人特质来说，那些能够对身份条件作用的存在起到提示作用的各种线索才是更加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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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正在对这一假设进行深入思考时，我的一次亲身经历恰好成为一个生动的例证。事情发生在我对硅谷一家创业公司的走访过程中，一路上我发现了许多有关年龄的线索。该公司的CEO只有26岁，而其他员工则更加年轻。办公室的格子间上方悬挂着一辆辆自行车，四周萦绕着的音乐也是我从未听到过的新潮曲目。我顿时觉得自己已经老了。我开始想象如果自己在这种环境下工作将会是怎样的情景。我想象得出自己会因为身边的同事而感到焦虑，他们倒不见得普遍会对年长者抱有偏见，但是在这种环境中，难保他们不会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我，比如说产生“这位大叔应该对计算机不太在行吧”的想法。他们也许会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看轻我的表现，或是低估我的贡献。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个无趣的人，甚至觉得跟我待在一起会让自己掉价，所以在用餐或者开会的时候都不愿意坐在我旁边。就这样，还没等这家公司里的任何人开口跟我说话，单单凭着格子间上悬挂的自行车以及空气中弥漫的音乐这些情境线索，便足以让我自行脑补出了上述各种可能的不利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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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这种假设便成为我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在特定情境中自然存在或是不可或缺的、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元素会否成为决定当事人对身份风险感受程度的线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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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完全有理由做出这种假设。如果你正努力让自己的身份融入特定情境中——例如奥康纳需要将自己的女性身份与最高法院的情境相融，泰德则需要将自己的白人身份与非洲裔美国人政治学课堂相融——那么对于潜在的条件作用的警觉将会是你关注的焦点。那么还有什么会比这一情境本身的信息量更大呢？不过这也不是件容易的活儿，你需要抛下其他事情，聚精会神地观察情境特征，可能某个特定的线索就蕴含了你想了解的全部信息，当然也可能毫无意义。你必须不断地深挖下去，有时候还需要对多种线索进行综合分析和解读。比如奥康纳大法官可以根据每次判决结束后记者们发来的手机短信数量判断出她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正在受到严格的检视——这就是她在最高法院情境中遭遇的身份条件作用。又比如，可以根据辩方律师在发言时更多与男性大法官进行眼神交流的倾向，判断出她的女性身份影响到了她在法庭上的权威——这也是一种条件作用。当然她对此也无法完全确信，也有可能这些细节不代表任何含义。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无论是刻意而为还是潜意识作祟，她都在对这些情境线索进行筛查，并试图从中获取有用信息，并为此投入了宝贵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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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得出了一条简单的定律：如果在某种情境中出现了大量的令人感到不安的情境线索，那么对于身份风险的感知度便会相应提升。反之如果某种情境中线索的数量不多，或者都是透露出善意的，那么对于身份风险的感知便不会被唤起，或是有所缓解。如果这条定律行之有效的话，那可真是再好不过了。在后续章节中，我会向各位读者展示如何运用这一定律削弱刻板印象风险，尤其是在那些容易造成不良后果的场合中。不过现在我会先援引若干典型案例，解释如何通过对情境线索的探究来感知条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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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各种情境线索列出一张清单的话，那么“令人感到被边缘化”的线索一定是排名靠前的。而这种线索的数量其实就是特定情境中与当事人身份相同的个体数量，也可以说是“临界数量线索”。上一代的美国黑人网球明星阿瑟·阿什曾经说过：“和其他许多黑人同胞一样，当我进入一个陌生的公共场合时，我总会下意识地去数现场黑色和棕色皮肤人员的数量……”泰德同学则会在非洲裔美国人政治学课堂上数和自己相似的面孔数量，而最高法院的鲁斯·巴德·金斯伯格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事实上几乎每个人都有过类似“数人头”的经历。原因何在？因为我们想要了解在既定情境中存在多少与自己身份相同的伙伴，其数量是否足以令我们不会因为身份特质而受到边缘化的对待。这就涉及临界数量的问题。数量少的话就暗示着潜在的不利影响——难以融入环境、缺乏意气相投的同伴、身份和话语权缺失等。这些情境线索不能视作条件作用的铁证，但是它们的确暗示着各种可能性，因此我们不得不花费精力去对这些可能性进行评估。比如泰德作为非洲裔美国人政治学课堂上仅有的两名白人之一，他不得不对课堂中的紧张气氛保持时刻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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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一些指向边缘化的情境线索。如果在既定情境中没有什么重量级人物是与你同样身份的，那么这同样也会暗示一些问题。在这种场合下可能你的一腔热情会遭到冷遇，也可能你会被排挤到犄角旮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希拉里·克林顿和贝拉克·奥巴马参加总统选举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他们帮助女性和黑人两大群体打破了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的处境，从此这两种身份不会再成为竞选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一种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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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对条件作用充满警觉的人，你还会注意到身份对于环境的塑造作用。我所在的餐厅会为不同种族设置分隔空间么？我的校园友情是否也被分成了三六九等？男性教授的待遇会高过女性么？校园里的绝大多数原则都是为男性设置的么？我们获取资源的能力——从进入本地的游泳池到前往高校深造的机会——都会受到家族财富的影响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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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介绍的一些体现环境包容性大小的线索。例如，我的学校会对群体间的融合或割裂给学生带来的不同体验予以重视么？学校的领导层对此意见统一还是分歧明显呢？以上问题的答案都可以作为条件作用的线索，你会从中领悟到自己在这一情境中应当如何妥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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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特定情境中还可能存在一些与偏见相关的线索。偏见是否是一种稀松平常的现象？在我的工作环境中有没有鄙视链的存在？有没有因群组间的彼此成见而引发的竞争和对抗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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