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477385
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无人是孤岛：创造安全感的关键改变
1702477386
1702477387
你或许和我们一样感到疑惑。难道在特定情境中出现的几个小小线索便足以削弱个人的归属感吗？难道个人的所思所为会与社会环境中的细节同频共振么？然而我们的确有充分的理由支持我们的观点。回顾前文，我们对环境线索的重大影响所做的阐述看上去是能站得住脚的。那么这种理论能否经得起实证检验呢？
1702477388
1702477389
为了进一步挖掘这一思想，我与瓦莱丽·珀迪-万格斯和玛丽·墨菲两位同事一起展开合作。瓦莱丽是来自纽约的非洲裔美国人，而玛丽则来自得克萨斯，拥有部分拉丁血统。这两位女士虽然身世背景各异，但在学术天赋方面却不相上下：她们两人对心理学研究都有着深刻的见地，并且都痴迷于“社会身份如何影响工作和学习体验”这一课题的研究。除了以上两位主要搭档外，有时候，一位机敏过人的、来自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博士后小伙保罗·戴维斯（现为加拿大基隆拿市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以及另一位冰雪聪明的、对“身份如何影响教育体验”这一课题充满浓厚兴趣的青年心理学者詹妮弗·兰德尔·克罗斯比也会加入我们。我们整个团队都在热火朝天地研究一个所谓“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的课题。我们试图了解的是，一些诸如“特定情境下的归属感”之类的基础性情感会否受到该情境中的一些偶发线索（比如悬挂着的自行车、来自记者的手机短信、作为政治学课程中仅有的两名白人学生之一等这些朦胧地暗示着身份条件作用的线索）的影响呢？直觉告诉我们，答案是肯定的，不过我们同样可以合理地假设，只要人们的意愿足够坚定（比如对所处的情境予以充分重视），那么克服这些情境线索的影响并不是什么难事。
1702477390
1702477391
我们的直觉推测很快便得到了迈克尔·因兹利奇和阿维·本-泽埃夫所发表的最新研究成果的支撑。在这一研究中，男女志愿者们被分为三人小组，接受高难度的数学测试。结果发现，在没有男生的三人小组中女生的测试成绩比在只有一名男生的小组中女生的成绩要高；而后者的成绩又比有两名男生的小组中女生的成绩要高。也就是说，随着小组内同性成员数量的减少（这也是一种偶发的、朦胧的情境线索），女生们的表现也随之下降。由此可见，这些女生们并不是“孤岛”，虽然我们很期待看到她们能够克服来自周遭环境的影响，但她们明显还是被一些情境线索所困扰了。
1702477392
1702477393
而我们团队中的保罗·戴维斯则与史蒂夫·斯宾塞携手发表了另一个有关情境线索的影响力的实证成果。他们以开展媒体研究的名义，招募男女大学生们观看六条电视广告。其中一半的学生会看到两条对刻板印象中女性“无脑”形象进行刻画的广告，比如其中一条广告展示的是一位女生正在大吹特吹自己所在的男女混校中的派对生活；而另一半学生看到的所有广告中都没有性别暗示的内容。看完广告后，每位学生将会依次被带到展示大厅的另一头去完成另外一个看似不相干的研究，也即帮助一位研究生完成若干语文和数学题目，具体数量则由当事人自主决定。实验的结果一目了然：那些看过女性刻板印象相关广告的女生们无论是在选择数学题目的数量上，还是在答题的正确率上，抑或是在对数学相关专业和职业所表现出的兴趣上都明显低于另一半没有看过这些广告的女生。也就是说，单凭一种偶发的、暂时性的线索便足以令女生们的数学表现出现下滑，同时还冲淡了她们对数学以及数学相关专业和职业的兴趣。至于背后的作用机制，可能是它唤起了女生们心中对于刻板印象的抗拒，从而陷入担心自己的表现坐实刻板印象的压力中。
1702477394
1702477395
当我第一眼看到这个结论时，便不由得开始考虑如何将这个结论有效推广到现实生活中。一般来说，暂时性的线索只能发挥微小的、暂时性的效用。这毫无疑问。但是当我想到奥康纳在金斯伯格到来前的法院工作体验，想到泰德在非洲裔美国人政治学课堂上的体验，想到作为一名女生在计算机课堂上的体验，那些存在于既定情境中的、引发了多种不利影响的线索并不是暂时性的，它们在既定情境中持续不断地存在着，因此它们的确有可能发挥巨大的、持续性的效用。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许多足以改变我们命运的选择，以及对我们至关重要的表现都可能会受到我们所处环境中一些偶发性因素的干扰，即使我们几乎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1702477396
1702477397
现在，我们有证据证明这些情境线索及其引发的风险将会对个人的某些表现甚至是对某些职业的兴趣产生破坏。不过我们缺乏直接证据证明偶发性的线索能够摧毁个人对于所处环境的归属感或是信任感。那么这种情况是否属实呢？
1702477398
1702477399
为了验证以上说法，我和瓦莱丽·珀迪-万格斯一起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实验。我们精心仿制了一些假装是来自某硅谷公司的工作简报，并将其出示给一些黑人和白人实验对象，等他们阅读完毕后，再让他们反馈自己对于这家公司产生了多少归属感和信任感。为了通过这一实验观察一些有关公司的偶发性线索（比如提示该工作场合中可能存在身份条件作用的一些迹象）能否影响个人对其的归属感和信任感，我们制作了各种不同的简报体现各种不同的公司特质，然后再比较不同简报对当事人归属感和信任感产生的不同影响。
1702477400
1702477401
在我们仿制的简报中会出现一些反映公司日常状态的照片，其中一些简报的照片中公司里的少数族裔（黑人、拉丁裔、亚裔）员工数量比较稀少；而另一些简报的照片中则出现了大量的少数族裔员工。与此同时，我们还希望对另外一条情境线索进行探究，也即公司对于多元化价值观所做的声明。其中一些简报中会刊登非常醒目的文章，表明公司对于不同族裔员工一视同仁——将每位员工当作独立的个体予以对待并为之创造福利；而另一些简报中的文章则声称公司遵从的是价值多元化——公司尊重来自不同背景的员工为公司带来的多样化的视角和资源。
1702477402
1702477403
我们的实验步骤简单而便利。主要就是将这些简报分发给不同的黑人和白人实验样本，而形式则比较灵活——首先肯定包括招募学生去实验室开展研究，同时我们还会对在学校餐厅用餐的商学院学生，对周末联谊活动中出现的黑人专业团队，以及对来往于帕洛阿尔托和旧金山之间的城际列车上一些素不相识的乘客等进行调研。我们选取的样本是多种多样的，同时对于所有样本都会观察他们对于上述两条线索（少数族裔的临界数量和多元化政策）的反应——实验对象对相关公司的归属感和信任感。
1702477404
1702477405
我们几乎在对每种类型的实验样本的观察中都得出了同样明显的结论。白人受访者（在简报中被定义为多数群体）无论接受了怎样的线索暗示——无论简报照片中出现的少数族裔员工人数是少还是多（哪怕有的照片中少数族裔员工的人数占到了33%），也无论公司秉持一视同仁还是尊重差异的理念，他们都会对相关公司产生归属感和信任感。看起来白人无论在小环境还是大环境中的主流地位，有助于他们形成对环境的归属感。
1702477406
1702477407
不过，黑人受访者的表现就和阿瑟·阿什一样了。他们会计算人数，当照片中的公司拥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族裔员工时，他们便会和白人一样对该公司产生信任感和归属感。同时，这些感觉的形成并未受到公司多元化政策的影响，只要少数族裔的人数接近临界数量，那么他们便会安心许多。
1702477408
1702477409
然而，当照片中的公司里面少数族裔员工的数量很少时，黑人受访者对于公司的信任感和归属感便要视情况而定了。此时公司的多元化政策便起到了决定作用。有趣的是，一视同仁的政策——可能也是目前美国国内最主流的做法——非但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反而进一步削弱了信任感和归属感。个中原因可能在于黑人受访者很难轻易相信一家少数族裔员工寥寥无几的公司能够真正贯彻一视同仁的政策。另一个重要且有趣的发现是，黑人受访者对于崇尚多元价值观的公司并未表现出不信任，如果公司推行多元化政策，那么即使少数族裔员工屈指可数，也可以令他们产生归属感。以上这些研究发现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在于，临界数量的达成以及对多元化的尊重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少数族裔群体更好地融入所在环境。
1702477410
1702477411
这些发现同时揭示了一些更加具有普适性的道理：当人们对身份风险进行评估时，对不同线索的不同解读之间是会相互影响的。比如，明确表示“尊重多元化”的政策会令黑人受访者不再纠结于公司的少数族裔员工数量过少的问题；而如果少数族裔员工规模足够庞大的话，又可以有效缓解黑人受访者们对公司一视同仁政策的担忧。总而言之，对于某种线索的解读，是要结合对其他线索的理解综合考量的。
1702477412
1702477413
说到这里，我们找到了一种对身份风险的负面效应进行补救的措施，也即如果在某种情境中有足够的线索能够让某一群体的成员建立起“身份安全感”，那么这些线索便可以对另一些同时存在的、可能引发不安的情境线索起到中和作用。比如当金斯伯格入职最高法院后，许多曾经令奥康纳饱受身份风险困扰的情境线索依旧存在——男性主导的法庭文化和情感基调、最高法院清一色男性大法官的历史传统、社会对于女性能否胜任大法官的质疑等。不过金斯伯格的出现足以令奥康纳获得身份安全感，足以使得关键性的身份条件作用产生扭转。于是上述那些情境线索对她产生的干扰便大为减弱，同时她也意识到自己内心的安全感更强了。
1702477414
1702477415
我和瓦莱丽所做的研究开辟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既然身份安全感上升到某个临界点后便能够有效降低其他情境线索可能引发的风险，那么为了使特定的情境显得更有安全感，或许不必进行彻底的重塑（比如将所有可能带来身份风险的线索清理得一干二净），而只要对一些关键性的因素进行改造即可。这一理念将会在下一章节加以展开。
1702477416
1702477417
不过在对上述观点作进一步阐述之前，我还想介绍一下玛丽·墨菲对于情境线索的影响所做的深入研究。玛丽怀着对身心关系——心理意识与生理机能之间相互联动的浓厚兴趣而加入我们的研究团队。她提出了一个问题：身份风险会带来哪些生理性危害？比如桑德拉·戴·奥康纳和泰德会不会因为承受了情境线索所引发的风险而付出一些身体健康方面的代价？我和瓦莱丽所做实验中出现的偶发性情境线索真的会引发生理反应（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紧张出汗）么？这一问题与我们研究约翰·亨利主义时所关注的情况非常类似，而在此之前我们了解到的是，如果在参加测试的过程中受到了刻板印象风险的影响，那么便会出现相应的生理反应。不过参加考试本身就是一件令人紧张的事情，而玛丽所关注的是日常生活存在的身份风险将对当事人造成怎样的生理影响？假设我真的在位于硅谷的那家创业公司里供职，那么当我看到悬挂在半空中的一辆辆自行车后会导致什么生理上的影响么？还有，当泰德坐在非洲裔美国人政治学课堂中时，也会出现某些生理反应么？
1702477418
1702477419
我们需要获得额外的帮助完成这一研究。于是玛丽找到了在我们楼上办公的詹姆斯·格罗斯。詹姆斯是人类情感心理学和生理学研究的国家级领军人物之一，他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给予我们大力支持，于是我们这个研究小组正式开张，目标直指一个核心问题：偶发性的情境线索——那些在特定情境中偶然出现的、可能暗示了风险性身份条件作用的线索会对当事人的生理方面产生切实的影响么？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增加了另一个问题：上述的情境线索会否令当事人对于周边环境产生更大的警觉，从而更加留意可能出现的不利状况？我们可以通过测试当事人对于一些零散信息（比如既定情境中的男女性人数、座位的设置、大门的位置等）的记忆能力，评估当事人对于周边环境的警觉程度。
1702477420
1702477421
我们在斯坦福大学招募了一些数理专业的男女学生志愿者，安排他们依次进入实验环境，每次一人。这些志愿者们被告知他们的任务是对一段关于即将在斯坦福召开的理工学科领头人暑期峰会的宣传视频给出评估意见。同时我们征得了他们的同意，在他们观看视频的同时对他们进行生理指标的监测，以便了解他们对于宣传片的生理反应。而实验用的视频则播放了一些模拟暑期峰会实况的照片。部分实验志愿者观看的是“平衡版”照片，也就是说在每张照片里，男性和女性的人数相等；而另一部分志愿者观看的则是“失衡版”照片——每张照片中男女性比例为3比1，在我们看来，这种情境线索可能会引发针对女性志愿者的身份风险。视频放映完毕后，我们会通过调查问卷评估每位志愿者对于视频以及实验环境中的一些细枝末节的记忆程度。整套实验至此结束。
1702477422
1702477423
实验结果如何呢？我们在理工男们身上并没有太大发现，他们对于视频中播放的显示不同男女比例的照片都无动于衷，生理反应上一直处于波澜不惊的状态。同时，他们无一例外地对视频以及周围环境的细节印象模糊。不过女生们的情况便有所不同。相对于观看“平衡版”视频的女生来说，观看了“失衡版”视频的女生们出现了明显的心跳加速、血压升高以及紧张出汗的状况，并且她们对于视频和实验环境中的零星细节都记忆得更加清楚。可见她们的警惕感被激发了起来，所以对这场“学术领头人峰会”中任何可能会提示条件作用的信息都更为关注。而视频中男性比例的提升便足以令她们产生相应的生理反应、引发她们对周边环境的高度警觉，以及强化她们的记忆能力。
1702477424
1702477425
在桑德拉·戴·奥康纳和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各自作为最高法院中唯一女性大法官工作的时期，她们很可能一直都承受着额外的生理负担，为了额外的提心吊胆而付出隐性的代价，并且可能她们对这一切都毫无意识。同时，我和玛丽的研究表明达成这一切绝非难事，即使在最普通的情境中都可能产生类似的问题。如果不是身为女性，那么便很难注意到实验环境中反映不同男女比例的视频之间的差异。然而，仅仅一段反映男女比例失衡的视频便足以令女性观众脉搏加速、血压升高、神经紧张，同时也令这些理工科女生们更加关注视频和实验环境中的各种线索以便为可能出现的状况做好应对。
1702477426
1702477427
我和玛丽还开展了其他一些类似的实验，同样表明即使再怎么普通而又细微的情境线索都足以引发身份风险。这一效应的作用机制在于这些情境线索能够让当事人对基于自己身份而可能引发的不利状况产生焦虑。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实验再次证明了我和瓦莱丽此前发现的一个有利现象：那些能够营造身份安全感的情境线索会对由其他情境线索引发的身份风险起到抵消作用。
1702477428
1702477429
我和瓦莱丽以及玛丽从事这项研究的目的在于寻找能够左右身份风险强度的决定因素。现在我觉得我们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情境线索，也即存在于既定情境中的、对于可能出现的不利身份条件作用起到提示作用的一些特征表象。这些情境线索越多，其传达的不安感就越严重，相关风险转化为现实的概率就越高，我们所感受到的身份风险就越强烈。比如桑德拉·戴·奥康纳在最高法院任职初期，身边便充斥着这些情境线索——不是言语暴力、也不是来自同僚们的偏见，而仅仅只是工作场合中的一些再寻常不过的情境特征（比如女性盥洗室的不足，或是记者提出的带有偏见的问题等），以及其所暗示的由女性身份引致的条件作用①。
1702477430
1702477431
于是我们得出了一个非常实用的结论——情景线索和条件作用是可以改变的，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是如此。我对这一结论表示欢迎，因为它意味着我们可以采取干预措施重塑人们的内心想法——当然，对于心理层面上的一些根深蒂固的特质或缺陷，补救起来的难度就会更大。心理医师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但至少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对环境进行改造，继而对风险性信号的释放强度进行调节。这就是这一研究发现的鼓舞人心之处。它对如何降低身份风险及其在重要场合下引发的不利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它为如何设计相应的补救措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它提醒我们要关注环境本身，包括关键性的情境特质和场景布置，以及伯特·威廉姆斯所说的“不便之处”，同时还要关注情境线索会通过怎样的方式被人感知。
1702477432
1702477433
建立在以上认知的基础上，我认为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方式改善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将自身身份与特定情境相融合的感受和体验。我希望这种可能性真实存在，因为它将是我们这场探索之旅的下一个目的地。
[
上一页 ]
[ :1.70247738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