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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切肤之痛：顶级高校学霸竟成为刻板印象的最大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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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鲍文是一位以精力旺盛而闻名的学者。他出生于美国中西部，在经济学专业耕耘多年。1972年，时年39岁的他被任命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随后跻身普林斯顿大学最具成就的校长行列。1988年，他离开普林斯顿大学，赴任安德鲁梅隆基金会（下称梅隆基金会）会长。该基金会因在美国高等教育以及艺术人文等领域的突出贡献而享有盛誉。作为梅隆基金会的会长，鲍文的一个鲜明的风格在于他坚定地认为，高等教育领域中的重要政策问题应当尽可能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这种实证研究应当回答以下问题：哪些背景因素可以促进学生们的在校表现？这些因素对于少数族裔和低收入群体学生也同样适用么？平权政策的受益者将来会如何回馈社会呢？学校对于体育特长生的保送政策将会使得多少学术能力优秀的学生抱憾出局？鲍文不但提倡调研，而且还身体力行地将这项调研工作落到实处，证明其行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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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文非常善于运用自己的辩才以及职权取得许多一流大学的支持，以便获取研究所需的各种数据。他本人则对梅隆基金会资助的一项 “本科及以上学位教育”的研究工作加以重点跟进。这项研究对三届（1951届、1976届和1987届）大学生们进行了跟踪调查，从他们步入高校起一路跟踪到完成学业后（往往会跟踪到他们40多岁时）。鲍文与哈佛大学的前任校长德里克·博克在他们所著的《势如河流》一书中指出：那些在平权政策的帮助下进入一流大学就读的学生们，即使在“上游”地带——高校象牙塔中只能苦苦挣扎，但在今后的生活中，他们对于“下游”地带——外部社会所做的贡献更多——这部著作的书名也正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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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梅隆基金会同时还资助了由社会学家斯蒂芬·科尔和埃莉诺·巴伯主持的另一项关于“名校就学体验”的研究。而无论是鲍文-博克团队还是科尔-巴伯团队，他们都发现了有关少数族裔学生学业欠佳问题的一些铁证，这与我多年前在密歇根大学“少数族裔生源招募及维护委员会”担任职务时了解到的情况一模一样。很显然，学业欠佳问题并不只是密歇根大学的“特产”。更为重要的是，两组研究团队都在报告中将导致学业问题的可能原因指向了刻板印象风险。鲍文和博克指出，他们发现（与同水平白人学生相比）学业欠佳的情况在黑人尖子生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考虑到刻板印象风险也是对尖子生们最为“关照”，因此可以合理推测刻板印象风险与学业欠佳的问题可能有所关联。而科尔和巴伯的研究旨在寻找能够鼓励学生投身科研生涯的各种因素，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只关注高校里的尖子生。他们发现：越是杰出的名校，刻板印象风险就越大，因此学业欠佳的问题就越严重。我猜想，对于上述这些发现，可能还会存在其他不同的解读，比如缺乏文化积累或是系统化的学习技巧等。不过这些发现的确为早已在实验环境中得到强力验证的刻板印象风险效应提供了绝佳的真实案例作为支撑，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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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道格拉斯·梅西曾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与同事们一道开展对各所名校内黑人和拉丁裔学生经历的刻板印象风险进行直接的量度。道格拉斯·梅西和比尔·鲍文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相似——身材相仿、精力和工作效率都同样过人，并且对于社会热点问题（如社区隔离、拉丁裔移民问题等）的研究工作都崇尚精耕细作等。同样是在梅隆基金会的资助下，梅西和他的同事们针对大学学业表现情况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调研。本次调研覆盖的高校样本与鲍文和博克研究中所涉及的学校大同小异，其中多数为常春藤高校、享有极高声誉的公立大学以及著名的人文学院。本次调研的重点在于探究学生的身世背景对其学业表现有何影响。而为了与鲍文和博克的著作《势如河流》形成呼应，梅西和他的同事们将他们发表的第一份报告命名为《河水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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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研的一流高校学生样本数量达到近4000名，其中白人、黑人、亚裔和拉丁裔学生的数量大致相仿。研究人员会在这些学生入学前对他们进行面对面的采访，接着一直等到他们大三的春季学期，再对他们进行一次电话采访。从这一采访计划来看，研究团队无法对学生们在大一时期所遭遇的刻板印象风险进行评估。不过在他们看来，学生的背景特质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对于刻板印象风险的易感性，于是，他们转而对学生们的身世背景开展调查。他们会询问学生们：对自己的能力有否怀疑、程度如何？会否担心教授和其他教学人员对自己的能力有所轻视？当然，即使学生在以上方面没有异常，也并不代表他们对刻板印象风险免疫。不过梅西的研究团队发现，受到上述问题困扰的黑人和拉丁裔学生们的确在入学早期遇到了学业问题。其他一些能够产生类似影响的因素包括：学术研究基础的扎实度（以高中成绩作为评估依据）、参加预修课程的数量、家庭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对同辈压力的抵御力等。正如梅西的研究团队所指出的：“从很大程度上说……（黑人以及拉丁裔学生与其他学生相比）在入学早期时的学业表现差异应当被归因为不同群体的学生对刻板印象风险的易感性，以及入校时对大学学习的准备程度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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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黑人和拉丁裔学生在校园中实际感受到的刻板印象风险（这是与刻板印象风险“易感性”相对的一个概念）是否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业表现呢？梅西的研究团队希望在大三春季学期的电话采访中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比如他们会询问学生们，会不会担心教授和其他人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自己，以及有多担心？结果发现，如果黑人和拉丁裔学生对这个问题越是感到担忧，他们的学期评分就越糟糕。这种情况无论是易感性高还是低的学生都同样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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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造成学业欠佳的原因五花八门，不过梅西的研究团队认为，黑人和拉丁裔学生们相比他们的白人和亚裔同学来说会受到更多不利因素的影响。比如他们的原生家庭一般都不太完整；在他们就读期间，原生家庭内部可能会出现更严重的暴力和创伤；他们很可能来自种族隔离区，因此对于一些有助于大学学习的文化和技能知之甚少；他们的学业开销可能在家庭收入中占到更大的比重；他们就读的高中不大可能提供预修课程安排；他们在入学之前建立的朋友圈不大可能把兴趣点放在大学的学业成就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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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发现揭示了课堂因素之外的由肤色、阶层和种族特征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你也可以称之为身份条件作用——对大学学业造成的危害。正如梅西所指出的，这些学生们正经历着“千难万险”。此外，与其他所有梅隆基金会资助的研究一样，本次研究还发现刻板印象风险会在其他不利因素之外对学业表现施加更进一步的破坏，这是一个悲伤的结论，因为它意味着即使黑人、拉丁裔以及美洲原住民学生们克服了其他学业上的困难，他们还是难以与白人和亚裔学生们达到同一水平线，因为他们还需面对来自刻板印象和身份风险的额外压力。即使是这些群体中最杰出的代表也同样难以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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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梅西团队总算找到了一种可以抑制负面效应的办法，就是安排黑人教授授课。在由黑人教授授课（可能同时还有更多数量的黑人和拉丁裔学生在场）的课堂上，黑人和拉丁裔学生们便几乎感受不到刻板印象风险。所以这又是临界数量在起作用么？一切看起来正如泰德对非洲裔美国人政治学课程描述的那样，只要身边坐着的都是黑人同胞，那么黑人学生们便不太会被身份风险所困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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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的确会对少数群体学生的学业表现产生影响，这是真实发生在大学校园里的现状，也是我们研究的关键问题。我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够发现一些对这些不利影响起到调和作用的因素——或许这种压力只在顶级学府才会表现得如此强烈；或许对于初代移民来说，相关的情况会好很多（因为初代移民一般不会成为刻板印象所针对的目标群体）；又或许在肤色上做做文章可以让情况得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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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管怎样，各种研究的结论都明确指出，身份风险是导致少数群体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出现学业欠佳问题的重要原因，有必要加以解决。写到这里，我不禁回想起多年以前，自己在研究生院的学习经历是如何发生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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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如沐春风：无心插柳的“临界数量”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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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攻读博士学位时选择的指导老师名叫托马斯·奥斯特罗姆，他将通过在科研方面的言传身教，帮助我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汤姆是一位温文尔雅而又性格直率的前辈。当时正值时尚潮流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短发风格向时髦长发转变，所以我对他略显稀疏的头发还留着很深的印象。对于我这样一名刚入学的博士研究生来说，汤姆简直就是科学圣堂里的一位庄严的神父。当我前往他办公室请教问题时，他往往会在桌上的显眼位置点起一根又白又粗的蜡烛，然后露出充满期待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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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此前提到过的，在那一时期，我完全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尤其是在学校里。不过这并不影响我对汤姆的好感。他冷静沉稳、一丝不苟，却又待人友善，特别是他不太和我谈私事，这一点对正处在封闭状态的我来说是非常合适的。他看上去并不怎么介意我的消极状态，可能他对此也无计可施，也可能压根儿就没有留意到吧。总之，他并没有对我表现出太多的关注。每次我们在烛光下会谈时，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课题研究上。虽然远在数年之后他才给予我直接的肯定，但对于我们共同开展的研究工作，他从一开始便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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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这一局面中解读到的是：他将我视为一个给力的搭档。作为一名科学家，他为开展科研工作预设了许多前提条件，其中给我也留了一个位置，至于我的具体角色，应该起码是一个具备一定能力和潜质的同事吧。这其中，我的种族和阶级身份看上去并没有让他产生顾虑。话说回来，如果他经常表扬我，反倒会让我产生怀疑——毕竟我当时对于一切风险都极度警觉。不过正是由于我和他之间不温不火的合作关系，才让我产生了信任感。渐渐地，我那种颓废的状态开始改善。甚至有一次当他弹奏五弦琴的时候，我还在一旁调侃了几句，他便借机向我安利蓝草音乐并试图劝我也尝试一下，当然他想必也很清楚，像我这样一个成长于南方城市芝加哥的人，是不大会对源自东部乡村的蓝草音乐感冒的，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乐在其中，开怀大笑。就这样，我逐渐变得振作起来，并开始像他一样积极投入科研工作。汤姆当然对此表示欢迎，我们共同找到了彼此的契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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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融洽，那些一度困扰着我的情境线索——那些关于谁更“聪明”的老生常谈、在科研项目或领域内少数族裔群体的存在感几乎为零、那些在大庭广众下喊我们“尼哥”的教职员、那些暗示着我与这里的主流文化格格不入的证据等，它们都不再像原来那样令我不堪其扰了。我仍然像以前一样对这些东西非常反感，但是它们已经再也无法阻止我融入周边环境了。从科研工作本身的层面来说，我所做出的成绩会让很多人感到“值回票价”，我的导师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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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对刻板印象风险没什么研究，自然也不太了解非洲裔美国人在面对这种风险时的体验。我们之间的融洽关系并不是基于对彼此的感同身受，而是建立在一种直来直去的、温和友善的，同时也是以工作为重的氛围之上。这种氛围的构建可以产生类似临界数量（即既定情境中少数族裔或是女性的数量达到较高水平）的效用——无论是瓦莱丽·珀迪-万格斯、玛丽·墨菲、还是我本人都针对这一效用做过相应的研究，而研究的结论则是，这种积极的效用可以扭转其他情境线索所引发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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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有一位名叫杰弗里·科恩的聪明学生仅凭一己之力便设计出一套构思精巧的实验，对托马斯·奥斯特罗姆式的导学方式和策略进行了实证研究（说起来杰弗里在风度上跟汤姆还颇有些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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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汤姆·奥斯特罗姆式策略：避免模棱两可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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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是一名社会心理学家，他同时致力于心理学理论（对心理学基本原理的理解）和实际应用的研究。举例来说，他在康奈尔大学就读本科时，便参与过一个面向弱势群体的教育项目，他还曾利用一整个学期的海外游学时间前往英格兰苏塞克斯郡研究社会问题和社会政策。这些研究经历使他关注到一个非常现实而又带点戏剧色彩的问题：白人教师应当采取何种方式向黑人学生提出批评性的意见，从而确保该意见易于被对方接受，进而产生激励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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