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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汤姆·奥斯特罗姆式策略:避免模棱两可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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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是一名社会心理学家,他同时致力于心理学理论(对心理学基本原理的理解)和实际应用的研究。举例来说,他在康奈尔大学就读本科时,便参与过一个面向弱势群体的教育项目,他还曾利用一整个学期的海外游学时间前往英格兰苏塞克斯郡研究社会问题和社会政策。这些研究经历使他关注到一个非常现实而又带点戏剧色彩的问题:白人教师应当采取何种方式向黑人学生提出批评性的意见,从而确保该意见易于被对方接受,进而产生激励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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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些人会立刻问道:难道黑人学生们会不接受批评么?让我们站在黑人学生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个问题。考虑到刻板印象的存在,作为黑人来说,仅仅一个身份便足以令当事人对如何解读批评意见产生迷惑。所以这种批评究竟是基于科研工作质量本身,还是仅仅出于对黑人群体能力的负面刻板印象呢?这种纠结感便是黑人学生们经常遭遇的身份条件作用。“怎么会仅仅出于刻板印象便提出批评意见呢?”有人可能会对此表示质疑,或者拒绝相信。不过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对这种可能性视而不见。而且一旦黑人学生们真的产生了误会,那么他们便完全不会接受相关的建议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类心结可能会让黑人学生们与许多宝贵意见擦身而过。所以现在的问题是,面对这种困境,我们应当如何巧妙地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和杰夫还有李·罗斯(前文曾提到过他)一起设计了一个实验(在这儿吐槽一下,这个实验可能是我参与过的所有实验中最耗体力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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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斯坦福大学招募白人和黑人学生志愿者,安排他们依次进入实验环境,并请他们为自己最喜爱的老师写一篇文章。我们还向他们宣称,如果文章写得足够出色,甚至可以发表在学校最新一期的教学杂志上。当学生们完成写作后,我们会告知他们两天以后再回来领取关于文章写作质量的评估报告。而在这两天中,杰夫和同事们真的开展了阅卷工作,对文章的语法进行纠正,并为每篇文章都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为了完成这项实验任务,他们不得不挑灯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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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此设计了三种不同的意见反馈方式,并在两天后选择其中一种向学生们进行意见反馈。随后,我们会向学生们了解他们对于这些反馈意见的接受程度,以及他们对修改文章的积极性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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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发现,有两种反馈意见的方式对于黑人学生来说效果不佳。一种是以中立的口吻进行客观阐述,另一种则是在提出意见前先用一些积极的陈述作为开场白。与白人学生不同的是,黑人学生对以上两种表达方式并不买账,而既然他们无法接受,那么便不会对修改文章抱有积极态度。毕竟在他们看来,这两种形式的意见反馈可能就是在传递某些种族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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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发现,有一种反馈方式是对黑人和白人学生都有效的。我将其称为“汤姆·奥斯特罗姆式策略”。具体而言,这种策略是首先让学生们明确,他们的文章接受的是和教学杂志正式发表的文章同样的“高标准严要求”的评价,并且评估人认为他们的文章具备了公开发表的潜质,而评估报告中所指出的批评意见则正是为了帮助学生们真正达到公开发表的严格要求。对于这种形式的反馈,黑人学生变得与白人学生一样乐于接受,而这种心悦诚服的态度会促使他们积极修改自己的文章。对于黑人学生来说,奥斯特罗姆式的反馈不啻于沙漠中的一汪清泉——这种形式的批评对他们来说非常罕见,然而一旦出现,便会充分地唤醒埋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信任感和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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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汤姆·奥斯特罗姆式策略如此有效呢?这是因为它改变了学生们对于某些模棱两可的情况的解读方式。由于产生批评意见的原因是基于高标准的采用以及对进一步提高文章质量的期望,因此这种表述会让当事人相信,自己并没有被他人戴着负面刻板印象的有色眼镜看待,于是他们内心压抑已久的激情和动力便自然而然地释放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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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看上去就是汤姆·奥斯特罗姆在和我相处时采取的方式——一方面对我严格要求,另一方面又对我抱有信心。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使我从对周围环境的忧心忡忡里解脱了出来。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我会产生之前的忧虑并且期盼着得到“解救”,其根源在于无论是针对我所属群体的刻板印象,还是校园环境中无数的情境线索,都在不断地消解着我对学校的归属感。我不觉得我的这些想法统统来源于身为非洲裔美国人的生活经历给我造成的所谓“心理创伤”。相比之下,我更相信是周围的环境让自己产生了挥之不去的“我不属于这里”的想法,就像泰德在非洲裔美国人政治学课堂上所体验到的感觉一样。不过,我跟泰德的不同之处在于,我的身边有汤姆这样一位通过身体力行帮助我彻底解开心结的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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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汤姆·奥斯特罗姆式策略能否推广成为一种改善受偏见群体学业表现的通用方案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得将这一策略投诸真实环境中,观察其是否足以帮助学生们克服来自校园环境的各种压力以及其他许多复杂因素的不利影响,从而有效改善自身的学业表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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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我们为何歧视与被歧视 心理干预:成长性思维与固定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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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格·沃尔顿是斯坦福大学的一名心理学教授。2000年时,他在耶鲁大学攻读研究生,师从杰弗里·科恩教授。与杰夫教授一样,格雷格也是一位充满创意和热忱的科学家。他涉猎广泛,其中一大兴趣就是将社会心理学理论运用于现实生活,并试图从中取得一些颠覆性的重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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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里,杰夫师徒俩合作开展了一项研究:已知校园内的某些情境线索会令当事人产生对风险的高度警觉,假设能够通过某种方式将这种警觉转化为一种期望,从而促使当事人产生归属感和上进心的力量,那么当事人的学业表现会就此得以改善么?于是杰夫师徒设计了一个简单的方式对此加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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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你是一位黑人学生,正就读于一所竞争激烈的大学。你怀着跟我以前在俄亥俄州求学的早期阶段相似的心态,与周遭环境孤军奋战了整整一个大一学年。你的身边充斥着各种不断削弱你对学校的归属感的情境线索——寥寥无几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同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教职员工和管理者、看上去并非适用于全体学生而更像是为少数族裔学生专门开设的种族研究课程、种族沟壑深不见底的社交圈子等。相应地,你的内心独白也在不断地发出警示:这所学校看起来不像是能够让你走向成功走向辉煌的梦想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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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有一天,突然有人递给你一份针对高年级学长们在校社交体验的调查报告(实际上这项调查和报告都是虚构出来的),你对这个调查很感兴趣,因为你很想了解那些和你同类但比你大几届的学长们这几年来在学校里都经历了些什么。接下来,在花了不到一个小时进行阅读后,你发现这些学长们在大一的时候也跟你一样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在这所学校里无法找到归属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懂得了如何更好地利用学校的资源和优势,加之一路上又建立起了许多长期的友谊,使得他们渐渐在这所学校找到了归属感和幸福感。这一调查报告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信息会让你觉得自己目前在大一阶段所经历的各种挫折更像是为了光明的前途而必须克服的困难。再假设你对这一调查结果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解读,以至于将你从中领会到的精神实质毫无违和感地套用在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此前对于各种风险的高度紧张是否会有所缓解?对学校的归属感是否有所加强?而所有这些是否进而会让你的学术表现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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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这些假想剧情其实就是格雷格和杰夫在美国西北部一所大学里面开展的实验内容。而他们从本次实验中得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发现。那些阅读了反映高年级学生生活状况大为改观的调查报告的黑人学生们在接下来的一个学期中所取得的考评等级相比对照组的同学(他们阅读的是一份关于政治态度的调查报告)来说,平均高出了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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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研究发现。试想一下这种对思想观念的直接干预将会产生怎样的长期效果。如果它能够帮助低年级的黑人学生们提高学业成绩,那么这种改善将会进一步提升学生们的归属感,从而对学业成绩产生更大的帮助——如此这般,充满信任感的思想观念推动学业成绩的进步,而学业成绩的进步反过来又推动思想观念的改善。二者形成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关于这一点,我们随后也获得了一些初步证据证明事实的演进与理论推导的情况简直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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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那些受到刻板印象影响的学生们重塑自己对在校体验的解读可能是一种事半功倍的干预策略,并且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干预效果。20世纪90年代初,我和同事史蒂夫·斯宾塞、理查德·尼斯贝特、玛丽·胡默尔还有克姆·哈伯在密歇根大学开展了一项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心理干预的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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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起了一个学术项目,以宿舍为单位召集学生们开展一次围炉夜谈,学生们分成若干小组,每组不超过15人,然后开始讨论一些个人话题——与父母和家庭的关系、友情与爱情的困扰、在校学习的感受、参加社团和联谊会的体验等。每个座谈小组里的黑人学生们都只有两到四个人,这与整个学校的生源分布比例是一致的。不过这些黑人学生们却通过参加夜谈活动而获取了最大的收益——相比那些被随机分入对照组的同胞们,参与了夜谈活动的黑人学生们在日后的学业考评中也提升了三分之一的等级,成绩已经直逼同年级的白人学生们了(顺便一提,有否参与夜谈活动对于白人学生的成绩未见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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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这一成效的原因何在呢?很显然,围炉夜话活动可以向黑人学生们释放一些信息,从而帮助他们对自己的在校经历进行更加准确和可信的解读。在基于种族身份划分的校园朋友圈里,私人话题的讨论一般只会出现在白人与白人或者黑人与黑人之间,因此黑人学生不大可能了解到其实白人学生们也跟他们有着类似的各种困惑。这种信息闭塞,加之他们普遍从种族角度出发对各种情境线索所持的警惕态度,很容易令他们将种族因素视为导致自己目前处境的决定因素——如此一来他们在种族方面的警惕感就愈发严重。而我们组织的夜谈活动则对这种不利情况进行了纠正。夜谈活动所释放的信息是,大学生活中的一些压力——学业成绩低于预期、尝试与助教或同学沟通却没有得到回应、与某些同学的关系不够友好、时常陷入个人财务危机等,其实是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问题,而非某些种族的“专利”。这一事实会让黑人学生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改变,它会帮助黑人学生们摒弃以种族身份为核心的思考方式,并提升对于高校环境的信任感。当参与过夜谈活动的黑人学生们不再需要为了保持警觉而耗费大量精力时,他们便可以将更多的智力资源投入学术工作中,于是他们学业成绩的提高也就水到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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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前,学者约书亚·阿伦森、嘉莉·弗里德和凯瑟琳·古德也开展了一项精妙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如何通过对思想观念的改造来帮助受到刻板印象影响的学生们改善学业成绩。他们试图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向斯坦福大学的白人和黑人学生们传递有关智力增长的理念,并藉此降低刻板印象风险。他们的这一想法乃是受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的启发。卡罗尔·德韦克和学生们开展了一项研究,旨在了解个人的基本素养将如何影响当事人在学习、工作和体育运动中遭遇挑战时的应对能力。这项研究特别关注到了两大理论:一是“成长思维论”,即应对挑战的能力是可以通过学习来掌握和增长的;另一个是“固化思维论”,即个人的能力是一成不变的,它会对个人活动产生制约,且无法取得实质性的增长——这其实就是许多人对于智力所抱有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的宿命论态度。以下是卡罗尔对自己六年级时班级情况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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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好像是在根据我们的智商给我们划分为三六九等。包括我们的座位顺序都是按照智商排列的。如果智商不够高的话,连洗黑板擦、举旗子、给校长递条子之类的活儿都没资格参与。不光智商不高的同学们感觉很糟,连高智商的同学也提心吊胆,生怕哪天再来一次智商测试的话他们就地位难保。这样一种氛围可根本培养不出……敢于迎接挑战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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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某种针对你所在群体智力水平的刻板印象出现时,它意味着你作为其中的一员,其实就跟卡罗尔六年级时班上那些智商不高的同学没有区别——你们都缺乏一种至关重要的却又无法改善的能力。这种思想观念会让每一次挫折都被解读为你本来就不是这块料,也不该来这儿。于是,当你面临各种学术挑战时,你会害怕自己的表现验证了刻板印象对你所做的“能力有限”的判断,这确实令人灰心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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