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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之外还有别的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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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提及的所有资料都已出版并为人熟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人们没有做出任何严肃认真的努力来避免即将到来的厄运。在个人生活中，只有疯子才会面对致命威胁却木然不动，然而那些公共事务的负责人无所作为，把命运托付给他们的大众也任由他们无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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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所有本能中最强大的生存本能似乎停止发挥作用了呢？一个最明显的解释就是领导们忙着做这做那，让人看起来似乎他们正在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灾难——例如无休止的会议、决议、裁军谈判——给人的印象是问题已得到充分认识并逐步解决。然而，并无任何实际进展，领导者和被领导者都装作在解决之道上向前迈进的样子，以此来麻痹他们的良心和生存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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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解释：目前社会体系催生的自私自利风气让领导者视个人成败高于社会责任。每当听闻一些政客和商业领导做出于己有利、危害公众的决定，我们已不再震惊。诚然，若自私自利成了当代道德伦理的支柱之一，人们的行为又怎会不是如此呢？他们似乎不了解，贪婪跟服从一样使人变得愚不可及，哪怕是在涉及自身利益的事情上也是如此，比如对自己以及妻儿的生命漠不关心。[参见让·皮亚杰（J. Piaget）的《儿童的道德判断》（The Moral Judgement of the Child）。]与此同时，普罗大众也只自私地关注自己的事情，而对超出个人领域的事漠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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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我们衰亡的求生本能还有一种解释：生活中需要进行如此剧烈的变革，以至于我们宁愿接受未来的灾祸也不愿牺牲已有的安逸。亚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讲述的西班牙内战中的亲身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佛朗哥的军队向前推进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坐在朋友舒适的别墅里。毫无疑问，军队夜里即将开到这里，他极有可能会被枪毙，他如果马上逃跑还能保住性命。但夜里很冷，还下着雨，而房子里是如此温暖舒适，所以他没走，于是就被捕了，几周后在记者朋友的营救下才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此外，有些人宁愿冒着病死的风险也不愿接受体检，因为害怕诊断出重大疾病进而需要进行手术，这样的行为也是一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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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面临生死攸关的情境却无动于衷，对此另有一种解释，这也是我写作此书的一个理由。我针对的是这样一种观点：面对公司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苏维埃社会主义以及技术至上的“微笑的法西斯主义”，我们别无选择。这种观点之所以流行，主要是由于几乎没有人对崭新社会模式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和实验。毫无疑问，只要我们当中头脑最好的人仍旧只关心科技问题，而不会哪怕稍微地关心一下社会体系重建的问题，我们将缺乏想象力，无法设想新的、现实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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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旨在分析两种基本的生存模式——占有型模式和存在型模式。开篇第一章对两种模式的不同点做出“第一瞥”初步评论。第二章以读者感同身受的生活实例为基础，进一步展示两种模式的差异。第三章介绍《旧约》《新约》以及埃克哈特（Eckhart）教士著作中关于占有和存在的一些观点。接下来几章的工作最为困难，它们对占有和存在型生存模式进行分析，进而在经验资料的基础上试图得出理论结论。到这部分为止，我主要是从个人方面对这两种基本生存模式进行分析。本书的最后几章从培育新人、新社会的角度对两种模式进行探讨，并针对个人消耗性的病态生存以及世界范围内毁灭性的社会经济发展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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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还是存在 第一部分理解占有与存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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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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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占有与存在进行区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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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占有和存在的区分与选择不在我们的常识之内。占有似乎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活下去就必须占有物品。除此之外，我们占有物品以获得享受。在一个终极目标就是占有的文化里，我们渴望拥有越来越多的东西。我们会在谈论一个人时说他“身价百万”，又怎么会想到在占有和存在这两种生存方式之间做出选择呢？与之相反，我们甚至认为存在的本质就是占有，要是一个人一无所有，那他就什么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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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伟大的哲人们早已对占有和存在进行了区分，这一问题构成了他们各自理论体系的核心。佛陀教导人们，人的发展要臻于最高境界，就必须抛弃贪念和物欲。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路加福音》，9：24－25）(1)埃克哈特教士认为，不占有任何东西，让自己保持开放和“空”的状态，不要让自我充当拦路虎，这是获得精神财富和力量的条件。马克思认为奢侈和贫穷一样罪恶，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充分地存在而不是过多地占有。（我这里说的马克思是真实的马克思，一位激进的人道主义者，而不是被庸俗地歪曲了的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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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一直在思索占有与存在的区别，并试图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在对个人和团体的具体研究中探寻这种区别的经验基础。我得出的结论是：占有与存在的区别，以及爱生命与爱僵死之物的区别，是人类生存至为关键的问题。经验人类学和心理分析资料向我们展示：占有和存在是两种根本的体验模式，这两种模式的消长决定了每个人性格的不同以及社会性格的不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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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几首诗歌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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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以两首内容相似的诗歌为例，引出对占有和存在这两种生存模式不同之处的理解。这两首诗是已故的铃木大拙（D. T. Suzuki）在他的“论禅宗”讲座中提及的。其中一首是日本诗人松尾芭蕉（Matsuo Basho）写的俳句，另一首的作者是十九世纪英国诗人丁尼生（Tennyson）。两位诗人描述了相似的经历——散步时看到一朵花的反应。丁尼生的诗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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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上的裂缝中生出一朵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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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轻轻将你连根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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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你捧在手里，根茎连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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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能理解，小小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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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到底是什么，根茎连同其他，一切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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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许就明白什么是上帝和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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